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我国经济学界结合国际国内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对宏观经济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对宏观经济中储蓄投资失衡、价格波动和通货膨胀、经济增长的机制与约束条件、经济周期和经济波动、金融危机冲击下的宏观经济态势、财政分权与财政政策的有效性、货币政策效果和货币政策的选择等问题的研究上提出了许多创新的观点。
（一）宏观经济储蓄投资失衡与结构失衡问题的研究
储蓄与投资的失衡是宏观经济失衡的一个表现。林桂军等详细分析了我国经济中各部门的储蓄与投资的具体状况，研究结果证明，在宏观经济层次上储蓄大于投资是我国经济近10多年来一直存在的一个问题。在人民币汇率保持相对稳定的情况下，这一失衡使得经常项目呈现顺差成为必然。此外，该研究还发现，外资的流人具有挤出我国部分国内储蓄、形成资本外流的作用（1995～2005年间，流入外资额约为我国资本流出总额的56%），也就是说，单从资金平衡角度，我国并不需要引进外资，现有国内储蓄足以满足国内投资的需要，外资的流入客观上起到为国内资金创造流出机会的效应。这意味着：减少我国贸易顺差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单纯使用人民币汇率升值等短期政策是有风险的。
邹卫星等从高积累的形成机制、高积累的循环加深机制和政府调控机制三个方面研究了中国投资消费失衡的原因，研究表明，中国投资与消费失衡并非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由整体经济一系列特征所共同决定，其中最根本的特征就是资本在效用中权重过大。基于财富效用和生产外部性的建模分析发现，资本在效用中的权重越大，生产外部性越高，则经济增长率越高，消费资本比越低。
陈璋等研究也发现，中国经济增长中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储蓄率居高不下，并存在进一步上升的趋势。他们运用一个结构模型对中国宏观经济基本假设条件下储蓄率的变动进行了理论与实证研究后发现，此现象是由生产力不平衡结构、引进技术进步机制、劳动力过剩和强政府控制力等特定的中国宏观经济基本假设条件所导致的。
祝丹涛认为，金融体系效率高的国家向金融体系效率低的国家输出“金融中介”功能，“帮助”其完成储蓄向投资的转化，结果前者储蓄小于投资，经常项目逆差，净输人资本；后者储蓄大于投资，经常项目顺差，净输出资本。我国金融体系不发达，储蓄向投资转化效率低，既造成储蓄“虚高”于投资和经常项目“表面盈余”，又造成资金配置过剩和不足并存，外资变成为国内投资融资的手段。通过引入国外高效率的金融中介完成我国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我们已为此付出不少成本。
项俊波利用1992～2007年的宏观经济数据，构建了中国经济结构失衡测度的指标体系，并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结构失衡进行了测度，结果显示，中国经济结构失衡指数从1992年的2.42增加到2007年的4.02，表明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程度总体上在增加。
有学者还考察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失衡。曹源芳基于1998～2008年的月度数据，运用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脉冲反应和方差分解技术对我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是彼此背离的，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不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彼此不成为对方的Granger原因，实体经济并不是虚拟经济发展的基础，虚拟经济也未成为我国实体经济的“晴雨表”。
（二）价格波动和通货膨胀问题的研究
我国2008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价格波动和通货膨胀，经济学界对造成价格波动和通货通胀的原因及影响进行了研究。
CPI与PPI倒挂是此次通货膨胀的典型特征。尽管CPI与PPI之间的因果关系或非因果关系有多种可能的情形，但是贺力平和樊纲等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法对2001年1月～2008年7月间中国的CPI和PPI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在所考察的时期内，CPI是PPI变动的格兰杰原因，后者经过1～3个月左右对前者的变动做出反应。这意味着，在所有的考察期内，在影响以CPI衡量的国内通货膨胀中，需求方面的因素相对大于供给方面的作用，尽管需求和供给因素都共同地影响了国内通货膨胀的走势。
