前章说到俞能贵在卖私盐，五乡碶街区处新开盐铺店的掌柜领着伙计等人前来干涉。
在四处售卖食盐的俞能贵也知，自己的行为已遭官府明令禁止，处于弱势地位，需得小心翼翼地进行。
在平日的叫卖奔波中，俞能贵也就远离街巷之中的热闹之处，专挑了一些村庄周边的不引人注目的僻静暗巷处进行售卖，既想躲避县署巡丁的稽查刁难，又刻意想与到处开张的汪记盐铺店避得远远的。
俞能贵不想与汪记盐铺店引起冲突，产生纠纷。
他觉得这并不是自己在害怕盐铺店，而是担心在叫卖时因盐铺店人员的出现而被搅黄了生意，没有了收入。
为度生计起见，此时的俞能贵正将盐担摆放在一条僻静的巷弄中在叫卖。
俞能贵在叫卖的食盐具有低价优势，又因他长期从事食盐买卖，故有着较多的人缘和所熟悉的老客户。
在俞能贵摆放的盐担前，尽管地处偏僻暗地，还是吸引了不少附近住户人家前来购买。
那盐铺店掌柜等人匆匆赶来。
由于事前派员作过探查，情报准确，方位明了，加上有俞能贵在喊售食盐时不时所发出的叫卖声及客户买盐时的嘈杂声，在大老远的地方就能听到。盐铺店掌柜等人依据情报信息一路找寻而来，到了近处又听到声响循着声音，较快地确定了俞能贵所在的卖盐处。
在一街巷拐角转弯之后，那掌柜等人就一眼瞧见了有多人正散围在俞能贵的盐摊前，你几斤我几两地在买卖。
见此情景，那盐铺店掌柜就当即吩咐手下人员，前去抢夺俞能贵在摆卖的盐摊担。
为表示自己身先士卒的决心与风范，盐铺店掌柜在吩咐手下人员行动之后，又大声地叱喝民众不准买卖私盐，并快步上前，亲自动手去抢夺俞能贵手中的杆秤。
俞能贵生得五大三粗，身材结实。长年风吹日晒，汗爬雨淋，奔村落、走田野、穿巷弄、过人家，这一挑着盐担四处奔波谋生的经历，使他不仅练就了一身魁梧身材，还学到了几手防身用的好拳脚。
俞能贵在突然之间听到了叱喝声的传来，又抬头猛见有多人似凶神恶煞般地向着自己疾步而来。
自县署盐业新政令下发之后，他受够了官府稽查巡丁的刁难和拘禁之气，经历过这样的场面已有不少次了，因而这一次也就没有显得过分的慌张。
俞能贵一瞥之下，发现来人并不是县署派出的巡丁稽查人员，凭迹象看像是此地新开张的汪记盐铺店的掌柜与伙计等人。
虽说是在俞能贵的内心深处是极不愿意与汪记盐铺店人员见面的，但见了那盐铺店人员气势汹汹地欺到自己头上来的样子，不觉也心地动火，烦躁顿起。
他没有像以往碰上稽查巡丁那样，一闻动响，就立时挑上盐担逃路，而是想与来人作番论说，以发泄一下那前来人员搅黄了自己生意的那口压抑在心中的恼怒之气。
俞能贵没有想到那盐铺店掌柜竟然会在驱赶乡民买盐的同时，一上来就会抢夺自己手中之杆秤，更没有想到那盐铺店的伙计等人又会乘机来算计自己的盐担。
盐铺店掌柜看上去长得文质彬彬，却也有点勇猛之气，他径直奔向俞能贵身前，一把抓住了俞能贵手中的那杆市秤……
眼看着那杆作买卖的市秤将从俞能贵的手中被抢夺而去。
岂知那盐铺店的掌柜实在不是俞能贵的对手人物。
再者这杆市秤可是商贩的象征，也是俞能贵家祖传下来已是伴随了几十个春秋的谋生家什（土语，即工具），即使是在前往日子里的被县署稽查巡丁处罚或拘禁中，他也是想方设法地保住了这杆手中之秤。
俞能贵将这杆市秤视为传家之宝，在万不得已之下宁可丢了盐啊、箩啊，甚至钱袋啊，也不想丢了这杆市秤。
俞能贵岂能让盐铺店掌柜轻易得手，将这杆市秤抢夺而去。
