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我国经济理论界围绕产业经济学的一些主要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如产业网络、反垄断与规制、产业集聚、产业发展分析等做了深入探讨和研究，取得了一些新的研究进展。
（一）产业网络
1.网络效应与网络技术
臧旭恒，邢宏建在网络效应的表述、网络效应研究及网络效应的技术属性等多个方面进行了研究。新古典框架内通常将网络效应表述于消费者效用函数当中，消费者有对网络产品的需求特性，其主流观点以网络规模来表述网络效应。拓扑关系和拓扑结构改进了新古典框架下对于所有节点距离相同的假设，网络中的个人间存在联系紧密的规则网络和开放性较强的随机网络，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小世界网络，基于主体的计算经济学方法也被用于这方面研究。博弈论被用于分析网络标准过程中厂商的博弈行为，将网络效应进行抽象。在网络效应的技术属性方面，他们分析了不同属性的网络技术在直接网络效应和间接网络效应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直接网络效应的技术基础是向消费者提供双向联系通道的网络技术以及这种技术的载体，而网络技术通常以技术体系为存在形式，直接网络效应下的技术进步分为有助于构建新型双向联系通道的技术进步、不涉及新型双向联系通道的网络就是进步和其它技术进步。间接网络效应中，网络技术体系具有单向、软硬件厂商的技术互补，消费者间接从硬件网络规模扩大中获益，其技术基础同样是网络技术体系。框架网络标准竞争方面，他们建立了一个网络异质性下的模型，并用比较静态研究的方法进行了分析，以使该模型具有更好的普遍意义。分析发现，在非对称兼容条件和线性网络效应的假设下，两网络厂商的共存均衡的必要条件是其反应曲线斜率乘积绝对值大于1，并将该结论推广到非兼容条件下的共存均衡。网络竞争中，处于较弱地位的厂商通常会为避免被相对较强网络驱逐而兼容相对较强的网络。
彭恒文，石磊在异质网络下，尤其是在新旧技术并存向仅有新技术这一阶段更新的过程中进行了技术进步和社会福利分析。异质网络下消费者对网络效应具有不同的偏好，因此更符合现实。他们构建了一个消费者的技术选择模型，在新旧技术共存和仅有新技术可供选择两种情形下分析了消费者的选择，发现决定消费者技术选择的因素是新技术自身的性价比优势能否对网络效应造成的损失进行足够的补偿；完全垄断市场中，新旧技术产品单位利润相等时，企业存在技术创新的动力，但是没有技术更新的动力，因为技术更新的动力在于新旧技术单位产品利润之差与技术更新后市场占有率的损失这两种因素的对比，企业未获得最高利润可能会维持新旧技术并存的局面，寡头市场中企业进行技术更新和技术创新的动力要明显强于垄断市场。此外，由于新旧技术并存时消费者支付意愿受到价格差异和质量差异的影响，标准化有利于改进消费者福利。
在网络外部性主导的市场中，技术标准对产业竞争具有及其重大的影响，企业有强烈的研发激励。杨少华，李再扬以激光视盘业为例，讨论了网络外部性，研发激励与技术标准化的关系。他们建立了博弈论模型，以参与标准制定的主要厂商为行动者，以坚持和放弃本方标准为策略空间，通过博弈分析，得出所有参与者的占有策略都是坚持，并且争取对方。由于双方都坚持，因此第三方互补产品企业决定了博弈的最后结果。加入第三方互补产品企业，如果第三方企业能够形成占优策略，标准化的结果是形成论坛标准；如果第三方企业不能形成占优策略，竞争结果是形成事实标准。通过分析了光盘标准的形成过程，得出结论，在网络外部性作用下，单一标准是最优解；标准化过程会受到第三方企业互补品的约束，第三方企业的占优策略会对参与者形成强烈的外部约束；第三方企业没有占有策略时可能出现多标准共存。
2.网络组织理论
黄泰岩，李鹏飞研究了模块化生产网络对产业组织理论的影响。他们发现，模块化生产网络通过标准化的零部件和软件以及日趋降低的信息交流成本，增强了自身的动态优势。对区域性的产业集群来讲，标准化的数据格式和传输协议极大提高了信息传递效率，从而大幅度削弱了主导企业与合同制造商的地域集聚；模块化生产网络中合同制造商的规模较大，而主导行业的需求波动巨大，因此合同商集聚会削弱；研发过程中默会知识的交流要求研发型企业的集聚，主导厂商对零部件供应商财务上的控制和合同制造商对降低零部件采购配送成本要求合同制造商与中小型零部件供应商之间形成产业集群。从企业交易成本的角度分析，第一，合同制造商数量少、规模大，降低了主导企业的市场搜索成本，交易过程标准化降低了讨价还价成本同时产品标准化降低了交易成本；第二，零部件提供商数量大，提高了合同制造商的市场搜索成本，但同时使其交易成本降低；第三，零部件供应商变得更小更专业化。模块化生产网络同时对传统的交易成本理论提出了挑战，业务外包和零部件采购使得交易更加频繁，市场需求的波动使得企业面临的不确定性增大，外包的集中要求资产专用性的提高，而这并没有根据威廉姆森等的交易成本理论导致纵向一体化，反而是带来了垂直分裂化。模块化生产网络中小企业的大量创新活动也对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提出了挑战。
高维和研究了网络外部性环境下的资产专用性投资与机会主义行为的关系。现在大型中间商销售渠道正成为流通领域中主宰市场的关键力量，它们利用营销渠道网络外部性建立和强化核心竞争力，而网络外部性锁定的专用性投资使得优势方可以从事渠道机会主义行为。通过模型分析，在网络外部性下，对于下游具有独立所有权的购买商来说，当安装量小于临界容量时，购买商以负的转移支付形式预支部分网络外部性收益，以刺激上游销售商；当大于临界容量而小于最佳容量时，购买商通过让渡部分网络效应利益扩大网络规模，形成正反馈循环，使消费者、购买商和网络内外的上游销售商福利均改善；当大于最佳容量时，购买商向上游销售商认为增加额外支出，凭借该机会主义行为增加利润。与传统研究不同，研究发现自身的专用性抵押投资越大，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就越小；在引入时间维度后，渠道主体的策略发生了另一个层面的“战略性转移”，持续渠道关系使得渠道价值链上下游相互信任，从而有效预防网络外部性、资产专用性引致的机会主义行为。
张丹宁，唐晓华假设产业网络组织存在于任何一个产业内部，并根据主体、资源和行为三要素进行了系统性的框架构建。在对产业网络进行分类时，他们从三个层面出发：主体层面，他们根据产业网络价值链主体与产业生态主体的融合程度划分为“嵌入式”和“浮游式”，根据产业网络价值链主体之间的地位和影响分为“主导式”和“群居式”；行为层面，根据产业网络行为主体参与竞争合作的程度分为“竞争式”与“合作式”；资源层面，根据产业网络主体间关系资源的稳定性分为“紧密式”和“开放式”；根据这三个层面将产业网络分为十六种类型。此外，他们根据产业网络的稳定性将其分为“游离态”和“稳定态”，并分析了不同产业网络间转化的路径。
刘晓善从交易成本角度解读了网络组织中各角色的目的。对于网络组织中的盟主企业，以通用汽车公司兼并费沙车身公司为例，内部交易成本已经高于市场交易成本的通用之所以主导构建一个以自己为核心的汽车生产链，是为了在保存自身的规模经济的基础上，将生产过程的市场交易置于组织内的监督下，从而降低了交易成本。对于网络组织中的其它成员企业，大企业希望降低交易成本，而小企业希望获得规模效益和市场交易价格。在平行模式网络可以产生比外部市场契约更好的规模效应。
聂锐、高伟构建了一个可升级的区际要素流动网络的分析框架，用以分析区域内部的生产要素流动和区域间的流动，其中节点、连线、网络结构分别对应于区域、要素流动、要素流动的空间结构，综合了强调网络节点的耦合性和区域间要素流动的新区域主义和生产全球化的观点。认为在当前技术和市场条件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增加的情况下，区域间生产要素流动的相关行为主体结成网络进行要素的价值互补和价值创新，更能增加要素流动和扩散的敏捷性、降低交易费用和市场的不确定性，并减少机会成本，区域网络一旦形成并且发挥作用，就会出现一个区域间自我强化的循环系统来不断促进区域的协调发展。
3.网络经济行业分析
胡汉辉、沈华讨论了网络融合的特点以及融合环境下电信管制的动态性。在电信网络中，融合有两种，一种是提供同种产品或服务的物理网络在物理网层面上的“模式间”融合，一种提供相近的差异性产品或服务的商业模式在业务层面的“模式内”融合。网络的融合和相应监管部门职能的融合是一个相互影响的过程：技术的快速进步导致网络融合环境管制由静态单阶段管制转变为动态监管；电信业长期处于寡头垄断市场，因此不对称管制一直是重要管制手段，它在不对称的竞争条件下创造出公平的竞争环境，但牺牲了市场支配者的利益，随着竞争不对称程度的减弱，应转为对称管制；电信行业自然垄断中竞争性的增强，要求对新市场结构中厂商行为进行规制，以免优势厂商限制弱势厂商的发展，变价格管制为市场结构管制。并建议国内监管机构参考国外监管的融合情况，结合我国电信企业模式内融合为主的特点，采取注重规范模式内竞争的动态管制政策。