陈建奇的研究发现，非对称供求结构是造成PPI、CPI倒挂的主要原因，具体来说，我国消费市场具有供给过剩与稀缺并存二重性特征。工业消费品属于买方市场，厂商转嫁商品生产成本的能力很弱；食品及居住类消费品短期内供给缺乏弹性而难以迅速调整供求缺口，外部冲击造成该类商品出现短缺现象，由于该类商品消费需求缺乏价格弹性导致消费价格水平迅速攀升，从而主导CPI上涨及消费支出总量同向波动。我国经济增长的投资驱动特征促使投资总水平不断上升，加大对生产资料的需求，从而推动PPI的不断上涨。因此，投资需求的拉动是PPI总体增幅不断上升的主要原因。PPI几乎不向CPI传导，而PPI、CPI倒挂的主要原因在于投资驱动和消费持续低迷综合作用的结果。为此，宏观通货膨胀调控必须兼顾要素市场与消费市场的非对称供求结构，必须着力于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的结构性调整。
陈彦斌提出了包含需求拉动、成本推动、通胀预期和通胀惯性四种因素的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模型，并运用2001年第1季度～2007年第4季度的数据对其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该模型的最小二乘估计比GMM估计更具有稳健性，在通胀的四个决定因素中，通胀预期对当前通胀的影响最显著，其他依次是通胀惯性、需求拉动和供给推动。
卢峰考察若干大宗进口商品经验证据以实证评估输入型通胀论，他发现，虽然结构性因素有一定解释作用，但新一轮通胀的主要根源应是过去一段时期总需求增长偏快和货币供应偏多，需要更多采用货币和其他总量型紧缩措施进行彻底治理。另外，中国在一些重要经济领域需求增量全球贡献度很高，客观上具有“巨型经济体”地位和影响，国际经济学标准理论中“小国模型”“价格接受者”之类假定并不适用，理解中国经济成长具体规律，需要重视和运用大国分析思路和方法。
周其仁认为，对物价指数的结构性分析并不能帮助人们认识通货膨胀。面对通货膨胀的压力，应该到超发的货币数量中去寻找原因和治本之策。本轮货币过多的主要原因是开放条件下汇率机制的歪曲。在通胀已经形成的条件下，物价管制不但不能抑制通胀，而且会因为增加经济运行的制度成本而损害中国经济增长。反通胀要走釜底抽薪的路线，即校正汇率失衡、从紧控制货币总量。
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在充分考察全球流动性的转化、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传导、人民币汇率升值的紧缩效应、国际利率的影响以及价格扭曲效应为外部冲击所放大等典型化事实的基础上，应用扩展的菲利普斯曲线方程和VAR模型对外部冲击影响国内通胀的程度和路径进行了实证研究。计量结果表明，短期内，国际食品价格是导致国内物价上涨的主要因素；国际原油价格对国内物价的影响在中长期逐步上升；人民币升值抑通胀的效果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体现出来；国际利率变化对国内物价有影响；全球流动性的转化因央行的有效对冲对物价的直接影响并不明显。他们认为，综合而言，外部冲击只是导致通胀的因素之一，而GDP增长率仍是影响物价的最主要因素。因此，防止经济增长过快，调整要素价格抑制投资需求膨胀，以及提高汇率机制弹性以增强货币政策独立性并使之成为应对外部冲击的第一道防线，将是治理中国通胀的根本途径。
此外，张成思运用格点拔靴估计方法研究了2001～2007年间中国36个主要城市通货膨胀动态时序的持久性特征，结果表明，我国不同城市之间通货膨胀的持久性水平有很大差异，因此，在制定通货膨胀目标的过程中，需要将不同城市通货膨胀持久性水平的差异纳入考虑范围，以保证政策的有效性。
（三）经济增长的机制与约束条件研究
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通过在企业生产函数中引入由政府福利函数而得到的政府支持系数，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在突破贫困陷井阶段，政府与企业目标高度一致，政府支持系数大，企业享受了低税、低资源价格等有利因素；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随着城市化快速提高，政府转向福利支出目标，福利刚性不断加大，政企目标冲突，政府支持系数下降甚至出现惩罚，政企在新的阶段都面临转型，转型失败可能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确定中国未来的新增长机制，政府转型是关键，明确政府福利支出与企业发展能力相匹配，而不是靠债务融资推动福利和增长，更多地让市场发挥激励创新和优化配置资源的功能，以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李富强等将制度引入增长模型以诠释要素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通过数理分析，他们发现，制度越完善，经济增长就越表现为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制度越不完善，经济增长就越受限于制度的发展。他们利用对数线性模型，将产权制度以直接或与资本相结合的形式进入模型，分类检验资本、技术进步、制度、贸易、金融和地域与经济增长的关系。OLS和GMM估计结果显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产权制度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解释更具效力，省际面板数据的稳健性检验也印证了上述结论。他们的结论是，制度不仅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而且还通过影响生产要素投入和配置效率来促进经济增长，产权制度是我国现阶段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