盐铺店掌柜虽则乘俞能贵不备之际，在第一时间里一把抢夺到了俞能贵手中的杆秤，然在瞬息间就被惊醒过来的俞能贵劲手反捏，那盐铺店掌柜的手腕处顿感一阵痛楚袭来，不得不松开了手掌五指，放弃了对那杆市秤的抓捏。
俞能贵将杆秤重新夺回到自己手中之后，就用左手紧握杆秤藏于身侧，又用右手掌发出劲力，一个强劲反推，将那盐铺店掌柜推得脚下虚空，立步不稳，倒退几步后跌倒在地，头上戴着的瓜皮帽也被掉落，翻滚到了一边……
慌得那几个跟随而来的地痞人物赶紧上前拦阻俞能贵的攻势，边又将那掌柜人物从地上扶起身来。
然而就在此时，俞能贵虽凭一己之勇夺回了自己的杆秤，但他所摆摊在做买卖的那两箩盐筐，连盐带箩一起已被那随跟掌柜而来的伙计等人抢夺在手，并两两配对扛抬着朝着盐铺店所在的方向一路跑去。
若是那扛抬人员是为县署稽查巡丁的话，俞能贵也只能是自认倒霉，毕竟他是知道自己再怎么有理，也是胳膊扭不过大腿，民是不能与官府斗的。
然而这来抢自己盐箩的扛抬人员却是汪记盐铺店的人员，对汪记盐铺店本来就窝着心中一把火的俞能贵见此情景，岂能甘心服输，立时火冒三丈，大声叫骂。他随手操起挑盐用的青木扁担，提着杆秤和钱袋，冲开了盐铺店掌柜等人的阻挠，边呼喊叫骂边迈开大步在后紧紧追赶起来。
大凡在村落里居住有人家的地方，每逢遇上争执、打架等大动响之事的发生，必是会引起周边人群的注目与围聚。
俞能贵在卖盐的地点虽则处于偏僻之地，但原已有一些民众在买盐，又加上盐铺店掌柜领着多人一路赶来，早有动响与声势，随跟前来看热闹，猎趣闻的人群自是不少。
盐铺店掌柜与俞能贵之间争夺杆秤事件的发生，及盐铺店伙计等人抢夺盐担与大声叫骂着的俞能贵在后追赶，这一大响动的出现，不仅使现场围观的人群发出了一阵阵哗然声，而且惊动了临近处的大批居民前来看事的好奇心。
汪记盐铺店经官府批准，有着官府的撑腰，开设在居住人群密集的中心地带，而盐铺店掌柜等人与俞能贵之间的争执之地则是在偏静巷尾之处，两地之间是有着不少的院落与巷弄距离的。
随着盐铺店伙计等人的抢夺盐箩，与俞能贵手持扁担随后一路叫骂、追赶的事起，不仅事件发生地的围观人群多已跟随其后，且随路闻讯前来观看、跟跑的人群越来越多，声势也就愈来愈大。
俞能贵一路追赶来到盐铺店前时，随同而来围聚的人群已有数百人之多。
在此围观的人群中，男也有，女也有，老也有，少也有，连两鬓斑白拄着拐杖的老者，怀抱婴儿的孕妇，稚气十足四处乱钻的孩童，提着篮子上街采买物品的婆妈等各色人群，齐都闻讯赶来，引颈观看，密集集地站堵在店铺门前的街道上。
在街巷深远处还有不少人仍在陆续闻声赶来。
这些来人中虽则多是些看乐趣、图热闹、观事态、议长短之人，但因观看的事端出自村民中人人关心、户户有涉的食盐买卖之事，故人心的向背多处在为俞能贵的打抱不平上。
盐铺店门前，紧随俞能贵而后赶来的店铺掌柜见势不妙，大声吆喝手下伙计人员，齐集店铺门前严守，并吩咐紧闭铺门，仗着人多优势，将俞能贵等人群力挡在店铺门外。
店铺外街道上集聚的人群在不断地增多，七嘴八舌一边倒的议论声越来越响，店铺掌柜与伙计等人虽则仍站守在铺门边，但见众口指摘，众怒难犯，均被惊吓得不敢多说半句话了。
邀来帮理盐铺生意的地痞几人，本是当地的村内及附近村落之人，见门外来的熟人较多，知根知底，有的辈分还较大，是为叔公爷辈。有着这长辈人等的存在，当着能叫得出名，骂得了娘，甚至可骂到上几辈祖宗几代的乡邻乡亲面前，也不敢撒野逞凶了。
