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1、关于FDI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
（1）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
国外学者关于FDI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的实证研究，主要采用两种方法：一种是通过跨国比较分析来研究外国资本流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通常的做法是将经济增长率对外国投资水平和外国资本的积累进行回归分析；另一种做法是通过生产函数导出的增长方程研究外国资本对本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在对国际资本流入与国内经济增长特别是发展中的东道国的各种实证分析中，西方学者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第一，FDI流入促进了东道国的经济增长。侯赛因，伊什塔（Husain。Ishrat）与王军（Kwang W。Jun）（1992）应用时间序列和横截面序列相结合的方法，对东亚国家（不包括中国）1970-1988年的经济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发现FDI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巴拉苏伯罗曼斯。VN（Balasubramanyam。VN）和索利斯。M（Salisu。M）（1996）在新增长理论的框架内，检验了FDI对采用不同贸易政策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他们使用了包含46个发展中国家的样本的横截面数据，研究证明，FDI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东道国的经济增长，而且其作用在采取外向型贸易政策的国家要比在那些内向型国家更强一些。
梅洛，德（De Mello）（1997）以新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认为FDI可以通过增加东道国的资本，促进经济增长。一方面，通过FDI可以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以及管理方法和营销手段；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培训员工等增加东道国的资本存量。
瓦尔兹，乌维（Walz。Uwe）（1997）把FDI纳入包含内生技术进步的一般均衡模型中，并把新产品的研制地与生产地分开，即跨国公司在R＆D基础设施完备的发达国家研究设计新产品后，再通过FDI在低成本的发展中国家进行生产，从而产生跨国间的技术外溢。从该模型中推导出投资国与东道国高新技术产业创新和生产的均衡状态及产业政策的含义。
罗伯特。J。巴罗（Robert J。Barro），哈维尔，撒拉，马丁（Xavier Sala-i-Martin）（1995，1997）作为新经济增长理论实证分析的先驱之一，对技术进步、技术差距、技术外溢、人力资本及影响经济增长的诸要素进行分析，提出了确定各因素之间关系的模型，并对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及其趋同性关系进行了开拓性研究，为研究国际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奠定了基础。
巴雷尔，罗伊（Barrell Ray），佩因，奈杰尔（Pain Nige）l（1997）建立模型，分析了欧洲不断增长的跨国投资对投资国和东道国产生的广泛影响，量化外资企业的技术转让在多大程度上促进德国和英国的技术进步，提出外国直接投资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为了使企业特有的知识资产得以充分利用，这意味着国际投资是技术扩散的主要渠道。
邦德，纳本德（Bende-Nabende）等（2001）对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新加坡、印度五个亚洲国家吸收FDI的研究表明，FDI通过产生积极的溢出效应直接导致东道国的经济增长。他们还发现FDI的溢出效应主要体现在人力资本和对技术（知识）的学习效应上。对影响FDI的因素进行分析发现，开放政策、低生产成本、好的基础设施和熟练的劳动力都有利于吸收FDI。
萧政（Cheng Hsiao2002）建立VAR模型，对中国和其他23个发展中国家的时间序列资料进行分析，认为国内生产总值与外国直接投资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互动关系。除经济因素外，稳定可靠的组织机构和城市化的发展在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方面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它们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囚素。
山 乔丹（Shan。Jordan 2002）运用向量自回归方法研究中国的FDI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用方差分解与脉冲响应函数分析FDI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影响，结论如下：①经济增长与FD1之间存在着双向的因果关系，而经济增长对FDI的影响要大于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②FDI的流入加速了东部、西部之间的地区差异。③汇率变动并不是影响FDI流入中国的重要原因。
第二、对FDI流入会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增长持怀疑甚至否定态度。美国经济学家古普塔。L。卡纳赫亚（Kanahaya L。Gupta），伊斯兰，阿妮斯。M（M。Anisul Islam 1983）结合发展中国家的时间序列与横截面序列的资料，考察了1950-1973年FDI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FDI对其经济增长没有明显的作用。
威廉，埃斯塔利（Easterly。William）（1993）认为，利用优惠政策吸引外资会阻碍国内投资。当外资企业与国内企业收益差距很大时，引进外资反而会阻碍经济增长。
哈达德，蒙纳（Haddad。Mona），哈里森，安努（Harrison。Anu）（1993）分析了摩洛哥公司的横截面数据，证明更高水平的FDI并不一定会带来东道国国内企业生产率的增长。