ICT产业在世界各国的迅猛发展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和研究，并不断丰富着 传统的产业组织理论，尹莉研究了ICT产业中的市场结构和联盟网络问题。在计算机产业的结构由旧的垂直结构变为新的、更具竞争性的水平结构；水平结构中，计算机及相关的网络产业的竞争与垄断中存在分散式的技术领导格局，存在一家主导厂商和多家边缘厂商为控制平台而展开竞争和垄断。标准的竞争成为ICT产业竞争的制高点，单个厂商无法控制整个产业变化方向和改变平台标准；营销上，厂商与相关产品或服务的消费者都有联系。迫于产业内的巨大竞争压力，越来越多的ICT企业通过联盟协议开始组件各种形式的联盟网络，以分享技术或专利，这些协议以共同研发和技术交换为核心，对所有参与者具有战略上的重要意义。战略技术联盟的四种实现形式是共同研究合同、共同开发协议、合资企业和研究型公司，在四种形式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相当高的组织间依赖度。联盟网络既增强了网络内合作伙伴的竞争力，同时也使网络间的竞争更加激烈。市场结构角度看，ICT产业中的技术可融合性及市场可竞争性，使得市场优势地位企业并未完全控制市场，标准建立前竞争目标锁定在某项技术或产品，建立后存在标准范围内竞争或建立新标准竞争。经济效率角度看，联盟网络会随用户增多而扩大，企业存在提高价格获取垄断可能，但降低转移成本增加了社会福利和经济效率。政府规制中，应努力最大化需求方在决定厂商产出中的影响，使消费者的预期和选择权更积极主动得影响厂商的竞争行为和产出。
4.网络消费
袁正、郑勇探讨了网络型产品的消费特征及其影响。由于网络外部性的存在，消费者购买网络型产品的效用直接依赖于网络中已存在用户数量，因此，消费者的购买意愿与网络规模正相关。在网络效应和正反馈的影响下，网络型产品的需求曲线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形状，而其供给曲线则向右下方倾斜，在该条件下，存在两个供求均衡点：未形成网络规模的低数量点，该点网络产品为奢侈品；形成网络规模的高数量点，该点不稳定，很可能会形成赢者通吃的市场。网络型产品同样表现出明显的生命周期特征，在达到临界启动点之前，其增长非常缓慢，销售商通常采取高价格、高促销策略；在突破临界点之后销售量会迅速增加，且边际收益递增，供给商利润空间增大，吸引更多竞争者并产生市场标准。
（二）反垄断与规制
2008年是中国反垄断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在2008年8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颁布实施。理论界对反垄断的主要研究进展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反行政垄断
我国反垄断法第七条规定“国有经济占控制地位的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以及依法实行专营专卖的行业，国家对其经营者的合法经营活动予以保护”。于立、吴绪亮对此提出了质疑：哪些运输行业适用该条，如何进行政策界定，及不适用反垄断法的如何规制。经济学界的共识是，公路、水运和航空不是自然垄断行业，铁路行业中某些环节可能存在自然垄断。而根据自然垄断新论，规模经济与充分竞争是可以高度相容的。政府对自然垄断行业进行规制的重点应该只是垄断性业务，而把其余的竞争性业务纳入到反垄断法调整范围。运输产品都具有很好的排他性和竞争性，不是纯粹的公共物品。在《反垄断法》对运输行业的适用性上，由于竞争不足，造成了后天的信息不对称，使政府难以获得垄断运输企业的成本信息，成为了中国铁路行业近年体制改革困难的基本原因。在这种情况下，建议铁路企业走特殊法人之路，并做好特殊法人和《反垄断法》的衔接；或者取消现有反垄断法中有关行政垄断的条款，并根据宪法和行政法，单独设《反行政垄断法》。
张耀伟认为我国的垄断现状是计划经济体制下衍生而来，其本质特征是寄附于自然垄断之上的过度行政垄断。这使得我国垄断行业规制改革和反垄断出现了复杂的特性，形成了过渡行政性垄断与经济性垄断缺失并存和畸形、错位的规制体系；因此，深化改革应该从两个层面开始：首先破除寄附于自然垄断之上的行政性垄断；第二，针对自然垄断行业的内在属性构建相应有效的规制体系；采取渐进的改革策略。垄断行业改革涉及竞争、产权、规制与治理等多个层面，前三者之间是互补关系，它们与治理之间存在替代关系，良好的产业绩效是上述4个因素协调互动的结果。
2.买方势力
随着我国从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出现了买方势力。经济合作组织将买方定义为：如果某零售商可以对至少一家供应商采取某项行动，使得给该供应商造成的长期损失在比例上明显大于对自己造成的损失，就产生了买方势力。
零售商实现买方垄断势力的途径主要有纵向一体化和纵向约束，陈甬军等构建了一个比较静态分析模型，分析了在卖方为单一供应商、买方为分别独立的完全垄断市场和竞争市场的情况下的市场博弈，发现垄断市场的买方会与供应商讨价还价并按供应商的边际成本购买产品，而竞争市场的买方以供应商提出的高于边际成本的价格购买。此外，发现零售商的谈判力量与他们的采购规模无关、与下游市场的竞争程度有关；买方势力的存在最终会降低消费者的支付价格，原因是供应商为回应主导零售商买方势力的增强而与之讨价还价，从而降低了要价；供应商还需考虑边缘零售商的接受能力，因此边缘竞争也具有重要作用。
骆品亮、陈连权进行了关于零售商售前服务的搭便车行为与转售价格维持协议制度研究。转售价格维持制度是指制造商或零售商联盟要求各个零售商必须按照一定的价格水平转售其产品的一种制度性协议，本质上是一种纵向约束。把消费者分为熟悉产品信息的I型和不了解产品信息的U型，认为转售价格维持协议是否有效，与制造商和零售商在售前服务上各自承担的成本多少有很大关系；当零售商承担的成本过多时，零售商必然在售前服务上搭便车并降低零售价格。而零售商承担的售前服务成本取决于U型消费者转化为I型消费者所需的成本和I类消费者比例。同时讨论了汽车业“价格联盟”时间的产生和崩溃的原因，认为汽车经销商在4S店和售前服务上承担了过多的成本决定了汽车厂商的转售价格维持协议不是有效约束，也就决定了“价格联盟”无法持久。
石奇、岳中刚进行了零售商对制造商实施纵向约束的机制和绩效评价，通过零售商实施纵向约束的比较静态分析、通道费征收方式的绩效分析、通道费与纵向结构的效率分析，说明竞争性市场中，大型零售商收取制造商的通道费一般性地增进了消费者福利。同时，现代大型零售商企业通过显示产品差异提高交易频率、增加交易对象、扩大交易范围，提高了纵向结构的效率，而通过这种途径获得的纵向结构效率独立于通道费，大型零售商收取制造商的通道费不改变纵向结构的效率。此外，对平台企业进行政府规制不能简单套用单边市场政府规制理论，否则会导致错误的结论和规制政策，甚至影响平台企业的健康发展，损害消费者和社会总福利。他们建议对零售商主导的纵向约束进行规制应考虑以保护竞争和效率为前提，通道费收取以不扭曲价格形成机制为前提，合理的通道费应该是与商品销售有直接关联的费用，规制不以保护供应商或零售商的既得利益为前提，防止滥用通道费的行为。
随着我国零售产业竞争日趋激烈，零售商开始采用各种方法对顾客进行锁定，赵玻以会员积分卡为例，分析了主导零售商顾客锁定折扣的竞争效应及政府规制取向。主导零售商超量折扣从整体来看，价格高于成本，主导零售商受益；消费者也获得更多好处，但竞争对手被排挤出市场，具有反竞争效应。主导零售商总量折扣若在整体上是获利的，则不会产生反竞争效应；反之，则具有反竞争效应。而政府对主导零售商顾客锁定折扣的规制应以保护竞争过程为基本目标，以定价是否低于成本作为基本依据，以谨慎行动为基本准则。
进场费是零售商与供应商矛盾的焦点，也是理论界和政策制定者关注的热点。所谓“进场费”，是指供应商为了使其商品能够进入零售终端或维持有利的货架位置而向零售商交纳的各种费用。杜玉申等基于权利范式研究了进场费的政府规制效果，假定制造商完全竞争，零售商为双寡头；制造商以相同的固定价格在一定时期内向两个零售商提供商品，零售商自己决定零售价格和进场费，政府限制作为可变的外生变量，进行了博弈分析。发现进场费作为一种利益调节机制，客观上将零售商竞争压力转移给制造商，形成低价和大销量，增加消费者福利；政府限制进场费会阻断竞争的传导，阻碍市场机制，减少零售商利润却不一定增加制造商的利润；长期来看，限制进场费可能削弱制造商改进产品的动机并刺激零售网络扩展。存在一个最优的政府干预度，在干预水平较低时，制造商因进场费的减少而获益的程度超过因销量减少而受损的程度，故利润增加；干预水平较高时，制造商因销量减少而受损的程度超过了因进场费减少获益的程度，利润下降。因此政府规制应限制零售商权利、加强供应商权利和引导零售商多维度竞争。