“灰孙子，介高盐价，叫‘阿拉’（宁波土语，即我们，下同）穷人咋买得起？”
“这地方上上（祖祖）辈辈买的是肩挑盐，咋一下子不许肩贩来卖了！”
“肩贩良心好，价格公道，能叫‘阿拉’吃上低价盐，‘阿拉’得相帮其一帮！”
“呆大儿子，用‘白封’、‘红封’障眼法，使‘阿拉’百姓多付了不少官税冤枉钱。现在又叫‘阿拉’买高价盐，这是在骗百姓的钱，喝百姓的血呵。”
“盐铺店老板心太黑了，想赶走挑盐担，自家独吞赚大钱，晦气的还是‘阿拉’小百姓，要吃高价盐。”
“花佬（娼妓）儿子，贼偷货生的！这家盐铺店明摆着是家黑店，否则咋会卖出介高的价币来。”
“砸了它！毁了它！留着这家强盗店，还不抢走‘阿拉’手中仅有的几个铜板血汗钱……”
众人你一言，我一语，议论纷纷，嘈杂声起，话语尖锐，骂声不断，均将矛头对准了盐铺店。
被挡在盐铺店门前的俞能贵的情绪本已十二分的激愤，见众人的议论叫骂声向着自己一边倒，在相帮着自己，更是难以控制情绪，心中早在“突突”冒窜的恼怒之火霎时迸发。
他圆睁双目，举起双臂，绽露青筋，抡着手中的青木扁担，起身一跃，使尽大力，猛地一下，重重地砸在门上方悬挂着的“汪记盐铺店”的门匾上。
“砰”的一声裂开脆响，这块刚挂上没有几天油漆一新的盐铺店金字牌匾，霎时被一击两碎，在“咣当”声中掉落在了门前的平石板地上。
见盐铺店牌匾被砸，现场众人大声叫好，助威声浪甚为高涨。
俞能贵身边的一些毛头愣小伙子更是狂热起来，像拥戴英雄似地，以杂乱步伐推进的方式，簇拥着俞能贵践踏过那碎裂在地上的店铺牌匾残片，将拦阻在门前的盐铺店掌柜与伙计等人挤推到两旁，砸开了店门，涌进了盐铺店内。
盐铺店的掌柜与伙计等人，腿短的被人群围住议说，难以脱身；腿长的见势不妙，趁着街上人多混乱之间，赶忙溜之大吉。
进入店铺后，俞能贵在众人的帮助下，找到了自己被抢夺走的那两箩盐筐。
他双手作揖，向身边众人一一表示感谢。
然后，俞能贵结好箩绳扣子，扁担一穿，挑起盐担，口称谢意，穿过人群让出的通道，又走出店门，忙着奔村穿户，贩卖食盐去了。
想是盐铺店的高盐价行为已遭民心极端不满的缘故吧，也可能是人多乱杂有着三六九等素质不同的原因，那跟涌进店铺而来的人群，见俞能贵挑起盐担走了以后，就乘机发泄起来。
这些人仗着人多嘴杂优势，边议论，边动手，你一下，我一记（敲）地在乱中干起砸毁店铺的事来。其中一些心存不良之人与游手好闲之徒则干起了三只手的盗取物品的勾当。
未及多时，那装饰一新开门没有几天的汪记盐铺店，就被砸毁得门倒窗裂，柜塌桌破，店铺内的盐类货物等更是被盗抢一空。
闻店铺被砸、货物被抢讯息后的汪百万气急败坏，急赶到县署向德知县告状。
德知县闻报后也十分心痛，因这里面的损失也有着自己的利益在。
他本想调动衙役和巡丁前去捉拿俞能贵，给个厉害瞧瞧，按违反盐业政令和扰乱地方秩序条文治罪，以达到杀一儆百的效应。
然而，从政多年的德知县经过冷静思虑，最后还是决定暂时不去抓捕俞能贵为妥。
在这之前，德知县刚接到过刁师爷从书役处所转送过来的一张信函纸，纸内写着一首反映对盐业新政令不满情绪的匿名诗。
德知县又听刁师爷说到，据书役所说，此诗可能出自当地东乡的一位较有名望的董姓秀才之手，且此诗已在城内街巷民众中流传开来，还得到了不少学者仕人们的共鸣，听说有人还想做进一步的文章。