约翰，康沃尔（John。Cornwall）和温迪，康沃尔（Wendy。Cornwall）（1994）提出了一个包含需求与结构变化的模型，用于估算欧洲统一大市场的效果。其结论是，贸易和生产要素自由移动（包括FDI）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被新经济增长模型夸大了。降低失业率促进经济增长比生产要素自由移动更可靠，而扩大需求也是生产要素自由移动的前提条件。
科格，阿里（Kokko。Ari）（1994）认为，当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所占市场份额比较大，并且与本国技术水平差距太大时，没有证据表明FDI对东道国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任何作用。
罗德里格斯，克莱尔，安德列斯（Rodriguez-Clare。Andres）（1996）利用模型指出，当跨国公司与本国企业之间的联系比较弱时，FDI与本国经济之间是负相关。
第三、FDI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受各种条件的限制而有所不同。莫斯特。S。J（Most S。J）和博格H。V。D（Berg H。V。D 1996）考察了11个撒哈拉非洲国家的经济增长与三个主要的投资资金来源（外国援助、FDI和国内储蓄）之间的关系。由于传统的横截面分析存在缺陷，他们应用了时间序列分析。结论如下：在某种程度上，国内储蓄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似乎比FDI或外国援助的作用更大，而后二者的作用显著地因国家不同而异。
伯伦兹特恩。E（Borensztein。E），（德，格雷戈里奥。J）De Gregorio。J和李。J-W（Lee。J-W 1998）运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对工业化国家流向69个发展中国家的FDI的研究表明，FDI是技术转移的重要动力，而且比国内投资更具有效率。研究还发现，东道国必须具备足够的吸收先进技术的能力，FDI才会对其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他们以人力资本来衡量东道国的吸收FDI溢出的能力，认为只有东道国人力资本达到一定水平以上，FDI才会对其经济产生积极影响。他们的研究还发现FDI对东道国的投资有拉动作用，但FDI对东道国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主要是通过刺激东道国的技术进步而不是投资拉动。
达勒姆（Durham）（2002）对80个国家和地区的FDI进行了研究，他侧重于研究东道国吸收FDI的能力对当地经济增长的影响，这里他以东道国的金融业发展状况作为衡量吸收能力的代表。结果发现，FDI并不是对所有的东道国都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他认为FDI在OECD国家和非OECD国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存在差异，这很大程度是由于在金融业发展水平的差异引起的。
（2）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国内许多学者认识到对国际资本流动和利用外资研究的重要性，撰写了许多有价值的著作和文章，对于FDI对东道国经济增长方面的研究，主要有：罗云毅（1999）根据中国当前宏观经济政策和宏观经济运行的特点，从作为需求要素的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角度，研究了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他采用了中国1952-1997年、中国福建省1978-1997年、美国1981-1996年、日本1977-1995年和英国1985-1995年间各需求要素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的经验数据，其研究表明，FDI对中国经济的增长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于克萍、傅晓涛（1999）应用简单线性生产函数和Koyck几何滞后模型，以中国经济增长为基础研究了FDI的理想吸收规模。通过建立国民经济总体的生产函数，反映经济增长和FDI之间的关系。在函数中把国民经济分为内资部门和FDI部门，由于以对外借款方式流入的外资使用权归中国，这部分外资视为国内投资。其计算结果显示：外资部门的生产效率比内资部门高。随着给定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和时间的推移，FDI最佳规模相应增加。作者应用的线性生产函数与内含投入要素之间具有完全替代性假设，这与现实生产过程差距较大。
东朝晖、靳向兰（1999）运用1979-1997年间的数据，在总量基础上用回归分析方法计算FDI对中国经济增长、出口、外汇储备和就业的影响，得出的结论基本上是积极的，FDI对中国经济的上述各个方面都有正向影响。
王新（1999）根据哈罗德一多马动态经济增长模型研究了FDI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他认为FDI导致额外储蓄增加，且储蓄应全部转化为投资。通过FDI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率的计算，得出的结论是：改革开放以来，FDI的经济增长贡献率呈现几个跳跃式增长台阶。这一思想开拓了FDI对东道国经济增长贡献的研究思路，但认为储蓄全部转化为投资的假设显然与中国的事实不符。
梁志成（2000）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的理论框架内建立了FDI的一般均衡模型，并且利用中国的经验数据，对中国现有的FDI规模以及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实际作用进行了统计检验和实证分析，结论是：目前中国的FDI的总体规模水平仍然是合理的，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也较为显著。
夏京文（2001）提出FDI在五个方面促进了经济增长：FDI弥补了中国资金缺口。②FDI对中国的技术进步有推动作用。FDI改善和提高了中国的贸易结构。FDI对中国产生了就业效应。FDI促进了中国的政策变迁。同时夏京文也提出FDI对中国经济增长也有负面影响：通过对股权、品牌、技术和市场的控制来限制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通过实物投资与资本投资降低了中国经常项目的对外偿付能力；增加了货币投放，加大了通胀压力。尽管他在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方面分析的较为透彻，然而只停留在定性分析上，没有足够的说服力。
