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光要长远，远离未来的祸患
曾国藩语录：同一境而登山者独见其远，乘城者独见其旷，此“高明”之说也。
在曾国藩的人生中，最让世人津津乐道的当数他的仕途谋略。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我们都可以发现曾国藩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政治谋略家。历史步入晚清这个复杂而难测的“失意时代”后，要想成就彪炳青史的政绩“恍如临渊，犹如登天”，但曾国藩做到了。我们会情不自禁地问，在那个乌云密布、千疮百孔的岁月里，曾国藩是怎么赢得完美的政治成绩的呢？其实，曾国藩名利双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在政治上的深谋远虑。
一开始为官，曾国藩就有时不造我的悲怆。在诗书和同僚的熏染中，曾国藩非常透彻地看到官场的险恶与堕落。但更让曾国藩悲哀的是，由于西方异域文化和科技知识的侵袭，中国出现了自古以来从未出现过的民族危机，那就是中国文明面临毁灭的危机，同时清王朝的政治生命正在面临衰落和被更替的绝境。
在复杂的政局中，曾国藩对自己的为官准则进行了非常明确的规定。具体说来，就是“以民为本”、“独立处世”。正是这两个原则，让曾国藩在艰危的政治局势中始终岿立不倒，创造了一个时代为官作风的楷模。
首先，曾国藩在以民为本的原则上进行了彻底贯彻。
在曾国藩为官期间，其家乡有个朱知县，他与当地乡绅关系甚为密切，而且被地方民众视为体恤民情的父母官。但后来，该县财政出现巨大亏空，敬爱朱知县的乡绅坐在一起为他排忧解难。一番讨论之后，大家决定通过民间捐款的方式帮助朱知县度过经济困难，与会的曾氏兄弟当即表示，愿意就此事亲自修书请教兄长。
当曾氏兄弟书信递到曾国藩官邸之后，他先是认真地念完内容，然后轻轻地皱起眉头，深深地思量许久，然后对身边人说：“你们看看这信，舍弟的建议是否合情合理。”曾国藩身边人看完书信后，对他说：“大人，这种大义之举，实为家乡官民的一大快事啊！”曾国藩深邃的目光直视远方，语重心长地说：“这不过是乡绅们玩弄权术的小把戏，这怎么能解救一方黎民呢？”曾国藩这样一说，身边人马上收起有些谄媚的笑脸。曾国藩站起身来，疾步走进书房。
曾国藩回信说，乡绅的建议表面看来是为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但事实上却是乡绅营私的手段。在募捐的过程中，乡绅表面上出钱，但这些钱却全部来自于百姓头上。这反而加重了百姓的负担负担。官绅层层盘剥，最终受苦的还是百姓，而乡绅还捞得个“义举”的名声。
曾国藩写完复函之后，长长地叹息一声：“看来家乡的百姓们没有深谋远虑啊！”当回信寄到曾家兄弟手中后，他们醒悟：“果然是我兄长有深谋远虑，我等应竭力阻止。”在曾国藩的指导之下，乡绅公然在民间募集资金的想法没有得逞。后来的曾氏族人非常欣喜地对世人说，这样做是对的，因为国藩是不会让百姓受苦的。通过这件事，曾国藩的政治基础变得更加牢固。
上面的故事让我们看到曾国藩超凡的政治意识。但是，中央权力斗争远比地方善民政策更难运作。在清廷内部，自古就有满人排汉的政治风气。要想与高贵的满族人共处一堂，并不让他们嫉妒自己的才华，这是一件比登天还要难的事。