3.管制与竞争政策
吴汉洪等对我国的竞争政策演进做出了归纳。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首次提出了特别是反对行政性垄断的任务，原则性的对保护社会主义竞争、打破行业垄断等做出了规定；1992年后，我国的反垄断法规开始日趋详细化，并出现了《电信条例》等指南。目前我国反垄断以保护和促进竞争，使市场竞争和价格机制有效的发挥调节作用为目标，以法律手段、经济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为方式，确立了禁止垄断协议、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控制经营者集中和禁止滥用行政权利四大制度。预期我国竞争政策在为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营造公平、合理、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等方面发挥基础性的保障作用。
王俊豪从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管制机构两个维度讨论了垄断性产业管制机构的分类、基本特征等问题。根据垄断性产业政府与企业或管制结构的分离程度，可以将管制机构分为政企合一、政监合一的双合一型，政企分离、政监合一的一分一合型，政企合一，政监分离的一合一分型，政企分离、政监分离的双分离型。管制机构的特点有：具有一定的法律地位和相对独立性，是专司管制职能的政府行政机构，它的管制对象是微观市场主体且管制方式不同于一般的行政管理。现行管制机构制度缺损表现在：管制结构设立缺乏法律支持、管制权力与职能的配置缺乏法律依据、管制职能分散与交叉重叠。中国垄断性产业管制机构的独立性主要体现在5个方面，第一，管制机构具有明确的法律地位；第二，与垄断产业的利益主体相分离；第三，对管制机构授权充分，职责明确；第四，管制机构与政府行政部门相分离；第五，应有稳定的经费来源。而管制机构的设立应本着依法设立、可问责性、管制职能和人员的专业性、高效率性和管制职能综合性原则等。管制机构的基本权利应该包括：准立法权、准司法权和行政权。他同时还提出把管制机构的管制成本和收益作为评价其有效性及存在价值的重要途径。
戚聿东、柳学信以整体渐进改革观探讨了深化垄断行业改革的模式与路径。从系统论观点出发，进行垄断行业改革模式设计时，必须对产权模式、治理模式、运营模式、竞争模式、价格模式、规制模式等六大方面进行系统设计。产权模式改革中，对公司治理结构应在母公司层面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建立混合所有制，深化行业产权结构改革，建立有效的民营资本进入和国有资本退出通道和机制；治理模式改革中，增加债权人和职工两类主体介入公司内部治理，在已上市的国有控股企业建立“母公司—子公司”体制；运营模式改革中，在垄断行业塑造3—5家彼此业务重合的综合运营商为主体的寡头竞争模式，避免分拆式改革带来的巨大震荡，增进范围经济、关联经济和网络经济效应；竞争模式改革中，以竞争为导向，使分拆后的各企业可以相互进入；价格模式改革中，根据竞争程度不断放松价格规制程度，促进价格水平下降和价格结构优化；规制模式改革中，强化竞争，放松规制，成立综合性的规制部门，加强社会性规制，减少经济性规制，尤其是市场秩序规制。这六方面的改革应系统设计和总体推进，路径和策略上循序渐进。在改革中，存在着消费者风险、国家（社会）风险以及产业发展风险。为了控制改革风险，一方面要在社会、政治和经济等宏观层面加强改革，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分析面临的主要困难和约束条件，评估不同改革方案的可能影响，并制定相应的应对计划。
王超讨论了多边贸易体制下反倾销法与竞争政策的协调，在国际贸易中，国外企业以低于国内企业价格甚至成本价格在一国国内销售产品是正常的经营行为，不会损害市场竞争。可见反倾销法与竞争政策是有潜在冲突的，表现在对倾销行为的界定、救济措施的实际功效等方面。而多边贸易体制下反倾销法和竞争政策的协调有三种，竞争法取代反倾销法、设置协调各国反垄断立法的框架、机制和修改现存反倾销法，使之融入竞争理念。
洪结银研究了专利池的经济效率和反垄断规制。作为两个或者多个知识产权所有者为相互许可或者对第三方许可而形成的协议，专利池有三种组织模式，即联合许可协议模式、有一个许可管理机构模式和专利平台的模式。专利池可能降低交易成本、整合互补性技术、消除专利的阻止性地位和避免高昂的侵权诉讼成本，但是也会造成专利池成员在市场上具有集体的市场势力和不利于有效开发和利用池内的专利的参与条件。目前，欧美国家对专利池的规制越来越基于“合理原则”，而不是简单的“本身违法原则”。在对专利池进行反垄断规制时，应首先明确规制目标，其次进行效率权衡和规制效果评估。
陈仲常，孟丹构建了一个股权结构、市场结构和企业价值模型，分析了电力、电子信息、纺织等9个行业10年的截面数据，证实了我国垄断和竞争两极并存、国有企业向资源产业集中的市场结构特征；得出资源产业的企业价值十年来迅速增加，并超过消费产业；发现股权和企业价值存在理论上的倒U形曲线，但资源产业的股权结构超过理论上的最优企业价值股权区间，而消费产业的股权结构低于最优企业价值区间，市场结构对企业价值存在负影响。建议政府在资源产业中引入竞争机制，促使市场结构向垄断竞争市场转化，为技术创新提供最佳的产业组织形式。
余东华对地方保护与提高区域产业竞争力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假设地方保护导致地方产业效率损失，降低区域产业发展中的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区域产业竞争力与技术效率扭曲程度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区域市场化指数与区域产业竞争力指数负相关，与地方保护程度负相关，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地方保护程度显著负相关，与区域产业竞争力显著正相关；地方保护程度与区域产业竞争力存在显著负相关等。他用区域工业竞争力来衡量区域产业竞争力，并主要测算产品市场竞争力、投入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状况和区域工业内部结构状态四个方面，用各地相对市场化指数来表示各区域的市场化水平，构建了7个模型，使用了31个省市8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验证了以上假设。长期来看，地方保护导致市场分割和封锁，降低了区域市场化程度，阻断了要素自由流动。而要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形成竞争有序的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必要举措。
4.生产安全规制
近年来我国煤矿频发安全事故，肖兴志等利用VAR模型实证检验了煤矿安全规制效果。传统规制效果研究关注从规制行为到规制效果的直接因果关系，着眼于规制行为；该研究忽略了煤矿企业和煤矿工人的行为这个环节。他们以“规制行为影响煤矿企业和煤矿工人行为，进而作用于规制目标”为逻辑链条，以工厂安全检查次数和罚款额两个指标刻画规制行为，以工作场所事故导致的死亡率刻画规制效果，采用了15年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分析，得出结论：规制效果指标对煤矿企业安全投入冲击的短期响应为正，长期响应为负；对煤矿工人工资冲击的短期响应为正，长期响应为负；对煤炭产量冲击的短期响应为负，长期响应为正。有模型分析可得，煤矿安全规制的加强可以在长期有效降低死亡率。而安全规制应逐步改善煤矿安全规制治理质量，尽快提高煤矿企业安全事故防御能力，合理调整煤炭产量并改善煤矿安全规制的激励相容性质。
国外对煤矿安全的研究主要关注产权制度、监管不力和责任不明三点。林汉川等使用新的分析框架，将安全视为煤矿企业特殊的产品供给，来分析安全管制、责任规则与煤矿企业安全行为。煤矿企业安全产品供给不足的原因在于煤矿安全产品收益的滞后性与过渡开采以及安全产品外部性、事故的不确定性。而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管制标准设定困难、资产约束弱化责任规则效果、安全管制与责任规则的执行成本高等，安全管制和责任规则没有有效的激励分析。为此，他们建议建立严格的煤矿市场准入制度和安全成本的内部化制度，强化安全管制的执行力度、通过政府安全管制进行全员强制性安全培训及建立安全生产的风险抵押金制度等来提高我国煤矿企业的整体安全水平。