程惠芳（2002）应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框架，着重就国际直接投资对高收入国家、中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三种不同类型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认为FDI能内生技术溢出和技术进步，从而成为内生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65个样本国家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FDI流入增加对高收入的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作用比对中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的作用更明显，但FDI流入增加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明显促进作用，其原因与FDI流入规模和中国的人力资本水平有关。
陈浪南、陈景煌（2002）从总供给角度，借鉴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模型（索洛模型）和方法，在劳动投入考虑人力资本作用的框架下，测算了固定资产投资，尤其是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其研究结果表明，FDI对中国某些经济变量有相当程度的影响，但不是对所有变量都有影响。这一分析假定所有生产要素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比重每年均保持一致，这是与事实不符的。
萧政和沈艳（2002）利用中国和其他23个发展中国家的时间序列资料来分析中国的实际GDP与FDI之间的互动关系，通过循环式结构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国内生产总值与外国直接投资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互动关系，并使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GLS）测算出FDI和GDP之间的短期弹性和长期影响。就短期弹性而言，FDI每增加1个百分点会使GDP在当年增加0.0485个百分点，相应的，GDP每增加1个百分点会使FDI在增加2.117个百分点。就直接的长期影响而论，FDI每增加1个百分点会使GDP在当年增加0.2959个百分点；GDP每增加1个百分点会使FDI在增加3.148个百分点。但是如果考虑到GDP的增长对FDI增加的非直接效果，那么，FDI每增加1个百分点会使GDP在当年增加5.4479个百分点，同样，GDP每增加1个百分点也将会使FDI在10年后增加34.4479个百分点。
王成岐、张建华、安辉（2002）运用构造分析聚合数据（Panel data）模型考察了影响中国引入FDI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诸多因素。发现无论在全国还是各省区分组的层次上，受资国或地区的经济技术水平和政策因素均强烈地影响FDI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在经济发达地区，FDI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强烈；企业间的竞争最激烈时，FDI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实现。分析结果还显示，地方政府应该且有能力采取措施最大程度地发挥FDI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市场化改革作为一种“一般性”的政策优化了经济增长的环境：FDI作为这种政策的一种体现，在发达地区对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
马明和（2003）选取1983～2000年间，中国FDI与GDP、进出口总额T的时间序列资料，描绘了FDI与经济增长、对外贸易的运行轨迹，对FDI与经济增长、对外贸易的关系作了相关分析，并实际测算了FDI 对中国经济增长、对外贸易的贡献。结果表明，FDI 与中国经济运行、对外贸易的轨迹基本平行，从一定程度上这是FDI对中国经济增长、对外贸易贡献显著的反映。FDI与中国经济增长、对外贸易具有较高的正相关关系，但FDI对经济增长、对外贸易的贡献确实存在着当年的需求效应和滞后年份的供给效应。
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任永菊（2003）根据中国1983～2002年的有关数据，在建立自回归模型（VAR Model）的基础上，检验二者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并在建立格兰杰因果检验模型的基础上检验二者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研究结果认为FDI与GDP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并且由于滞后期的不同，FDI与GDP之间有着不同的因果关系。滞后期为1～2时彼此独立；滞后期为3～4时两者互为因果关系；滞后期为5时，LNG（某期GDP的对数值）在4.57%的水平上为LNF（该期FDI的对数值）的格兰杰原因，反之，却不成立。
尽管大部学者认为FDI对经济增长起到积极作用，但也有学者持不同的观点，李坤望和佟加栋（1996）通过一个比较简单的宏观经济模型，将外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分解为几个不同的渠道，通过估计然后加以汇总，得出了1979-1992年外国资本的流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总体影响。结论为：外国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FDI对经济活动各个方面的作用比较显著，但影响有正有负。
武剑（2002）以经济增长理论为背景，运用多维方差分析模型，对中国地区间GDP差距、国内投资数量差距、国内投资效率差距、FDI数据差距、FDI效率差距等关键变量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FDI的区域分布不能有效解释各地区经济的不平衡状态，相反，国内投资的区域差距，特别是在投资效率上的显著差别，是造成区域经济差距长期存在的主要因素。
杜江等（2002）利用协整分析，证明外国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长期稳定关系。
卢荻（2003）的研究表明，在产业发展层面，外商投资确实有助于改进资源配置效率，然而这种贡献却是以妨碍生产效率改进为代价的。
1.2.2、关于FDI与东道国对外贸易的相关性研究
（1）国外学者相关研究