德知县见此匿名诗中写道：
府海东南利自饶，迩来科引未全销。
场往也是大家税，垄断何堪市侩骄。
德知县细观此诗之后，陷入了久久的沉思。
他清醒地看到，这首诗的要害是在第一与第四句上，第一句所说的“府海东南利自饶”，说的是宁波府的东南面临大海，物产丰饶；而第四句所说的“垄断何堪市侩骄”，则是说这一富饶的地方岂能让市侩者所把持了。
所谓“垄断”，即把持和独占矣；而所谓“市侩”，则是指唯利是图的奸商也。“迩来”两字突出了近来的这一时间。“大家”，指的是一定范围内的所有人。“何堪”意为岂能。
这首诗的内涵已经十分清楚，是在函告全县的民众，宁波东南丰富的海边物产（食盐）理应归全体当地人享用，近来却被奸商独占了，这岂能容忍啊！
德知县意识到这首诗是针对盐业新政令而来的，也是在发泄着对“商引”盐铺侵占“肩引”之地的不满，对自己怂恿汪百万的行为提出了非议。诗中火药味较浓，有着煽动民意与官府作对的企图。
对盐业新政令的颁布与实施后会引起东乡民众的反响，德知县原也是有所认识，并有过一定的思想准备。
他原以为有着《大清律例·盐法》的条文在，来自社会和百姓们的反对情绪虽然在一开始时会比较激烈的，但在骚动一阵之后就会平缓下去。然想不到的是实施后的反应程度竟会是如此的猛烈，且持续的时间又是如此地长久，似乎到了社会动荡、民怨沸腾的状态。
自从实施新的盐业政令以来，德知县从官员间的议说、百姓们的诉求，以及盐铺店与肩贩们的激烈磨擦中看到，县署推出的盐业新政令的进程，已大大出乎自己的意料，并非是件容易事，而是十分艰难的。
眼下又见这首匿名诗的出现，而此诗又有可能出自一位较有名望的董姓秀才之手，并正在城内街巷民众中散发与流传，德知县已意识到这可不是个好苗头！
他觉得小百姓们对自己的盐业新政令实施的反感没什么，但若是令学者仕人们反感就有问题了；再若如像东乡那位董姓秀才那样，真的纠集一些较有名望的社会名流，对此事做进一步的文章，虽说自己有《大清律例·盐法》的底气在，然那防不胜防的麻烦事还是会有的。
他想到若是自己是廉洁的，在汪记盐铺店内是没有插进一只脚的，那就完全不用去忌惮他娘的是董姓秀才还是李姓秀才了。可是自己确是与汪记盐铺店内有染呀，这些学者仕人们又若是不做盐业新政令实施的文章，专拿自己与汪记盐铺店内有染之事来说事，那岂不会要了自己的好看。
看了匿名诗后，德知县的第一感觉是，盐业新政令的实施是不能半途而废的，但眼下须缓和一些民情的心态了，减少一些对汪百万盐铺店的过分偏袒，同时也不能再加大禁私盐的力度了，更不能再过分地去激怒民众，激怒社会了。否则的话，除非是自己真的不想继续留在鄞县当官了。
钱财是要得的，然前途更是要放在首位的。
千里做官只为财，纱帽之下无穷汉，只要保住这一知县之位，何愁钱财不会滚滚来。德知县是深知这一其中奥秘的。
正是有了这一认识的出现，当德知县接到汪百万急急赶来状告五乡碶盐铺店被砸了的消息后，本想动手捉拿俞能贵的决心动摇了，手脚也软化了。
德知县吩咐衙差对事件的真相作了客观的调查，发现在此事的经过中，是汪百万新开的盐铺店掌柜领人前去抢夺俞能贵的盐担在先，导致了被激怒的俞能贵利用村人们因买高价盐而心怀不满的情绪，方才在众人的簇拥下进店砸了盐铺。