5.反垄断理论
侯风云等对自然垄断产业多元化的厂商合谋的可能性和现实性进行了研究。对垄断行业厂商拆分后形成的双寡头合谋进行了博弈分析。在单期静态条件下，纳什均衡是双方都选择竞争，但如果给出特定信号，使双方选择合作则可能改进收益；无限期动态博弈分析中，则存在进行合谋的激励，且一旦形成共谋，双方会选择维持稳定的合作均衡；有限期动态均衡条件下，则合谋无法达成。对该结论的实证证据有：中国移动与中国联通双双收取高额的漫游费，中国电信运营商高层互换，法国三大移动运营商从恶性竞争到攻守联盟等。在这之中，存在广泛的影响因素，包括产品和业务的相似度，产品及服务的需求弹性，企业数目与合谋的可能性，市场参与者操纵市场的能力，在位厂商活动的重复性，厂商之间地理位置和距离远近等。企业的合谋面临两类成本，一类是交易费用成本，包括：协议条款的制定，经营风险和监督成本，不确定调剂下协议的实施，监督协议履行和处罚背叛行为等；一类是法律成本，即合谋可能收到的法律惩罚。
当前对寡头企业价格歧视的研究有三大共同之处，即假设对称双寡头、产品不同质与对称博弈，这样的假设导致博弈均衡的结果是对称的。徐伟康、王文举认为这与现实情况存在差异，他们建立了一个非对称双寡头定价模型，分析了非线性定价下寡头垄断行业消费者的选择与市场均衡，提出并证明了三个命题：不同类型消费者对边际价格和固定费用的敏感程度不同，因此价格组合的偏好有差别，不同成本的企业可据此采用不同定价策略；双头垄断中两家均采用二部定价策略时将会出现市场分割，低固定费用、高边际价格的的企业将占领低端市场，使独占垄断行业中引入竞争可行，而实行统一定价时该种企业则会被驱逐出市场；寡头市场中，企业只有通过降价来增加市场份额。此外，他们认为规制者要制止企业的串谋行为，避免他们在自己的市场范围内实现垄断定价，市场绩效的改善源于竞争机制的引入，而当进入者与在位者实力悬殊时则需采取非对称管制政策。
现有的有关共谋的实验研究主要使用古诺或伯特兰德模型进行，主要涉及厂商数量或者信息对共谋的影响，李建标等研究了没有资金转移和信息沟通时，基于不同产品差异度的价格竞争互动而可能形成价格默契共谋的行为。他们设计在对称的双寡头市场两厂商同时进行定价决策，实验室实验发现：产品差异度与博弈价格间存在很强的负线性关系，产品差异度对稳定共谋没有明显影响，博弈次数增多削弱了合作、强化了冲突。在博弈中，传统理论认为参与者采取冷酷策略，对不合作方在今后所有博弈中采取不合作行为，但实验中发现绝大部分参与者采取针锋相对策略；同时发现惩罚强度与产品差异度存在正向关系，而为了促进合作，随着产品差异度的减少，博弈双方之间对背叛行为的惩罚强度就越大。
王廷惠从三方面对反垄断政策提出了批评。第一，政府无法获取动态市场竞争过程中竞争和垄断的有关数据，即信息约束和知识局限使反垄断政策难以实施；第二，经验证明，垄断行业国有化后缺乏效率动力，而私人经营、政府规制同样面临信息限制问题，因此都无法解决自然垄断问题；第三，反垄断政策威胁过程竞争，干扰个人计划协调信息的发现、传递和运用、破坏市场机制的正常运作等。政府对垄断实施规制的理论根源在于缺乏对市场和市场过程的正确理解，未能充分理解市场作为一个争胜竞争的开放过程之真实特征和现实意义。
谢作诗等也对反垄断理论提出批评。他认为古典经济学家对竞争及垄断理念理解不正确：第一，没有对作为一种市场结构的竞争与竞争本身清晰地做出区分，没有对作为一种市场结构的垄断与垄断本身做出区分；第二，错误地视垄断为竞争的对立面，不清楚作为一种市场结构的垄断只能是完全竞争的对立面，而不是竞争本身的对立面。马歇尔的“两分”传统一方面要维持（自然的和基于专利的）垄断，另一方面又要规制垄断，这是矛盾的。他提出，重要的不是竞争本身，而是竞争的方式；哈伯格三角的存在是因为需求的规定；巨额固定投入会影响厂商的进入退出，进而影响在位厂商的数量；垄断是竞争的产物，提倡竞争就不应该一般地反垄断。我国在现阶段主要是反行政垄断。
对王廷惠、谢作诗的以上观点，唐要家提出商榷。他论述了反垄断经济学的理论演进及其政策含义。古典经济理论下，企业享有充分的竞争自由和决策权，只有在违反法律条件下才会受到禁止；哈佛学派结构主义下，根据SCP范式，结构性进入壁垒会形成高市场集中度，高集中度会导致合谋或垄断，破坏自由竞争体制，带来市场低效；芝加哥学派认为，市场机制十分有力，竞争是常态，而垄断是暂时的，通过市场机制的自我调节最终能实现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后芝加哥学派认为由于信息不对称、沉淀成本、网络效应等，现实市场无法消除垄断，需要政府规制。现代反垄断政策的基本判断是，只要市场机制能充分发挥作用，反垄断就无需介入；并且反垄断法采取了适用除外制度、合理推定原则和严重伤害竞争标准等；其有效实施不是基于万能政府假设，而是基于政府能力有限的前提下奉行适度干预和谨慎干预原则，以充分尊重和有效维护市场竞争。
何继新、刘莹分析了企业与行业协会价格串谋行为。企业和行业协会价格串谋行为实质上是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博弈的结果，在该博弈中，利益主体之间是不完全信息博弈，由于企业契约的不完备性，利益主体之间是非合作博弈。在缺乏有效制度安排的情况下，企业与行业协会之间发生利益合作，二者会趋向于选择合作串谋和侵害消费者利益；而监管者的存在降低了“串谋”的概率。为治理该价格串谋，应强化内部管理，理顺共同治理关系；通过外部治理，建立信任保障机制；建立有效的信息网络系统。
李怀认为中国自然垄断产业改革要进行产业重组和政府监管模式的转型。在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中国自然垄断产业首先要确定网络唯一性原则，其次才是在单一网络的覆盖下开展适度竞争。从企业来说，要解决中国国有企业的根本问题，产权改革是关键，民营化是途径，引进外资是手段。总之是效率原则决定了中国自然垄断产业与企业组织改革及创新的方向。
在很多市场环境下，消费者重复消费同一种商品会产生效用折扣或者消费者喜欢尝试不同的商品特性，因此消费者追求消费多样化，重复消费同一种商品会产生滞留成本。杨渭文、蒋传海采用两期动态博弈框架，研究滞留成本的存在对于企业竞争性歧视定价行为和市场绩效的影响，此后又进一步研究了企业的定价机制选择问题，最终结果表明：歧视性定价机制下，企业会奖励忠诚的消费者，给予其价格优惠，而对新顾客索取高价；与统一定价相比，歧视性定价降低了企业利润和社会福利，增加了消费者剩余；当企业可以在歧视定价和统一定价两种机制之间进行选择时，每个企业选择歧视性定价机制是均衡结果。
郭艳茹研究了明代管制型制度体系的演变。明初统治者基于统治安全考虑实行的以社会管制和财政集权为基本特征的管制型制度体系，试图以牺牲经济发展为代价，换取一种低水平的社会稳定和政治安全，但体系运作中内生的交易费用却导致制度体系逐步变形和解体，产生了农民负担加重、商业发展、财政分权、官僚队伍腐败等多种现象。
6.垄断产业分析
安玉兴、田华分析了电信产业中拥有本地市话网络的在位者与下游长途电话网络的潜在进入者竞争的两厂模型，发现当两厂关于成本具有非对称信息时，规制者对零售市场价格和接入价格的规制，能够影响潜在进入者的进入决策，进而影响长途电信市场的结构和由此产生的社会福利。在研究了非对称成本信息下的网络规制定价与进入决策后，指出规制者需要了解并掌握更多的关于潜在进入者的成本信息，以便影响市场结构和促进长途电信市场竞争。
陈富良分析了1999年中国移动通信公司独立之后的中国移动通信市场中的结构与运营商的行为，发现移动通信市场用户规模、业务量和业务收入都在持续增长；市场结构上，中国移动相比中国联通，在移动业务收入、用户规模上占优，同时通信质量好。在政府规制中，移动通信市场的结构变化与政府电信改革政策的变化高度相关，政府对电信市场的准入以及现有运营商的业务准入均实行严格的许可证管理，产业内部的竞争压力主要来自于替代品和潜在的进入者，产业内部同质竞争严重不足。
我国电力产业改革以“厂网分开”为核心，在初步实施后，产业的微观市场结构和规制方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后来出现了地区性、季节性以致全局性电力供应紧张和煤电供求恶化。因此白让让认为，改革未能显著提高产业的运营绩效。由于规范意义上的规制重建滞后，在线性的“厂网分开”模式下，中国电力产业所形成的“上游竞争、下游垄断”的纵向关系，不可能为产业运营绩效的改进提供结构性激励，有效投资不足和反竞争效应导致的双重效率损失，几乎抵消了发电业竞争的绩效。而规制重建滞后是导致低效的体制根源，表现在规则设计落后于产业组织结构的变化、规制权力交错配置。建议通过规则设定来提高“上游竞争、下游垄断”式产业结构的绩效，逐渐将市场交易职能从网络运营商手中剥离出来。