关于FDI与东道国对外贸易之间关系的问题，最初是由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A。Mundell）于1957年提出并进行深入研究的，迄今为止，这方面的研究先后出现了贸易与投资“替代模型”（Robert A。Mundell，1957）、麦克逊（Markuson）和希文斯（Svensson）的互补关系模型（Markuson，1983）、“小岛清模型”（Kiyoshi Kojima，1987）、哈文特（Bhagwati）和迪诺普 洛斯（Dinopoulos）的补偿投资模型（Bhagwati，1987，1992；Dinopoulo，1986，1989，1991）。
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A。Mundell）早在1957年就提出了贸易与投资的替代模型。他指出：当存在国际贸易壁垒时，如果厂商始终沿着特定的轨迹实施对外直接投资，那么这种对外直接投资就能够在相对最佳的效率或最低的生产要素转换成本的基础上，实现对商品和贸易的完全替代。
麦克逊（Markuson）和希文斯（Svensson）利用要素比例模型，阐述了要素流动与商品贸易之间的相互关系依赖于贸易和非贸易要素之间是“合作的”还是“非合作的”。当由于任何一种因素导致商品贸易，而生产商品所需要的贸易和非贸易要素又表现为合作状态时，商品贸易必然带动非贸易要素的流动，从而使贸易和要素流动之间表现为互补关系。
哈文特（Bhagwati）和迪诺普洛（Dinopoulo）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国际贸易和FDI之间的关系，认为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会产生对外贸易和投资之间的替代及补充，即补偿投资。
在实证研究方面，威尔金斯（Wilkins 1974）对美国对外投资研究发现，经济大萧条时期，由于许多国家大幅度提高对关税，迫使美国的跨国公司在国外扩大分支机构，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普法夫 佛梅（Pfaf-fermayr1996）的研究发现，奥地利FDI和国内出口之间存在互补关系。斯文森（1996）采用1974一1990年间瑞典企业最终制成品出口和FDI数据，研究表明二者之间存在替代关系，但FDI与中间投入品出口之间则存在互补关系。
康纳（Connor）和帕古拉托斯（Pagoulatos 983）的研究表明，投资对出口贸易的作用有赖于跨国企业的进入模式，兼并一个现有企业和水平型直接投资对出口具有替代作用；而绿地投资、新建企业和垂直一体化的FDI与出口之间则具有互补关系。
玛拉诺斯奇（Malanoski）等人（1998）的研究表明，美国FDI和出口在发达国家之间是负相关关系，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是正相关关系，尤其是在亚太地区。
（2）国内学者相关研究
中国有许多经济学者对FDI与对外贸易的关系进行过研究，从研究内容来看，既有宏观层面的研究，也有微观层面的研究；从研究方法看，既有定性研究，又有定量研究。
杨全发（1999）利用回归分析法，对广东利用外资与外贸的关系进行定量分析，表明广东出口贸易总量与FDI间有明显的正相关性，其中，加工贸易出口与外资数额显著相关，说明加工贸易是中国三资企业的主要出口方式。
冼国明等利用1983一2000年的数据进行了计量研究，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向铁梅从总体趋势和分阶段情况对我国出口贸易和FDI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总体上呈相互促进的互补关系。
沈坤荣（1999）[38]通过考察外资企业出口在全国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的变化趋势，发现在中国利用外资发展较快的阶段，外资企业出口额和中国出口贸易总额都呈现高速增长，且外资企业出口额在全国出口总额中的比重逐年上升，因此认为外资的流入对中国出口贸易具有扩张效应。特别是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国有外贸公司出口贸易出现负增长的情况下，外资企业出口的高速增长大大抵消了危机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
刘恩专（1999）在文献中定性分析了FDI对出口的促进作用，但认为考查FDI的出口效应，在方法和内容上必须是综合的，在考察周期上应该是长期的；他利用1983年到1997年的数据，建立每年的FDI值与出口的回归模型，得到的回归系数高达2.62，从而认为FDI能显著促进出口。
杨迤（2000）、许和连和赖明勇（2002），丁文丽（2001）分别使用相关系数检验、协整分析和误差修正模型、回归分析方法分析了FDI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均指出FDI对中国工业制成品出口的影响要显著大于对初级产品出口的影响。
奚君羊、刘卫江（2001）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对FDI与中国国际贸易总量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认为在99%的显著水平上，FDI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特别是工业制成品进出口的促进作用十分明显。该文还从外资企业的进出口对进出口总额的贡献率等角度论证了外资企业的进出口绩效。
杜群阳（2001）通过计算外资企业出口对全国出口总额增长的贡献率，发现外资企业出口对全国出口总额的贡献越来越大，尤其是当外贸形式严峻，出口总额增长放慢的年份，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对全国出口总额的贡献越为明显。
江小涓（2002）对FDI与中国出口竞争力的关系进行了定量研究。她将FDI企业与国内企业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份额进行了比较，认为FDI有利于优化中国的出口商品结构，提高出口商品的竞争力。
向铁梅（2003）通过建立中国利用外资与对外贸易关系的计量回归模型，对两者的相关性做了分析，结果认为：从总的趋势上看，利用外资促进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投资与贸易是一种互相促进的互补关系。
沈克华（2003）对1981-1997年和1981-2001年FDI与中国出口总量及结构、基础设施投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表明，FDI对中国出口总量增长贡献巨大且呈上升趋势。