刘伟等通过将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变迁从全要素生产率中分解出来，实证度量了1978～2006年间产业结构变迁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中，虽然产业结构变迁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一度十分明显，但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呈现出不断降低的趋势，逐渐让位于技术进步。结构变迁效应的减弱并不表明市场化改革的收益将会消失，某些发展和体制因素仍然阻碍资源配置效率的进一步提高。从这个层面来看，我国完善市场机制的工作仍然任重而道远。
林毅夫等运用1985～2002年间中国分省区的面板数据，考察了银行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们用中小金融机构的市场份额衡量不同规模的银行在银行体系中的相对重要性，并用1994年启动的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的政策因素构造银行业结构的工具变量以解决银行业结构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通过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他们发现，现阶段，中小金融机构市场份额的上升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反映银行业规模的变量与经济增长率之间显著负相关，说明造成中国银行体系低效率的原因，不仅在于国有银行的所有制偏向，而且在于不合理的银行业规模，因为组织规模庞大的四大国有银行在为符合中国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方面缺乏优势。
姜波克等基于结构优化的视角，考察了汇率变动与经济增长的转换，认为汇率变动具有实际收入效应，居民实际收入的变化会影响需求结构，并进而改变不同产业间的相对价格，引起产业结构的变动。由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具有重要影响，因此，汇率变动在改变产业结构的同时，也会对经济增长方式产生重要影响。通过对当前中国经济特征的具体分析，他们认为，人民币汇率升值对国内居民实际收入水平的总效应为正，这样，人民币升值进程就会对国内产业结构的优化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产生积极的作用。
张其仔等认为，经济增长可以分为资源驱动、劳动驱动、资本驱动和技术驱动等不同的形式，在纳入资源环境因素后，他们对影响工业增长的因素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资源环境对工业增长的贡献大大高于资本的贡献，我国的工业增长仍属于资源驱动型。我国工业增长的这种性质决定了我国经济增长的性质还没有完全摆脱资源驱动型的特征。这一特征对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对宏观经济政策包括宏观调控方式的选择都有着重要影响。
金培等重点研究了矿产资源对经济增长的长短期影响。他们认为，由于矿产资源供给与需求价格弹性较低，矿产资源对经济增长的短期约束较大；而长期约束由于替代和技术的进步可能较小。通过运用矿产资源2001～2006年的进出口数据，他们估计了矿产资源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实际影响，结果发现，矿产资源对我国经济增长的短期约束呈现不断上涨的趋势，2006年影响经济增长4.96个百分点，估计2007年影响经济增长5.74个百分点以上；矿产资源对我国经济增长的长期约束有限，矿产资源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大约为0.23个百分点。
（四）经济周期与经济波动的研究
贾俊雪、郭庆旺等人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宏观经济共经历了9轮完整的周期波动。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特征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波动明显趋缓，非线性特征明显减弱。其原因可以归结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的出现，以及财政和金融体制改革不断深化所带来的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的制度基础、作用机制和作用工具的逐步完善。为了更好地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经济波动，确保经济平稳快速增长，就需要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消除制约我国宏观经济稳定政策效能发挥的制度障碍，并尽快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的完整理论体系。