他担心若在此种情况下派员前去捉拿俞能贵的话，不仅使写匿名诗者有了可供进一步煽动民众对官府产生不满的利用资料，搞不好还有可能会因此而增大民愤，激起民变，给自己造成更大的被动。
经过再三的思虑，德知县打算暂时将俞能贵砸了盐铺店之事压一压，看一看，以免小不忍则乱大谋，在已被激起的民愤中火上加油，导致更为严重的事端发生。
德知县对汪百万说道：“百姓允许买私盐的旧政令有一百多年历史了，而盐业新政令的颁发与实施还只是刚开始，一下子要东乡民众来改变原有的习惯，完全接受新政令的规定，实是需要时间的。”
德知县想到自己心内的所想是一下子难以向汪百万说清楚的，只得又安慰着说道：“我说汪员外啊，盐铺店与肩贩和乡民间的摩擦一时之间息不了。官府虽是支持盐铺店的，对偷卖私盐也是要严禁的。但眼下民情反响过于激烈，地方上不安稳隐患十分显然，官府不宜再采取大的动作了，看来你也需得忍一忍了。”
汪百万见德知县如此说来，极为反感，恼怒地说道：“大人，这么说来盐铺店被俞能贵给白砸了，要知这盐铺店内的财产啊，大人也是有份的。再说，损失点财产是小事，影响店铺的声誉可是大事呵。还有，大人啊，这口怨气小人怎能忍得了！”
因心中忿忿有气，汪百万语气急促地一连说了三个层面。
德知县见汪百万不听自己的安慰所说，又听汪百万将自己与盐铺店有染的暗事抖了出来，扯在一起，极为恼火，气呼呼地说道：“什么财产啊，有份啊，这事你能带在嘴中随便说的嘛！笨猪一个，太不像话了。”
德知县骂了“笨猪”这句粗话之后，仍是拿眼逼视着汪百万说道：“汪员外，你是怎样当老板的，眼光这么短，心胸这么窄，俞能贵日后肯定是要抓的，否则政令何以实施？私盐何能禁止？本大人不是说过嘛，眼下只是忍一忍，此事也不过是放一放，你怎的还听不懂本大人的话意。”
在德知县的训斥下，汪百万尽管心中有气，也无法可想，不得不强忍按住缄口不言了。
俞能贵领众砸盐铺店之事也就暂时地这么过去了。
一段时间过后，心胸狭窄、怀恨在心的汪百万还是耐不住了，他多次借用奉送银两机会，又百般撺掇德知县捉拿俞能贵，并通过儿子在宁波府为官的房师力量向德知县施压。
德知县见民间局势有些稳定，用多种手段拉拢社会名流人物的方法也已奏效，类似于匿名诗的现象再未出现，在利益的驱动和上峰的一再催迫下，又想将仍在乡间卖私盐的俞能贵抓捕归案了。
然而正当德知县与刁师爷和汪百万一起密谋抓捕俞能贵之时，邻县奉化县又发生了一起惊天动地、轰动社会的大事件，使德知县又不得不再次放弃了抓捕俞能贵的打算。
时年农历十月廿二，即公历11月21日，鄞县近邻的奉化县因催收钱粮激成民变，以张名渊、赵舜年为首等人率众数万反抗田赋增耗。
“宁波府派兵至，战败。府城戒严，叠石东南门，浙江巡抚梁宝常调兵至奉化镇压”，方才驱散民众，拘捕首犯。然所在的府县事后也“被迫降耗银”，在职官员也被革职。
这一讯息传来，使德知县不得不对抓捕俞能贵的行动作些新的思量了。
前车覆，后车鉴，抓捕一个俞能贵是不难的，难的是在盐业新政令的实施还未被东乡民众所完全接受的情况下，若是因此而激起民变，使自己的知县之位受到损伤，那就是亏本的大买卖了。
因小失大，有害于影响自己官宦生涯的事，德知县是不愿干的。
但是自己颁布的盐业新政令也是不能更改的，维护了汪百万盐铺店的利益，就等于守住了滚滚而来的财源通道，这是绝不能放弃的。