谢建国（（2003）的研究表明，中国产品竞争力的变化有较强的路径依赖特征，FDI虽然不是中国产品竞争力的决定因素，但却是打破这种路径依赖的重用原因。FDI促进了中国出口结构向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结构的迁移。FDI对中国资源密集型产业及一般技术制造业并不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张毓茜（2001）对1983—1999年中国利用FDI和贸易关系实证分析结果显示，FDI对进出口的乘数效应为0.78440，对出口的乘数效应为0.78256，对进口的乘数效应为0.52305.另外一种比较直接的衡量FDI对出口影响的方法是考察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指标。如中国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1980年为4265万美元，到1999年快速增长到1745.1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达72.67%，其中出口增长率更是高达96.17%。反映了FDI对中国外贸增长的贡献较大。
王洪亮和徐霞（2003）运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法对中国与日本双边贸易和投资的关系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日本对华投资和中日贸易之间存在着长期的互补关系，FDI和制成品的出口具有双向的因果关系，但FDI对进口水平仅有单向的因果关系，同时还发现FDI和进口贸易在短期存在替代效应。
梁琦和施晓苏（2004）利用1980——2001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数据、初级产品和制成品进出口贸易总额数据以及FDI的折旧存量数据，较为全面的研究了外国直接投资与中国对外贸易的关系。她们运用Granger等计量检验方法发现，中国对外贸易与FDI之间的互补作用远大于替代作用；FDI与中国制成品出口之间具有双向因果关系；而FDI对制成品进口在长期具有促进作用，在短期二者则是相互替代的。
岳昌君（2000）认为，FDI是与技术关联的特殊资本。他用三种弹性系数给出FDI变化率与产出变化率之间关系的表达式，使用跨行业数据分析FDI与商品贸易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FDI促进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净出口。FDI对产业结构、外贸进出口结构可以产生一定的影响。某一产业FDI的增加不仅会影响到本部门的净出口，还会影响到其他部门的净出口，而FDI作为外生变量，政府可以积极有效地对其进行控制。
1.2.3、关于FDI与东道国就业相应的相关研究
（1）国外学者相关研究
关于FDI 对就业影响方面的研究，国外学术界开发不一。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在《1999年世界投资报告》中指出，FDI会劝说母国培训机构在东道国建立就业技术培训中心，从而有助于提升东道国的人力资本。但是，UNCTAD在《2006年世界投资报告》确认为，发达国家输出的FDI多为资本或技术密集型，可能对东道国的就业产生“挤出”效应；发展中国家输出的FDI多为劳动密集型，具有较强的就业吸收能力；从全球范围看，FDI的就业数量效应是中性的。
威廉姆斯（Williams）认为不同来源国的FDI以及FDI的不同进入方式等因素对劳动力的需求有显著影响。考斯特、麦克（Kostas、Mike）对流入美国制造业的FDI研究发现，FDI的流入对该国制造业就业提升并不显著。
密茨凯维奇（Michiewicz 2000）等人通过对多个中欧国家的研究，认为FDI在当地的就业创造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1993—1996年问，匈牙利制造业部门中外商投资企业的就业人数占该部门总就业的比例达78.2%；捷克共和国在此期间虽然就业总量减少了107900人，但外资企业仍然提供了64089个工作机会，这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该国由于大量失业可能引起的严重社会问题。波兰学者安娜 卡璐奇斯珂（Anna Golejewska 2002）研究发现，外资对波兰不同产业的就业影响大小不同，但各产业的直接就业效应和间接就业效应均表现为促进就业，并且间接就业效应要大于直接就业效应。
克里斯托夫·恩斯特（Christoph·Ernst2005）认为，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拉丁美洲国家FDI迅速增长，但是其对就业的影响却不显著。其中的主要原因是FDI 主要以私有化和并购的方式进入到现有的公司，FDI进入到相关部门后带来了现代化和对经济利益的追逐，而这往往导致大量的劳动力失业。此外，FDI的进入还将挤出国内尤其是中小企业的投资，造成东道国经济的不稳定性。研究表明，FDI并不是一国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的“万能药”，要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和就业创造，政府需要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以吸引长期稳定的能够促进经济、就业增长的国内外投资。
里斯詹金斯（Rhys Jenkins 2006）对越南的研究发现FDI 对越南的直接就业效应很小，并且由于外资进入挤出了部分国内投资，外资对越南的间接就业效应也非常有限甚至表现为抑制就业。
（2）国内学者相关研究
国内学者关于FDI对中国的就业效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就业数量效应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
陈晨（1997）研究发现，虽然历来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外商投资是解决发展中国家就业问题的成功之举，但利用外资对解决中国就业的作用并不显著。
王振中（2000）从净增量变化的角度考察了FDI对就业数量的效应。研究结果发现，从1986-1998年，FDI对中国就业数量具有一定的正效应。
李海舰（2000）将改革开放二十年分为三期，认为从1980年到1995年，FDI起到了扩大就业的作用；从1996年到1998年仅起到了转移就业的作用；从1998年到现在，基本上是一种扩大失业的作用。
牛勇平（2001）对1986-1998年的FDI与中国就业数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定量分析，研究结果认为，在国内投资效率下降或相对下降的形势下，FDI对就业数量的增长具有不可低估的正效应；港澳台企业的创造就业效应较为显著。
江绮萍（2002）依据凯恩斯主义者关于投资拉动就业的观点，对中国外商投资与就业效应进行了相关分析，得出结论：外资目前并不能大量增加中国的就业量，并在此分析的基础上从增加就业的角度，对外资政策的调整提出了几方面建议等等。
邱晓明（2004）将FDI的就业效应划分为两个时期，认为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在华FDI由劳动密集型加工行业向技术密集型行业发展，FDI直接增加就业的作用明显弱化，导致就业效应发生了变迁。