近年来，存在纵向关系的煤炭产业和电力产业的矛盾日益凸现，煤电价格谈判也以失败告终，煤电产业关系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焦点。武丹分析了基于竞价上网的纵向一体化及其效率。目前我国煤电纵向价格存在双轨制，即电煤价格主要由市场竞争决定而电价主要由政府决定；投入品煤的价格随市场变动，而电价是煤价的函数，政府控制电价比如会导致电力企业无法适应煤炭价格波动。武丹构建了一个煤电兼并交易模型，假设中国煤炭市场是少数寡头构成的垄断竞争市场，上网电价等同与终端销售电价，在进行完全信息博弈后得到结论：纵向兼并出现的前提是发电厂和最有效率的煤炭企业兼并；纵向兼并后转换成本为0时，兼并的竞争效应高于共谋效应，可降低电价，增加社会福利；兼并后转换成本大于0则会存在共谋效应。为此，她提倡发电企业兼并煤炭企业的后向一体化、在煤炭丰产地就地建设坑口电厂、大力发展煤炭现货市场和促进煤炭现货市场和煤电纵向兼并同步发展。
随着网络的发展，我国的网络消费逐渐兴起，而网上拍卖也出现了其所特有的方式——一口价。一口价介于定价销售与传统拍卖之间，消费者可以竞价，出价最高者买到商品，也可以随时以一口价购买。传统观点主要从风险和交易成本角度对一口价做出解释，杨居正对其信息与信誉机制进行了实证研究。他采用易趣网1999～2003年的上百万观测值、几十个变量，使用Logit模型和有序多元选择模型进行回归，用卖家信用分数、可售商品数量等解释了“是否设有一口价”和“设定一口价的程度”两个变量。回归结果验证了在控制风险态度和拍卖成本的前提下，卖家设定的一口价仍然对买家的估价、出价有参考和判断依据的作用，并且该作用与卖家的信用水平正相关。由此可见，一口价是在网络拍卖中是一种信息传递的工具，也是卖家信誉的一个载体。
（三）产业集聚
产业集聚已被认为是现代产业发展的基本趋势，同时也被看作是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2008年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进展主要有：
1.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经济活动的聚集被经济学家视为现代经济增长的一个典型事实，而且经济活动的聚集和经济增长又是互相影响的。新经济地理学关于聚集经济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理论研究都强调地理因素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但是针对两者之间关系的经验研究却没有得到一致的结果。章元等基于中国数据的研究发现，聚集经济对于城市人均GDP的增长速度有不显著的负影响，另外还指出聚集经济具有内生性。通过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中国各个地级及地级以上的城市在历史上的铁路基础设施状况能够通过影响聚集经济而对城市人均实际GDP的增长速度产生正的影响，从而验证了新经济地理学关于道路基础设施对于促进经济增长作用的理论。
王廷惠指出由马歇尔外部经济概念扩展而来的动态外部性能够整合经济增长的时间、空间维度和产业集群路径，是解释区域经济增长的合适工具。作为一种产业组织形式，产业集群是动态外部性在一定空间范围作用过程的结果。产业集群型经济增长过程中，企业家争胜竞争是最为关键的因素和力量，而区域经济的发展和城市边界的扩展，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企业家推动的产业集群型经济增长的结果。市场机制是推动产业集群形成和发展的唯一有效机制，而争胜竞争的企业家是这一过程的内生力量。因而，政府在实施产业集群公共政策时，必须尊重产业集群过程的自发力量和内在规律。
开发区是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产业空间组织的一种“转型制度”形式，正在经历一个企业“扎堆”向产业集群的转变。郑江淮等通过研究揭示了以开发区为载体企业集聚的性质以及演变为产业集群的趋势。企业进驻开发区的主要目的是获取“政策租”，由此导致的开发区企业“扎堆”不具有一般意义上的产业集聚效应：靠近要素或者靠近市场的好处。企业一旦“落地”开发区，尽管它并不必然与关联企业在空间上集中，但其技术和市场行为必将与当地政府和产业关联要素发生作用，从而影响企业的经济绩效和开发区的集聚效应。因而开发区既是制度载体也是技术载体。通过研究进一步指出了在产业转移和国家经济政策调整导致“政策租”耗散的情况下，基于开发区的企业集群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提升开发区的非政策性的集聚效应。
我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但各省区的工业化水平存在很大差异。与此同时，我国的产业聚集程度在空间上也表现出较大差异。刘军等认为产业集聚在工业空间演化中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促使工业活动在空间上发生明显的变化。这种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产业集聚导致了地区之间工业活动的空间变化，聚集程度高的地区，工业化水平因此更高，聚集程度低的地区，工业化程度受到一定的影响；二是产业集聚推动了城乡之间工业的空间演化。产业集聚主要通过生产要素配置和增加产出这两种功能加速了工业化过程。由此得到两点启示：利用产业集聚效应，实施地区错位发展战略；避免工业集聚过渡的不良后果，提高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水平。
2.产业集聚的成因
新经济地理学代表人克鲁格曼将报酬递增引入空间经济学后建立了中心外围模型，但这个模型仅考虑了集聚因素对产业集群的影响。何青松等将区位因素也纳入该模型，认为区位因素形成的外生比较优势与集聚因素形成的内生比较优势是共同决定产业集聚发展的重要因素。区位优势有利于集聚的形成和稳定性，对区位因素依赖大的产业具有更大的集聚倾向，区位优势的存在允许集聚在运输成本更高的条件下仍能保持稳定，但并非所有具有区位优势的地区都可以形成产业集聚，对集聚因素作用足够大时，失去区位优势的集聚仍可以维持稳定。基于这个结论，他们认为：在规划产业集群时，必须与当地社会经济条件有机结合，不能忽视区位因素的作用；在推进产业集群进一步发展壮大时要重视集聚因素，应该通过市场机制来增强区域生产要素的凝聚力；一些地方政府在狭窄的行政区划内规划出多个缺乏关联性的产业集群的发展思想违背了集群发展的规律。
蒋满元从动态的角度认为，历史与预期是影响产业集聚中心形成的动态累积过程的两个因素。之所以某个特定的产业会集中在某一个特定的区域中，历史与偶然事件的影响以及累积循环的预期机制的影响均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历史与偶然事件的影响是产业区位形成的源头，而循环累积的自我实现机制及其效果又会在相当程度上导致某些产业会长期地被锁定在某一个或某几个特定的区域；不仅如此，实践中预期与自我实现作用的发挥还可以使产业集聚中心发生转移或者是形成新的集聚中心。
江曼琦等对影响产业空间集中和分散的各种因素进行了分析。产业的空间集中受到产业发展所面临的要素禀赋、企业规模、产业之间的关联以及外资驱动和产业专业化等众多因素的影响，其中产业间关联效应的影响最大。劳动密集型产业对于产业的空间集中的影响效应为负，即劳动密集型产业在空间上布局是趋于分散的，而技术水平和资本对产业空间集中的影响不确定。企业规模和行业规模对于产业空间集中的正效应说明规模经济存在于聚集经济利益中。相应的，在制定产业政策时，应明确以下几点：一个区域的产业发展不能停留在一般的投资环境改善上，地方政府对某个产业采取的激励或约束政策，在缺乏相应的产业环境下是难以奏效的；以区域现有的要素禀赋来选择未来产业的发展方向不一定是有效的；应注意培植具有较大规模的推进型企业，并通过企业之间投入产出联系，壮大区域主导产业的集群效应。
王缉慈等研究了沿海地区外向型产业集群，认为它们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跨国公司利用当地资源将加工制造环节离岸外包的结果。沿海外向型产业集群是跨国公司的制造业基地，它具有与创新性集群不同的形成机制，应置于全球价值链和本地供应链中认识。“供应链城”、“集群城镇”和“集群的集群”等是产业集群发展的新现象。对于某些处于低端的沿海外向型集群来说，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逐底竞争”和“集群转移”将成为其面临的普遍困境和显著特征。沿海外向型集群发展到现阶段，原有的资源成本优势逐渐消失。面对国际市场的反倾销压力，必须向创新型集群转变，并急需公共政策的扶持和帮助，尤其是在设备技术更新和人才引进方面。