胡乃武等人也认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在实现高速增长的同时，经济波动具有平缓化特征。特别是自1997年以来，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经济波动平缓化趋势一样，中国经济波动的幅度进一步降低，经济扩张和经济紧缩间的转换更为平稳，经济波动平缓化的趋势更加明显。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历史背景下，消费者行为理性化、投资冲动减弱、技术冲击强度下降、市场结构完善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稳健操作，是构成1997年以来中国经济波动平缓化的主要原因。在未来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在日益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和宏观经济政策体系支持下，中国经济波动平缓化趋势将能够继续保持。
刘金全等基于门限自回归模型方法对我国1990年1季度至2007年3季度经济增长率进行研究，识别和检验我国经济周期呈现的基本特征。研究发现，三区制门限自回归模型适合于描述我国经济周期波动。他们进而刻画了我国经济增长呈现出的低速增长——适速增长——高速增长——适速增长——低速增长周期规律；经济周期三阶段性可由拐点8.2和9.71进行划分；通过非线性预测，点预测结果表明经济增长率将在未来两年内可能出现持续下降态势，但仍会在高于10%的高位上运行，而区间预测结果则显示未来12个季度内我国经济增长率将主要在7%—13%的区间内运行。
张晓晶基于长周期的视角，通过考察大宗商品价格的百年变化及半个多世纪以来全球增长的历史，认为当前全球经济正面临周期性调整。文章随后考察了过去30年中国增长的轨迹，从多个层面分析了中国经济周期性调整的不可避免；并指出，本轮调整是内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内因（如宏观调控）占主导，这也决定了中国经济有较大的“可控性”，不会进入低增长周期。
赵留彦也得出了与张晓晶相似的结论。他使用结构VAR方法考察中国短期宏观经济波动的成因，并比较国外冲击以及国内供给和需求冲击对产出短期波动的相对解释能力，结构冲击的识别基于Blanchard和Quah的长期约束条件。结果表明，国内供给冲击是产出波动的主要来源，而国外冲击对国内宏观经济波动的溢出效应并不明显。此外，国内吸收政策的变化尽管决定着国际收支，但对于稳定经济增长的效果却并不理想。
对造成经济波动的原因学界有不同的看法。车维汉等将国际贸易对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分解为供给冲击、国外需求冲击和名义冲击三个方面，通过构建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贸易冲击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识别了国际贸易结构性冲击，并考察了各种冲击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动态效应。研究结果表明，预测期内，在国际贸易三种结构性冲击中，国外需求冲击与供给冲击能在较大程度上解释中国经济波动，所不同的是前者为正效应，后者为负效应，前者短期效应较明显，而后者长期效应较明显；名义变量（贸易条件）对经济波动的冲击效应则不显著。随着中国汇率制度的改变，贸易条件冲击成为影响宏观经济波动的主要因素，应引起重视。
陈太明基于Lucas基准模型，采用中国1985～2005年间的国家一级城乡居民消费数据、省一级居民消费数据、省一级城乡居民消费数据对中国经济周期福利成本的城乡间差异性、地区间差异性、地区内城乡间差异性进行定量分析，并且通过1952～2005年间的国家一级居民消费数据实证分析中国经济周期福利成本的阶段性差异。定量研究结果显示，采用中国省一级的居民消费数据得到的中国经济周期福利成本，不仅大于国家一级居民消费数据估计的中国经济周期福利成本，而且远远大于Lucas（1987）的估计结果；中国经济周期的福利成本存在显著的城乡间差异性、地区间差异性、地区内城乡间差异性和阶段差异性。因此，中国政府在重视经济增长的同时，不但要关注经济波动，而且还要考虑经济波动的各种差异性。
（五）金融危机冲击下的宏观经济及对策
孙学工等发现，次贷危机的影响主要通过外需、资本流动、资产负债表、金融市场、国际初级产品价格、汇率及货币政策等渠道传递到中国。初步预计，美国金融危机将使我国今年和明年的经济增长率分别放慢1个和0.5个百分点，但危机对我国价格水平的稳定有所助益。分行业来看，消费品生产行业是受危机影响最大的行业，包括高技术产业在内的一些制造行业也受到程度不同的影响，与贸易相关的服务业相应受到拖累，一些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受到一定冲击。当前，应从改善宏观调控、加快贸易调整、稳定投资增长和支持消费等几方面着手应对危机影响。
陈雨露等认为，在全球新型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外汇储备管理的战略应该向人民币国际化这一方向调整，尽管目前时机尚未成熟，但在通胀环境、金融深化和经济发展方面已经为将来实现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一定的基础和保证。从长期看，要实现人民币国际化，首先需要实现人民币周边国际化，然后发展到人民币亚洲化，在循序渐进的过程中不断提高人民币的国际货币职能，从而最终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