蔡防、王德文（2004）用人力资本的分析框架总结了FDI对就业的贡献，展望了FDI进一步吸纳就业的潜力，并从劳动力市场发育水平的角度，回答了为什么FDI集中在东南部地区。
李东阳（2002）等人对FDI对东道国就业的影响因素做了一定的分析，他认为FDI对东道国就业效应的贡献大小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部分取决于投资技术的选择，劳动密集型投资容易增加更多的就业机会；部分取决于进入方式，绿地投资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此外还涉及到东道国政府所奉行的经济政策，即劳动力充裕的国家如果实行外向型战略将比实行内向型战略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1.2.4、关于FDI对东道国技术外溢效益的相关研究
（1）国外相关研究
国外学者对FDI技术外溢效应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对于一个特定国家（地区）的特定时期而言，FDI技术外溢效应是否存在？第二个层面，哪些因素对FDI技术外溢效应产生影响？卡维斯（Caves）最早对FDI技术外溢效应进行了计量分析，他将外资作为一个独立的生产要素纳入到当地企业的生产函数中，分别检验了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FDI技术外溢效应，选用两个国家在1966年制造业行业横截面数据，发现外资确实对澳大利亚相关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有着正面积极的影响，加拿大当地企业的利润率与行业内的外资份额也是正相关关系②。格洛伯曼（Globerman）采用加拿大制造业1972年的横截面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也得出同样的结论③。
布洛姆斯特伦（Blomstrom）和佩尔松（Persson）选用墨西哥1970年的行业横截面数据，将劳动生产率作为技术水平的评价指标，选用行业资本密集度和劳动力绩效为影响特征变量，实证得出了存在技术外溢的正溢出效应。
哈达德（Haddad）和哈里森（Harrison）采用摩洛哥制造业1985一1989年企业层面的面板数据考察了FDI技术外溢效应。将企业规模作为控制变量，他们发现与当地企业相比，外资企业并没有更高水平的生产率，并且当地企业较高的生产率增长速度也并不能用外资企业比例来解释。
科高（Kokko）通过对墨西哥1970年的行业横截面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只有在跨国公司所采用的技术不是很复杂，跨国公司与当地企业之间的技术差距较小时，技术外溢效应才会变得比较明显。
博朗斯兹坦（Borensztein）等通过构造内生增长模型检验了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的FDI 作为技术溢出的途径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FDI 对东道国技术外溢效应是显著的，还指出东道国企业必须拥有一定的吸收能力即人力资本或R＆D投资基础，才能成功模仿、吸收和消化国外的先进技术。
戴密坎（Damijan）等对8个转型经济国家（保加利亚、捷克、爱沙尼亚、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制造业1994-1998年间的企业面板数据进行了考察，结果发现上述国家的制造业都不存在明显的外溢效应。在深入研究当地企业吸收能力之后，他们发现罗马尼亚存在技术外溢的正溢出效应，捷克和波兰却存在负溢出效应其他国家则不存在明显的外溢效应。
（2）国内学者相关研究
近年来，国内许多学者就FDI对中国的技术进步效应也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
秦晓钟（1998）利用1995年工业普查数据，对采掘业、电力煤气等39个行业进行了检验，得出了FDI技术溢出效应明显存在的结论。在此基础上，他们按照外资企业的技术水平和销售收入进行分组检验，得出三个结论：第一，单纯外资企业技术水平的高低，对溢出效应的产生没有显著影响；第二，外资企业所处销售水平较高时，会阻碍溢出效应的发生；第三，当外资企业技术水平、销售水平相对都比较高时，不利于技术溢出效应的生产。
姚洋（1998）利用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资料，从中随机抽取了12个大类行业中的146704家企业作为样本进行了多因素回归分析，得出如下结论：与国有企业相比，国外“三资”企业的技术效率要高39%，港澳台“三资”企业要高33%，并且在同行业中，如果国外“三资”企业数量的比重每增加一个百分点，行业中每个企业的技术效率就会提高1.1个百分点。
何洁、许罗丹（1999）借鉴Feder（1982）的模型，把生产部门分为国内生产部门和外资企业部门，用生产函数测算了中国1985到1997年工业部门的FDI的溢出效应，得出中国工业部门外资企业对国内生产部门的溢出效应在总体层面上存在，FDI的技术水平每提高一个百分点，中国国内生产企业的技术溢出作用就提高2.3个百分点，但同时也指出这种溢出效应具有较大的波动性，主要是受到外资的技术、市场、资金存量等因素的作用。
陈国宏、郑兆镰、桑赓陶（2000）运用因果关系检验法和协整关系检验法对中国1981年以来FDI与技术转移的相互关系进行经验研究，认为中国FDI是技术进步的重要原因。
包群、赖明勇（2002）在新增长理论的框架下，建立FDI技术进步内生化的增长模型，运用单位根分析和协整技术具体测算了中国FDI的技术进步效应，指出中国FDI的技术进步效应主要表现为外资企业自身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外资企业对国内企业的技术溢出效果并不明显，并且发现FDI的技术进步作用存在较大的波动性。
潘文卿（2003）采用面板数据，就1995-2000年外商投资对中国工业部门的外溢效应进行了初步分析，指出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中国工业部门引进外商投资在总体上对内资部门的产出增长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外商投资的外溢效应为正，但这一外溢效应的作用并不是很大。
廖杰（2003）对FDI的技术效应作了实证分析。结论是尽管FDI与中国的技术进步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但是FDI的注入对中国整体经济的技术进步贡献不大，FDI的持续增加并没有使得中国技术进步率同步、大幅提高。他指出这与中国长期以来FDI主要集中在技术水平相对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有关。
1.2.5、关于FDI与东道国产业结构升级的相关研究
（1）国外相关研究