在道光年代，他倚重穆彰阿；到咸丰年间，他偎权肃顺；而在同治廷朝上，曾国藩更是依靠恭亲王奕。在权力激斗中，权位越高就越危险，加上清廷帝王喜怒无常，使得显贵们如履薄冰。这三个时代的三位权臣都曾遭遇政治失败，穆彰阿和肃顺在斗争中双双不得善终，而恭亲王奕则在政治道路上颠沛流离，无法安身。然而与他们关系密切的曾国藩却根本没有因为他们的斗争而产生任何颓败的迹象。相反，在一个个权臣被弹劾的情况下，曾国藩一路升官晋爵、春风得意。这实在是中国政治史上的一个奇迹。曾国藩是怎么在复杂的斗争中保持相对清节的官风和气节的呢？其实，只要从曾国藩与肃顺的关系上，我们就能看出曾国藩不一般的深谋远虑。
咸丰六年，主张重用湘军的满族权臣文庆逝世。但他的离世并没有让文庆政治派系衰退。他的继承人肃顺更是扩大了重用汉臣的范围。文庆之后，皇族出身的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和文庆的同父异母弟严顺紧紧地掌握了清廷政权，以严顺为党首，三人包揽一切中央权力。
作为重用湘军的一项计划，肃顺大量任用曾国藩集团中的成员。像尹耕云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他是湘军幕下的重要将领，曾国藩对他“极器重之”，肃顺对他也“敬礼有加”。肃顺通过尹耕云与曾国藩时常交流政治主张，曾国藩对他的政治决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表面上，肃顺与曾国藩却没有任何实际往来。曾国藩的另一个爱将王闽运后来也成为了肃顺的家庭教师，这就让曾国藩的政治思想在肃顺的家庭中产生了不小的作用。在肃顺集团中，这种曾国藩的媒介人物还有很多，像高心夔等人，都和尹、王一样，成为中央权贵与湘军的中间人。
这些人被肃顺重用后，在政治上威信越来越强。在非常时期，肃顺甚至会与他们共议国家政策。在鸦片战争前后，肃顺大量听取湘军人物的观点，并在切实可行的范围内进行了采纳。在镇压太平天国军时，由于湘军功勋卓著，使得肃顺对曾国藩的亲信更加赏识。处理军国大事时，肃顺首先要请教的便是他的恩师王闽运，素有“军事谘而后行”的说法。这些肃顺身边的重要幕僚往往都与曾国藩交往甚密，从史料中可以看到，在王闽运等人与曾国藩的往来信函中，有大量讨论政军大事的文字。
不难发现，曾国藩以王闽运、尹耕云等人的侧面作用，使他牢固地依偎在权臣的庇荫之下，而在事实上，他又没有参与肃顺等人的政治斗争。这正是曾国藩遇事深思而后行的结果。肃顺要借助湘军扩大影响面，而曾国藩也时刻需要肃顺的依傍。在攀燮案发生之后，尹耕云等人求救于肃顺，事情很快就得到解决。从这个关系层面上来说，曾国藩集团与肃顺已经成为不动声色、心有灵犀的政治伙伴，因此肃顺在咸丰面前力荐曾国藩为两江总督。正是肃顺，让咸丰帝消除了对曾国藩的猜疑。之后，肃顺大量任用曾国藩的幕僚为朝廷命官。很显然，此时的湘军集团已经深深地依靠在肃顺这棵大树下。但对于曾国藩来说，他依然恪尽职守，丝毫不敢与中央要员打成一片。他依然通过下属与肃顺进行间接交往，并不与肃顺书信来往，更不要说会谈了。
在复杂的权力旋涡中，曾国藩已经看到政局的变幻莫测。后来，慈禧皇太后上台，肃顺素来与那拉氏争斗。慈禧为了铲除肃顺一党，颇费心思地给他加了个政变谋反的罪名，将肃顺处决。为了根除肃顺余党，慈禧调查了整个朝廷官员，几乎没有一人不与肃顺有瓜葛。当政者检查肃顺与朝廷官员的往来函信后，发现只有曾国藩未与肃顺有一字一句的书信交往。慈禧颇为欣慰地赞许“曾国藩乃忠臣”。
可见曾国藩看到的官场本质比任何人都要深刻，因为他更擅长“深谋”与“远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