3.产业集群的机理分析
与国外的中小企业集群相比，我国中小企业集群的竞争力相对较弱。要制定合理有效的政策措施以提升集群竞争力，需要明确集群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竞争优势来源，朱小斌等采用网络组织动态演化的视角，研究了中小企业集群演进过程中竞争优势各种来源的变化规律。他们利用文献评分法构建了一个模型，总结出了集群竞争优势的各种来源，即外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区域资源、政府作用、交易成本的降低、学习和创新效应以及集群的协调机制。研究得出的结论是集群竞争优势是在集群网络演进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竞争优势的来源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中，并且即使相同的来源，其重要性也会随之改变，从而促使竞争优势主要来源相应转移；不同的来源因素形成的竞争优势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朱秀梅以知识溢出、企业吸收能力、集群社会资本、企业创新绩效为基本研究要素，构建了高技术产业集群创新的微观理论模型，得出结论：隐性知识溢出对高技术产业集群创新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吸收能力既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直接作用也对知识溢出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社会资本对集群知识溢出具有积极作用。集群创新绩效的提高是高位势企业外向型学习及低位势企业本地化学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长远来看，这种理想状态的形成主要依赖于集群本身的良性运作机制及集群各构成要素自身的动力机制，而不能过多依赖政府，这已被国外成功高技术产业集群的发展实践所证明。当然短期内政府仍应起到重要的引导作用，尤其是对集群中高位势企业的创新激励，使其发挥“技术看门人”的作用。
胡霞认为中国城市服务也呈现明显的产业集聚现象，其集聚的强度高于工业，与城市化的关系更为显著，并且集聚大小与行业的社会性质相关。具体来说，产业集群的区域内部和区域间的集中度在同时提高，并且区域外的集中度提高的幅度大于区域内部；经济越落后地区的内部集聚程度越高，越发达地区反而越低；公益性的行业集聚程度低，而商业化程度高的行业集聚态势明显；东部和中部的集聚度在逐步减弱，而西部的在提高。对影响服务业集聚程度的地区特征因素的分析显示，市场规模的扩大和制度环境的改善有利于服务业的集聚，而地区要素禀赋和地区虚拟变量对其没有起到显著作用，相应的，在制定产业政策时可以通过控制地区因素起到调整服务业发展的效果，一方面通过改善这些因素促使服务业在地区进行适度集聚，另一方面也要控制服务业集聚的过度发展。
唐凯江从产业集群的微观结构入手，分析了产业集群内部和外部环境中蕴含的进化因素和退化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产业集群生命周期曲线决定模型。该模型揭示出了制约产业集群健康发展的退化因素会推动产业集群逐渐走向衰退直至消亡，进一步论证了政府介入产业集群发展的必要性以及在产业集群不同生命周期内的不同管理策略，并同时明确了政府在推进产业集群建设中的基本定位：强化进化因素、控制退化因素，即产业集群健康发展的“监护人”。在此基础上，针对政府在产业集群进化因素和退化因素管理中的“分层有效性”特点，提出了政府在产业集群建设中的分层定位理论。
产业集群的发展是一个内部网络结构逐步优化的过程，组织结构优化为产业集群升级提供了保证。市场型产业集群和中卫型产业集群是两种最基本的集群网络结构，曹丽莉对这两种不同类型集群的内在供应链“子网络”的形态、网络组织化程度和创新能力进行对比分析，认为中卫型产业集群网络内部具有更强的不断调整、协同、创新、升级的能力。
王雷通过对广东东莞IT制造业集群的案例考察发现，在外资驱动的产业集群中，本地集群创新网络的成长是一个由外资企业主导的动态演化过程。创新中心逐渐由MNE母公司向子公司，进而向集群创新网络转变，最终形成以MNE为核心的创新组织机构，并有效推动本地集群的技术升级。嵌入全球价值链虽然为本地企业的技术学习和模仿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但本地企业对外资企业的过度依赖，容易降低其自主创新能力，最终形成集群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的路径依赖，被锁定在价值链的低端。
对于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产业集聚的关系，张宇等认为跨国公司的进入与我国产业集聚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即FDI流入较多的行业也是产业集聚程度较高的行业。而对于产业的集聚和产业技术进步问题，张宇等人认为产业集聚程度与行业的技术水平之间同样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在产业集聚程度较高的行业中，跨国公司也具有较高的生产率水平。同时也指出了产业集聚与内资企业的技术水平也存在着类似的正向关系。因此，培育相关产业集群实际上是提升我国利用外资效果并促使我国制造业发展和升级的重要途径。
（四）产业发展分析
2008年理论界对各产业的分析主要集中在电信业、电力业、制造业、金融业、服务业等几个方面。
1.电信产业规制
从经济学的视角看，电信产业的魅力在于它处于网络产业规制改革的前沿。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市场的发展，电信产业经历了由政府的严格规制到逐步放松规制、有低强度的成本加成机制到目前逐步实施的价格上限规制一系列的规制政策的变化。对电信产业逐年来效率研究能够反映规制政策实施的效果，张东辉等人基于规制理论利用DEA方法对电信产业的规制效率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规制政策对电信产业效率的影响不能一概而论。我国目前的政府规制对电信产业的效率影响并不显著，电信产业存在着生产非效率，并指明了规制影响不显著的原因，即电信产业中的信息不对称以及对国内电信产业的规制强度不够。182肖兴志等人从总量、价格、利润和普遍服务水平四个方面对中国电信产业的规制效果进行了实证研究。他们将规制指标分为规制框架、规制机构和规制对象三个方面，更加全面具体地验证了规制的效果。研究表明：良好的规制有利于降低中国电信产业的垄断利润和电信产品价格水平，改善普遍服务质量，但在业务总量方面效果并不显著。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完善规制机制，提高电信业务总量；建立基于市场竞争的价格体系；在保持既定的普遍服务质量的同时，坚持公平竞争的原则，即政策实施过程中应当透明、公开。
电信投资具有基础投资的属性，但又不同于其他社会基础投资，因为电信网络具有显著的网络经济特征。罗雨泽等人对电信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我国电信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或生产率的贡献高于其他社会基础投资，但电信投资的边际贡献呈下降趋势，这种下降趋势在不同区域的表现是一致的。他们分区域考察的结果表明，电信投资及其贡献存在着明显的区域非均衡。电信投资在电信设施较为发达的地方并没有带来较高的边际价值，相反，在电信设施最不发达的西部，电信投资所带来的生产率提升或经济增长促进作用远远高于东部和中部地区。因此，我国西部应加大对电信的投资，东部需要调整投资结构，而中部则应采取措施刺激电信消费。
高锡荣对电信市场去垄断改革对促进我国电信市场技术进步的影响这一问题进行了讨论。从表面上看，电信市场的发展主要是由投资拉动的，但是投资远远不只是一个追加资本数量的概念，以生产设备设施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资本，同时也是技术载体。他利用DEA全要素生产率测算表明，在2002-2004年间，中国电信市场经历了一个显著的技术进步过程，并且这种技术进步主要是通过注入更加先进的生产技术来实现增长的。从DEA效率的跨年度变化可以看出，中国电信市场的有效前沿发生了明显的前移；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估计同样显示，改革中的中国电信市场是一个由技术进步所驱动的市场，技术进步因素对中国电信市场发展的相对贡献份额到达了61%以上。由于中国电信市场的竞争仍然不充分，产权结构仍然是典型的国有经济，私人的进入受到严格管制，从而导致了中国电信市场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并不是非常令人满意。