迄今为止，在FDI与东道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关系的理论研究方面，比较有影响的有美国经济学家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和本学者小岛清（Kiyoshi Kojima）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
1966年，美国经济学家弗农（R。Vernon）在《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he Produce Cycle》一文中指出，FDI 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建立起国内尚未建立的产业，但是通过FDI 转移到东道国的产业的相对梯度、产品的技术密集程度以及价值构成等都会受到产品生命周期的局限。
1978年，日本学者小岛清（Kiyoshi Kojima）提出了边际产业扩张理论。该理核心观点是：对外直接投资应从本国已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称作边际产业（这类产业对东道国来说是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依次进行这一理论，发展中东道国产业结构升级的高度不仅取决于跨国公司所投资的结构高度，而且还取决于转移产业的比较劣势程度。
在实证研究方面，大部分学者使用宏观汇总资料，或作案例研究，分析FDI对产业结构和效率的影响，或者定量研究FDI 影响经济结构或经济效率的方式。
德梅洛（DeMello 1997）以新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认为FDI可以通过增加东道国的资本品新品种，促进经济增长，带动产业结构升级。
弗兰克巴里（Frank Barry 1999）通过汇总分析四个国家的宏观数据研究了FDI 和产业结构的关系，通过比较分析认为高人力资本和出口导向型的跨国公司，更有利于东道国产业结构升级。
FDI对东道国产业结构的影响是综合性的，除了从整体上分析这种影响外，学者们还从技术溢出的角度具体研究了FDI 对东道国产业结构中产业技术结构的影响。
（2）国内相关研究
王洛林、江小涓、卢圣亮（2000）在对全球500强在华投资项目的研究后，指出大型外资公司的投资有助于提升中国的产业结构。
卢荻（2003）将中国FDI模式分别归纳为广东模式和上海模式，广东模式以出口导向和劳动密集型为特征，符合中国的比较优势，改善了资源配置的效率，但却是以降低劳动生产率为代价；上海模式以进口替代和资本深化为特征，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但有悖于比较优势原理且恶化了资源配置效率。从产业发展的层面看，广东模式优于上海模式，但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看，上海模式优于广东模式。广东模式的问题在于一旦成本优势丧失将难以为继，上海模式通过适当的定位调整仍可持续。
郭克莎（2000）认为，尽管外商投资的结构性倾斜加大了中国三次产业的结构偏差，但
是，外资工业的结构倾斜却加快了中国工业结构的高加工度化进程，促进了中国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
赵晋平（2002）以1984年至1999年中国合同利用外资额和三次产业工业增加值为研究样本得出，外资对中国产业优化升级的影响依次为对第三产业影响最大，对第二产业次之，对第一产业影响最小。
张雪松（2003）认为，跨国公司投资有助于中国产业结构、技术进步和提升经济增长速度，并提出外资的流入没有加重中国产业结构的偏斜。
王文峰（2006）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得出，外商投资的产业结构分布严重偏斜，加重了中国产业结构的偏斜。
华东师范的徐芳用实证的方法研究了FDI对广东产业结构的影响。她分析了广东省利用FDI的特点，并对1985年到2001年FDI与广东三次产业发展情况进行统计研究。她认为FDI对广东地区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带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及其部门结构变化实现的。研究以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国内配套投资（包括利用外资以外的国家预算内投资、银行贷款、自筹投资和其它投资）作为被解释变量，利用外资（FDI）作为解释变量，以1990-2001年数据为基础进行回归统计分析，其结构证明了FDI对国内投资需求具有较强的直接拉动作用。
肖元真、郭明等认为外国直接投资会促进需求升级，有利于产业成长。外国直接投资一旦进入东道国市场，为扩大和巩固他们的市场地位，会逐步提升产品和技术等级，建立完善的产品系列，从而推动东道国消费结构的高级化，而且投资方向也会逐步向高层次产业递延，并会扩大现有产品的地域分布，以形成广泛的市场基础。
1.2.6 关于FDI对东道国经济安全影响的相关研究
（1）国外相关研究
国外学者关于国际资本流动对国家安全的影响的研究起始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20世纪70年代，英国学者科恩建立了最早运用博弈理论对国家经济安全问题进行分析的理论模型——“四个概念模型”，该模型从剥削损失、剥削收益、逃逸成本和维持成本四个概念出发，通过一个非零和博弈模型的建立分析了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与跨国公司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一些经济学家根据完全信息静态博弈理论对外商投资规模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并得出了外商投资适度规模的相关系数。
1994年，奥博费尔得（Obsfeld）提出了第二代金融危机模型，着重分析危机本身的性质、信息与公众的信心。这两代模型都认为，由间接投资引起的外资流入过多是引起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的重要因素。
1997年以后，易臣格瑞等人又建立了以金融部门为中心的第三代金融危机模型，并提出政府、中介和外国银行是模型中的三个关键集团，为研究金融安全问题提供了扎实的理论基础。
1997年联合国贸发会议曾通过基于严格统计检验的系统分析，对39个国家从1970年到1996年的数据进行了经济计量分析，最后得出有关FDI对单个国家投资影响的结论，结果表明中性影响占主要地位的共有19个国家，各有10个国家分别为挤入或挤出效应。就地区分布而言，在检验所选取的39个国家中，12个拉丁美洲国家都没有出现挤入效应，而12个亚洲国家都没有出现挤出效应，也就是说在亚洲国家中性效应和挤入效应很普遍，而在拉丁美洲国家中性效应和挤出效应很普遍。在非洲国家这三种效应都有。