余永定认为，尽管中国当前面临着金融危机和国内通胀的双重压力，但是当前中国经济形势总体上是良好的。中国完全可以有效遏制通货膨胀，实现经济的软着陆。中国应该继续保持紧缩性货币政策和人民币升值的方针，必须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管理，更加积极、妥善地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
黄海洲指出，次贷危机以来，全球经济格局正从由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向多极世界转变，美国正在积极转型，其第三产业（尤其是金融业）在收缩，但第一、第二产业在快速发展。如此发展，全球资本流量和贸易量将可能下降。中国将不能继续过去粗放式的、以外贸出口为主导的发展和开放模式。中国经济的内部和外部不平衡的特征十分明显。中国经济的外部不平衡既有着深刻的全球化背景，也源于内部不平衡——内部不平衡更具有基础性、恒久性，带来的不良后果也更为严重。我们需要认真研究一系列重要问题，包括对外的贸易、汇率、货币和国际金融战略，对内的财政、税收、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城市化、环保、农业、产业结构转型、技术升级等等。
（六）财政分权与财政政策的有效性
财政分权是我国财政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在改革开放30年之际，我国学者围绕着财政分权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张军等利用DEA非参数技术和受限Tobit模型，计算了财政分权改革后中国省级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相对效率，结果显示，中国大部分省级政府的支出效率都不是很高，但比较而言，东中部地区的政府支出效率相对较高且相差不大，西部地区与之相比则低很多。具体来看，20世纪80年代地方财政包干时期，东中部地区的支出效率呈现共同的下降趋势，西部地区变化不大，但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地方政府的支出效率总体上得到了显著改善，这主要是由东部和西部地区效率的较大提高引起的，而中部地区支出效率相对于此前几乎没有改善。
赵文哲通过从全要素生产率中分解出前沿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利用中国1986～2005年省际数据研究了财政分权对二者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财政分权对前沿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影响根据分权指标选取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以地方政府本级财政收入所占比重衡量的财政分权指标对前沿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影响比较显著，它与前沿技术进步呈反比，与技术效率呈正比；以地方政府本级财政支出衡量的财政分权指标对前沿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影响则不显著。考虑到分税制的影响，文章又以1994年为分水岭分两个阶段进行了回归，结果发现，1994年前，财政分权对前沿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影响都是正的；1994年后，财政分权对前沿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影响都是负的。
周业安等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利用1999～2004年间市场化指数和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市场化和财政分权都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但市场化进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又依赖于各地区的财政分权水平，对于财政分权度高的地区，市场化进程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显著为负。这一发现，无论对于我们通过深化市场化改革促进经济发展的方向，还是对于理解中国分权式改革的多重影响，都具有重要意义。
王德祥等根据我国1978～2007年的数据，运用协整、Granger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函数研究了我国财政分权、经济增长对外贸依存度的动态影响。研究发现，长期内，财政分权会推进外贸依存度的提高，而短期内财政分权对外贸依存度的作用不显著；以人均GDP衡量的经济增长，在短期内可提高外贸依存度水平，而在长期中却会降低外贸依存度。他们认为，财政分权引致的地方政府为经济增长而产生的对FDI和出口的激励，以及贸易升级、产业结构调整、内需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是财政分权、经济增长和外贸依存度之间动态关系产生的内在逻辑。