2.电力产业
杨淑云等考察了中国电力产业在市场化改革期间的效率和生产率变动，结果发现：电力产业技术标准注重整体提高，各省电力企业纯技术效率相差较小，其效率差别主要表现在规模效率上的差别；电力产业存在规模经济性，企业的规模与规模效率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规模无效率的企业实际规模过小；在考察期间中国电力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得益于技术进步，而效率总体上并没有提高，表现为X无效率。这表明我国电力产业的市场化改革并未提高企业的效率，这是与电力产业规制方式有密切关系。在限制进入并实行回报率规制方式下，受规制企业产生X无效率是“经济人”的正常行为。建议借鉴世界上其他国家电力产业改革的经验教训，继续推进电力产业的市场化改革，最大程度地引入竞争，在非自然垄断环节引入直接竞争，而在自然垄断环节可以引入间接竞争和激励性规制，给各个经济主体提高效率的激励。
电力市场改革是一个复杂的关联系统。陶峰等从发电侧改革的角度出发，研究了电力系统中发电侧的技术效率，利用固定效应模型考察和识别了电力体制转型期间产权结构、市场结构、燃料成本和技术对发电行业技术效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发电行业技术效率整体水平较低，区域差异较大，低效率省市区占大多数；国有资产比重过高会损害发电行业的技术效率，产权结构问题是发电行业低效率的根源；企业规模和技术效率之间呈“U”型关系，这是由我国特殊的电煤供求性质和电煤价格机制决定的；由于发电侧竞争极不充分，行业竞争对发电行业技术效率的影响尚难经验验证；煤炭价格与技术效率显著负相关，而出厂电价与技术效率显著正相关；运输费用是燃料成本的重要构成部分，煤炭稀缺程度将影响地区发电行业技术效率；小机组的大量存在损害了我国发电行业的技术效率，大型高效环保机组的建设可以提升发电行业技术效率。我国发电行业国有资本垄断问题根深蒂固，发电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和民营化至今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国有资本过度集中挤出民营和外资，致使发电侧竞争极不充分，电力市场化改革还难以有效推动电力投资优化，因此推动产权结构多元化仍然是提高未来发电行业技术效率的关键。
3.制造业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物质基础和工业化的产业主体，是社会进步与富民强国之本，在经济建设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目前，我国制造业产业内贸易活动的份额在逐渐提高，制造业参与产业内国际分工的程度也在逐渐加深。高敬峰认为，我国制造业参与产业内分工的程度一直处于相对较高的水平，但劳动要素优势仍是我国参与产业内分工的基础。我国制造业属于垂直型产业内分工活动，出口的是低价格的低端产品品种，而进口的是高价格的高端产品品种，面临着提高技术含量，实现产业升级的迫切任务。以劳动力优势参与国际分工，虽然当前获取的附加值较少，但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能直接带动生产资源转向具有比较优势的制造业部门，制造业的产业结构才能在比较优势的作用下进行调解。我国制造业应正视在产业内分工中所处的地位，主动地以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通过资本积累改变我国的要素禀赋状况以实现产业结构升级。
刘世锦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以产业成长和进步为基础的。在影响产业成长的多种因素中，具有决定性的是竞争性市场环境的形成。中国不同产业的进步并不在同一水平线上，甚至不在同一数量级上，且各产业之间的产业竞争力存在明显的差别，主要原因是受到市场开放和竞争的不同影响。市场开放、竞争和产业进步是观察和分析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产业发展的一条主线。他选择中国汽车产业作为典型案例展开分析，通过中国汽车产业发展中呈现出的一些问题及存在的争议，折射出了中国产业发展中的重要经验，主要有五点：行业开放和充分竞争可以解决产业和企业发展中“基本面”的大多数问题；把企业成长理解为一个过程，不同阶段解决不同的问题；与产业高成长相伴随的改革红利预期是改革成功的重要条件；市场开放和地方竞争促使地方政府转换角色，在地区资源配置、竞争力提升等方面较为稳定地发挥某些积极作用。
吴利华等通过对上市公司纵向整合程度与企业绩效的实证分析认为，尽管钢铁上市公司纵向整合多元化经营与钢铁行业产业政策相背离，但纵向整合是钢铁行业上市公司的理性选择。我国钢铁行业产业政策明确支持具有比较优势的骨干企业集团实施兼并、重组扩大规模，提高产业集中度。钢铁上市公司纵向整合多元化经营，增加了上下游产品的生产，并没有提高主营钢铁行业的生产规模，更多的是降低产业集中度，然而纵向整合显著提高了企业绩效。
品牌的需求价格弹性和市场份额，是品牌市场绩效的两个重要指标。在价格和市场份额关系变动的方向上，高昉等的研究结果与国外的普遍研究结果有所不同。他们认为，市场份额越大，价格弹性越朝负的方向变动，这与国外实证研究的结果相反，反映了转型过程中中国手机市场的特征。企业应当综合考虑产品的价格和品牌，对于市场份额较大的和市场份额增长较快的预期价格弹性较大，因而可以灵活地采用价格促销手段以进一步扩大销售量；对于市场份额较小的和市场份额增长较慢甚至负增长的，由于其价格弹性小甚至是正的，应提高品牌的形象，缩小与大品牌的消费者感知的品牌形象差距。
宋泓认为互惠性的贸易自由化过程，实际上推动着国家之间按照比较优势原则进行国际劳动分工。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产业将获得更多的外部市场，而比较劣势产业将因为市场开放而受到进口产品的冲击，若外部市场受到限制，一个国家比较优势的发挥将受到很大的约束，整个开放的动力将被削弱，可获得的收益也会降低。他以中国纺织业和服装产业为例，研究了外部市场限制对比较优势产业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在1981-2008年间，中国纺织和服装产业的出口扩张存在着3种外部限制：与多边贸易缔约方或成员资格相关联的限制、纺织品配额限制和多边配额体制废除之后的歧视性限制；外部市场限制对这些产业的就业、资本形成和价值增值也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些产业的外部限制极其巨大影响也迫使中国更加积极地融入世界经济。1984年中国加入多种纤维安排，1986年提出恢复在关贸总协定中的缔约方地位并开启漫长入世进程等都和这种限制有关。
4.金融业
最近几年，关于中国金融体系的研究兴趣日益浓厚，主要原因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金融体系的低效率同时并存。林毅夫、孙希方对我国银行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根据“最优金融结构”理论，他们认为中国在现阶段的最优银行业结构应当以区域性中小银行为主体，四大国有银行市场份额的下降和中小金融机构市场份额的上升意味着中国实际的银行业结构向最优银行业结构的趋近，因而会提高信贷资金的配置效率，促进经济增长。同时，样本数据分析的结果还表明，反映银行业规模的变量与经济增长之间显著负相关。造成中国银行体系低效率的原因，不仅在于国有银行的所有制偏向，而且在于不合理的银行业规模结构，因为四大国有银行在为符合中国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方面缺乏优势。金融体系能否有效地发挥动员储蓄、配置资金和分散风险的功能，不仅在于其总体规模的大小，更在于其结构是否适应实体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