2001年，阿萨夫·拉辛、埃夫拉伊姆·沙卡3等经济学家通过建立以信息为基础的外国直接投资模型来解释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过量FDI。他们认为，FDI可能给东道国带来的风险存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外国直接投资可能会在国内进行高杠杆融资，也可能将部分企业再出售给国内储蓄者。在这种情况下，实际净资本流入大大低于最初在国际收支表中记录为外国直接投资的总量。一是，由于在“内部人”与“外部人”之间一般存在着企业的信息不对称性，这种不对称性会促进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动，也促使持有大量资金的外国投资者变为企业的内部人……在危机期间，通过利润汇回或减少下属机构对母公司的负债等方式，外国直接投资者会造成资本的流出该理论从国际资本流动的角度分析了国家经济不安全产生的原因。
（2）国内相关研究
长期以来，中国对FDI的研究更加注重了它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近几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在利用FDI的效益与风险问题上，中国学术界也引发了激烈争议，其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外资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中国是否过多地依赖外资、“中国利用外资是否存在“拉美化”危险”3等方面。
有些学者指出：“如果听任大量获利和财富落入跨国公司手中，中国民族工业的自主品牌和创新能力将逐步消失，国内龙头企业的核心部分、关键技术和高附加值就可能完全被跨国公司所控制。那样，即使国内生产总值很大，也是‘虚胖’，也可能危及我们的国家利益，对中国的经济安全和主权带来威胁4.”。
与此同时，很多研究者开始研究FDI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并在FDI与经济安全的相关研究中取得了一些显而易见的成果。
杨建龙通过建立FDI总规模与国民生产总值之间的一元回归模型，运用TSP（Times Seriouse Projection）计算得到的回归方程为：FDI总额=0.00597*GNP，由此得出中国利用FDI的“适度规模”是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6‰左右。
舒凤梅（2007）通过对中国FDI必要规模、吸收规模的回归分析及安全规模的对比分析，指出中国吸收利用FDI的适度规模具有阶段性的特点。自从中国加入WTO后，利用FDI的规模是偏大的，造成有些FDI的闲置，同时投资分布不合理，有些产业被FDI控制的程度比较高，而部分行业却不能利用足够的FDI。
徐厚永（2004）在开放经济下中国FDI经济绩效与策略研究中指出，一个国家的外资规模是否适度，关键是在于该国引进FDI的方式、结构和流向。
叶辅靖（2005）在中国利用外资战略和国家经济安全中，认为进入中国的外资相互间具有很强的竞争性，不可能联合起来危害中国的经济；外商投资收益存量已主要转化为对中国的再投资，不会对中国的短期内国际收支构成威胁；中国一些产业衰落的直接导源并非是外资的进入。
张媛（2007）FDI影响中国经济安全的指标体系研究，利用外资与国家经济安全并不总是对立的，对外开放和利用外资从根本上讲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当利用外资和国家经济安全之间产生冲突、原有的利用外资的具体政策和措施已经逐步威胁到国家经济安全时，就应积极地进行调整，做到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前提下合理而有效地利用外资，从而可以在更大程度上维护到一国的国家经济安全。
杨峰（2007）中国FDI规模是否过“度”？——基于挤出（挤入）效应的实证研究，文章运用计量分析的方法得出：中国现阶段利用FDI规模并未出现过“度”，长期中FDI对国内投资产生了挤入效应。文中虽提到，FDI的不断增加可能对国内经济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但通过数据分析证明，外资并未对中国的经济主权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魏浩（2005）等在《FDI对中国经济安全的影响》指出：FDI加强了中国对其技术的依附性。跨国公司进入中国越来越倾向于独资和控股，这样可能会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毁灭性的打击，使中国从外部获得技术及提高技术水平的难度大大加大，从而使中国对外资企业的技术依附性明显加强。
朱瑞楠（2004）在外国直接投资与中国国家经济安全中指出，中国FDI的增长态势与经济增长的轨迹基本吻合，但这同时有可能造成中国经济对FDI依赖过重，使FDI对中国经济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李孟刚等（2006）在《中国产业外资控制报告》指出：我们引进外资的初衷是为了利用和放大外资三方面的积极效应：资本的积聚效应、先进技术的扩散效应以及管理和营销经验的示范效应。但是，随着中国引资力度的加大，外资数量不断增加的同时，产业对外依存度节节攀升，市场和原创品牌被外资所吞噬，产业控制力被外资所削弱，技术溢出效应未如预期，却愈发凸现了产业安全隐患。
丁冰（2008）简析当前中国利用外资的经济安全问题，强调我们要特别关注和维护各个产业与金融领域的安全问题。如果过多地让外资进入作为国民经济核心和命脉的金融业，特别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并逐步扩大其持股比例，对中国金融业以致整个国民经济都不能不说是一个潜在的威胁。
张浩（2008）在外资利用与经济安全政策探析中指出，外资对于中国经济安全的影响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包括市场垄断、产业控制、技术依附和金融危机以及由此带来的宏观经济不稳定”。它会随着中国经济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的因素。
龙晓柏（2004）在外资对中西部区域经济安全影响研究中指出，外资对中西部区域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同时外资对中西部区域经济安全运行产生了诸如产业结构二元性、区域经济不均衡、产业组织垄断、国有经济冲击等不利的影响。因此，中国应在利用外资促进中西部经济发展的同时，要十分重视和采用协调产业导向与区域经济中心建设、有效保护品牌、强化政府监管、适度规模控制和完善相关外资法律法规等对策，以抵消外资对中西部区域经济安全的不利影响。
李文元（2004）在FDI与江苏区域经济安全中指出，跨国公司投资已经对江苏省的经济安全构成了潜在的威胁。并强调引进外资的根本目的，是促进民族工业的发展和壮大，而不是保护民族工业，所以江苏省需要继续引进外资，但是要提高引资的起点，要从江苏省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的总体战略出发，在规模和步骤、深度和广度上协调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