“商引”盐铺店已进驻了“肩引”之地，只能是巩固阵地，决不能半途而废，更不能像奉化民众闹事后，导致府县官员被革职，事后也“被迫降耗银”的状况出现，使“商引”进驻“肩引”之地一事前功尽弃。
奉化民众闹事事件发生之后，德知县担心东乡民众也会仿效起来闹事，使盐业新政令的推行进程出现变数。
他与刁师爷一起又经过绞尽脑汁般的谋划，在决定暂且不抓俞能贵的同时，又想出了一个自认为是尽善尽美的变通方案来。
德知县想到要使自己能得到实惠，捞取到大钱，就得维护汪记盐铺店的利益；而汪记盐铺店利益的维护，则需得严禁私盐的买卖，以保盐铺店高额利润的产生。
要达到这一点，难的是在这当中是不能过分地激怒东乡百姓的，从表面上看，作为一个地方父母官而已，也需得照顾些有着百余年历史的私盐肩贩们赖以生存的活计。
鉴于这一难题的存在，德知县就在刁师爷的共同策划下，又以县署的名义作出了一条新的补充政令。规定肩挑盐贩可以与盐铺店同地存在，但需得缴纳足额的盐税后方可进行食盐买卖。
德知县认为如此一来，无论是从安抚民心需求上看，还是从照顾东乡片原有的约定俗成习惯上而言，均是说得过去的。
如此这般，那鄞东片百姓们的民情就不会再被过分地激怒，从而也不能再过多地相帮肩贩们说话了，更不会出现像奉化民众那样的闹事事件了，自己在鄞县的知县任上也可相对地太平些。
因为私盐是绝对不能买卖的，这是“部案”规定、国法严惩的律例，无论谁也是违背不了的。谅再强悍嘴硬的百姓对此也是会忌惮的。
对肩贩们而言，已经照顾到了他们的生计，可以做些缴税后的买卖生意了，那总该不能再继续喊冤了吧。不缴税的，县衙巡丁抓捕拘禁他们也就理所当然了。
肩贩们各自所拥有的“肩引”之地与“坐贾”之处经营范围原本就不大，让已经挤进来的“商引”盐铺店再同地售盐，肩贩的收入还能有多少？对于这一点，理是一个理。
但这能考虑吗？考虑了，那盐业新政令还有存在的必要吗？“商引”盐铺店的利益还怎能维护？自己辛辛苦苦筑就的取财渠道要想留住也没有法子了。
再说已经允许肩贩们能做生意了，这已经是很不错的事了，还去管收入是多是少干什么！
在敛财捞钱的事上，心要黑，不能慈，菩萨心肠是没有用的。自己也不是个菩萨类的善良人物，德知县还是有这个自知之明的。
此规定出台之后，鄞东百姓们虽因肩贩们需缴税而使食盐的售价有了提高，但因国法和“部案”规定的存在，不满情绪也不得不有所抑制了。
肩贩们也因能公开地买卖税后食盐，虽然收入减少了大半，但凭着辛苦赚取些劳汗钱还是能养家糊口的。
然而，汪记盐铺店的老板汪百万却不开心了。
在巡抚调兵镇压奉化百姓反抗田赋增耗事件中，在宁波府为官的汪百万的儿子房师也被该事件牵连而丢了官，汪百万在德知县处的说话底气不似以往的那样硬气了。
尽管如此，汪百万还是对德知县出台的后一补充规定心怀不满，深感失望。
汪百万不去想“商引”盐铺店已经挤进了鄞东市场这一大事，也不去想自己的商铺经营范围已经遍布了整个鄞县的各个角落，更不愿去想“商引”盐铺店在“肩引”之地上的这么一开设，那肩贩本已可怜的经营销量得少之又少了。
他所想的是自己开设的盐铺店因租房、雇员等开支所需，商业成本较大，而肩贩却没有这些负担；再者盐铺店是固定开设的，而肩贩则是挑卖流动的，销售竞争没有优势。
汪百万想得更多的是，有着肩贩同地销售的状况存在，要想提高盐价，获取高额利润是不可能的。这也是他感到最极其心痛之事。