杨子晖结合最新发展的“有向无环图”（DAG）技术，研究了我国财政与货币政策对私人投资的影响，并考察政策工具在传导过程中的有效性及其动态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尽管“信贷渠道”在我国货币政策传导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但由于货币到信贷传导环节的断裂，使得“信贷渠道”自身存在着较大的政策局限性，与此同时，财政政策对私人投资的影响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和有效性。递归的预测方差分解分析也证实了该文结论的稳健性。
（七）货币政策效果与货币政策的选择
通货膨胀目标制自20世纪90年代新西兰中央银行宣布实施后，逐渐成为理论和实践的焦点。张雪兰等通过简单的前瞻性模型分析发现，通货膨胀目标制不一定优于其他货币政策规则。从现实情况来看，我国尚未完全具备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所需的制度条件和经济条件，因而，现阶段通货膨胀目标制并非是我国货币政策的选择。
于泽利用2002年1月～2008年6月的月度数据，通过基于自回归分布滞后方法的因果检验和标准的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了我国货币的供给过程，发现了我国M2的顺周期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不是因为央行对目前以货币总量为中介目标的货币政策策略执行不力，而是央行无法控制货币量的供给，原因是货币量在现代银行体系中是内生变量，取决于银行的贷款标准和企业的贷款意愿等。因此，需要放弃数量型货币政策，转向以利率为中介目标。
范志勇也认为，在双顺差快速增长的背景下，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的紧缩效果在较短时间内即被外汇占款增长所抵消。名义利率调整滞后于价格水平上涨导致真实利率下降，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抵消了货币当局通过数量工具收缩流动性的效果。在宏观经济存在潜在过热风险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可依据泰勒规则加强对名义利率的调整，避免宏观经济的过度波动。
卞志村通过一个前瞻性小国开放经济模型，首先分析了开放经济下中央银行的最优货币政策，发现开放经济中的最优政策需要同时考虑IS曲线和菲利普斯曲线中的结构参数。他发现，这一模型推导出的修正的MCI与传统MCI有着明显的区别，在修正的MCI中，实际汇率的权重取决于所有模型的参数及货币当局的偏好。在此基础上，他构建了中国的实际货币状况指数和名义货币状况指数，并分别考察了实际MCI与产出增长率的关系以及名义MCI与通货膨胀率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基于传统MCI的货币政策操作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但可用名义MCI来监测通货膨胀率的变动情况，以最终提高我国货币政策的操作效率。
闫红波等研究发现，制造业中不同行业对货币政策三种传导途径——利率途径、汇率途径和信贷途径——的反应速度和深度各不相同，所以统一的货币政策对不同产业往往带来不同的影响，这种影响既包括产量也包括价格，被称为货币政策产业效应的非对称性。他们利用向量自回归和脉冲响应函数证实了我国货币政策对制造业中各产业存在的这种非对称性。通过PEARSON检验发现，货币政策的产出效应与行业的产出效率、企业的规模成反比，与资本密集度、对外依存度成正比；而货币政策的价格效应与资本的密集度成反比。总的来看，行业的对外依存度与货币政策的行业效应相关程度最高、统计上最显著，其次便是行业的资本密集度。随后的Logistic模型结果也显示，资本密集度确实能够解释我国货币政策的行业效应，那些资本密集度低的行业在面对货币政策冲击时，只能通过调整产品的产量和价格来使自己的利润最大化。在货币政策的价格效应方面，除了资本的密集度外，行业的对外依存度也是影响货币政策价格效应大小的一个重要变量，货币政策通过汇率渠道对那些对外依存度较高的行业产生较大的影响，迫使这些行业对产品的价格作出相应的调整。
吴培新认为，金融系统“过度顺周期性”的潜在特性，以及由信贷结构产品销售模式导致的市场参与者难以准确评估风险，是次贷危机的形成机理。在此基础上，他分别分析了其在风险承担的积累时期和金融失衡的释放时期对现行货币政策框架的涵义。他发现，现行货币政策框架可以减缓金融失衡的释放对经济金融的冲击，但难以约束以承担更高风险方式所导致的金融失衡，因而，必须对现行货币政策框架做出改进。即在坚持币值稳定和经济增长目标的同时，也要适当考虑资产价格的过度偏离；延长货币政策目标的覆盖期限至整个经济周期，并考虑货币政策在全经济周期中的均衡性；建立宏观金融审慎框架，加强央行与监管机构的合作与沟通，改善货币政策环境；开展对我国人民币升值背景下货币政策框架的内在不稳定性的研究，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采取预防性货币政策，防止经济大起大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