汪百万觉得只有将那些肩贩们全都取缔了，不允许他们贩盐了，那才能一统市场，那才能赚到大钱。
他决心利用自己与德知县之间所架设铺就的奉送钱财的渠道，利用金钱的魅力和德知县欲壑难填的心态，来迫使德知县为自己效劳。
汪百万趁着向德知县送钱之时叫起了大苦，说是肩挑盐贩叫卖的仍是在逃税的私盐，自己的盐铺店快要赚不到钱了，要求官府严加查禁缉拿，以维护双方间的利益。
根据官方颁布实施的后一补充规定，肩贩们在缴纳足额的税款之后，官府会给予相应的纳税书款凭证条，盐贩们在流动售卖食盐的过程中，可以凭此条来作为已缴过税的证明，供官府和稽查巡丁们作查验之用。
汪百万据此向德知县谎称，说是肩贩们缴税后的税戳书款凭证条在多次地重复使用。一次纳税，交多次查验；一担缴税，供多担共用。在欺骗着官府，偷漏着税款，且状况相当地严重。
汪百万请求德知县同意和督促县署，吩咐产盐地的收税官吏作一改变，将肩贩们缴税后的纳税凭证，不再发放原来的书款凭证收条，而是将税戳印鉴直接改盖在盐箩内的售卖食盐的盐层表面上。
与此同时，汪百万又拿出了一大笔钱来，用以向官吏和稽查巡丁们暗中行贿。
汪百万私下指使稽查巡丁们利用盐层表面税戳印鉴难以保全这一特点，对肩贩们在售卖过程中予以百般刁难，竭力阻止肩贩们的正常售卖活动。
凭常识可知，箩装盐层表面是具有易晃动散开而不稳定特性的，经过长途的挑运和买卖过程之后，那盖在盐层表面上的纳税印戳要想完整地保存，而不使之模糊或不见是极为困难的。
这就给稽查巡丁们提供了随时可找碴儿的机会，以肩贩们在叫卖的盐上没有加盖官税的印戳是逃税私盐为借口，刁难、虐待、惩罚肩贩，对不顺眼的甚至逮到县衙内拘禁几天。
由此一来，肩贩们的日子又不好过了，缴不缴税是一回事，稽查巡丁们的处罚不处罚又是另一回事了。
说你是在逃税，即使缴过税也是没用的。
因为那盖在盐箩上的纳税印戳怎能长久保存得了。尤其是当售卖了一定数量的食盐之后，表层上盖有的纳税印戳因盐层的晃动和下层食盐的售卖取空，而不见了印鉴痕迹则是自然而然的事。
试想要将纳税印戳保存下来，除非你将盐箩整筐地摆放在平地上不再去动卖它，再要么是有着神仙般的能有固定印戳的本领，而这些都是不现实的。
所以无论是谁，再怎么地小心，在售卖食盐的过程中，纳税印戳模糊或消失是避免不了的。
故而在不见了完税印鉴的情况下，是不是缴过税，该不该处理，问不问罪，拘不拘人，那还不是全凭着稽查巡丁们的好恶和兴趣来处置了。
更何况稽查巡丁们早已得了汪百万的贿赂银两，当然对肩贩们是横挑鼻子竖挑眼，鸡蛋里面找骨头。没有缝隙找缝隙，没有理由编理由，缴过税的硬说成是在逃税，竭尽全力地为汪百万服务了。
而汪百万所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他要求德知县将肩贩们缴税后的纳税凭证作一改变的真实意图就在于此。
既然是肩贩们在“肩引”之地上似苍蝇那样般地难以驱逐，那就化些钱来动用稽查巡丁这把“拍子”，不停地挥舞着，让“苍蝇”久久地飞在上空，停不下来，做不成生意，赚不了钱，直至将他们累死、困死、赶跑为止。
肩贩们心中的恼怒情绪到了极端，与稽查巡丁间缴没缴过税的争执和摩擦不仅多了起来，且日趋激烈，对汪记盐铺店更是恨之入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