张静等认为银行卡产业的“双边特性”对传统的规制政策提出了一些挑战，但是它并未推翻相关市场界定原理，SSNIP测试逻辑仍然适用于分析银行卡产业的并购规制。基于双边市场定价的“平衡法则”，在界定银行卡网络服务这类双边产品的相关市场时，不适宜以交换费和市场两边单独的价格作为SSNIP测试的工具，而应该用双边用户的总价格加成来衡量银行卡平台的市场势力，并且这一结论对于封闭式平台和开放式平台的并购规制分析均成立。
5.服务业
加快服务业发展，提高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是多年来政府经济政策的重要导向之一。荆林波等从我国服务业比重和增长率两个方面进行了实证研究。从服务业发展水平来看，无论是与其他大国还是中等收入国家相比较，我国服务业发展水平都较低；从服务业发展的内部结构来看，传统服务业比重下降，现代服务业比重上升，并且服务业内部行业就业弹性差异也非常明显。另外，服务业内部各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呈现出不同的变化趋势，无论是从绝对值角度还是增长率角度讲，社会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都呈现出较快的增长，国家机关党政机关社会团体服务也是劳动生产率增长较慢的行业。新兴服务业和公共服务业分别是劳动增长率增长较快和较慢的行业。
对我国服务业的发展水平，程大中持有相同的观点。他对中国和13个OECD经济体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部门结构及其影响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低于其应有的发展水平。由于与OECD经济体相比，中国国民经济及其三次产业中的物质性投入消耗相对较大而服务性投入消耗相对较小；大多数OECD经济体生产性服务的将近70%都投入到了服务业自身，而中国生产性服务的一半以上则投入到了第二产业；中国服务业的增长不仅不能对国民经济产生应有的带动作用，其本身受其他部门的需求拉动作用也不大。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差距不只是由经济发展阶段决定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社会诚信、体制机制和政策规制的约束。打破市场垄断、理顺市场机制、规范市场运行秩序和政府行为以及打造诚信经济，是政策制定的着力点。
陈艳莹等结合转轨时期我国服务业发展环境的特殊性，分别从行业和地区层面对影响我国服务业进入退出的各种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行业本身的盈利前景是吸引企业进入服务业的主要因素，服务业的进入退出更多是市场机制作用的结果。然而，企业在进入服务业时也面临着因行业的专业化壁垒、高素质劳动力稀缺和在位企业扩大经营规模的策略性行为导致的进入障碍，特别是在转轨时期，政府对服务业的行政管制、垄断经营以及对制造业的控制都会制约服务业的自由进入和退出。并且，相对于经济性的进入障碍，政府的控制力对服务业进入退出机制的扭曲更严重。降低服务业的进入门槛不是单纯的下调注册资本金所能达到的，政府还需要在完善行业的进入退出机制方面做出努力，主要包括：根据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优化的要求，大力培养具有专门技能的服务人员，消除企业进入知识密集型的现代服务业的障碍；降低服务业的融资成本；降低政府对经济运行的不恰当控制和干预，减少政府在服务行业的垄断经营。
6.其他产业
创意产业是21世纪的新兴产业，自首次提出至今尚不足10年，不论从理论建设还是实践应用上都还是初见端倪，主要表现在创意产业首先起源于实践，并且是以一国政策性文件正式提出，理论研究大大落后于实践应用；同时，作为一个后工业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一个载体，创意产业的内涵和特质并未完全被各国所领会。基于此，隋新等梳理了近几年国内外创意产业的相关文献，对创意产业作了系统评述，从国内外两个角度分析了创意产业的内涵和外延，对创意产业的特点和归属、集群研究及其发展水平评估等方面进行了总结。
施卫东等认为发展创意产业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新模式，是国家与企业软实力的重要体现。京沪高速铁路沿线省市经济发达、城市化水平高，人才优势明显，区域产业布局较为合理，具备发展创意产业带的有利条件。他们结合交通经济带理论分析京沪高速铁路建成后对北京、上海两地及沿线创意产业发展的影响。利用好京沪高速铁路对北京与上海的联系作用，能够产生对创意产业发展所需要的各种资源的放大作用。同时，外部效应以及溢出效应会在一定程度上辅助天津、河北、山东、江苏四省市的创意产业发展。京沪两大创意产业中心对沿线城市的辐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开拓市场、满足沿线创意消费需求；二是构建跨地区创意产业链，利用创意成果带动沿线产业升级。
电影院线是电影发行和放映的最主要渠道，也是电影产业发展的核心部分之一。2002年以来，国家对电影院的院线化改革使得原本处于半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影院迅速市场化。周末通过分析中国电影院线的市场结构验证了院线市场的绩效。在一些区域市场中的部分院线取得了显著的规模效应，但我国电影院线市场总体依然处于较低集中度的状态。特别是省内院线数量众多，且市场份额很低，处于规模不经济状态。地域保护、进入退出机制缺乏等因素限制了院线的资源整合过程。但是经过2004年以后的转型期，市场集中度已经有所提高。全国院线已经普遍开展了价格竞争，采取了价格歧视策略，同时兼并联合、扩大规模也作为提高竞争力的有效手段，在一定程度上被全国院线业广泛接受，形成了多条院线有效竞争的态势，通过完善竞争机制，电影放映和发行部门开始了由传统经营模式走向产业调整升级的过程。
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海洋经济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于谨凯等认为海洋产业布局必须遵循各要素投入在同一产业的边际产出相等，同时同一要素在不同产业的边际产出相等这一原则。他将Weaver-Thomas关于工业战略产业布局优化的模型应用到我国海洋经济区的产业布局上，分析我国海洋产业的优化布局问题。他认为在具体进行海洋产业布局时，首先应该根据区位商指标来确定海洋经济区的比较优势，然后根据区内比较经济效率指标确定区域海洋主导产业，以及主导产业和相关产业的关联程度。合理开发海洋资源、优化海洋产业布局是一个全局性的战略问题，需要各海洋各管理部门的统一协调。首先应建立相对集中且功能专门化的管理机制；其次是建立海洋协作合作机制；再次制定海洋发展规划，健全相关产业政策；最后是要形成合理的海洋产业布局层次。
（五）产业经济学其他问题研究
1.产业结构演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其中产业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方面。在产业规模快速成长的背后，更具有意义的则是我国产业结构快速高度化的演进。
高煜、刘志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结构演进特征入手，考察了我国产业结构高度化演进的推动因素及我国产业结构的现实问题。我国的产业结构从1978年以来经历了一元驱动向二元驱动、从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从轻工业向重化工业、从内向向外向、从产业分离向产业融合的演进，其驱动因素包括资本积累、技术进步、需求转换、外向发展及信息化等。目前我国产业结构存在着外向发展层次低、区域发展差异明显、重化工业化的结构和质量问题突出、生产者服务业发展滞后等问题。未来我国产业结构将向外向型产业升级、区域产业协调发展、新兴工业化发展以及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的方向演进。
何德旭等认为，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伴随着就业结构的变迁、第三产业快速发展和结构优化、技术进步对结构变动的贡献度增大，以及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提高。根据目前中国经济的实际发展阶段、资源和环境约束条件、社会发展程度，结合21世纪前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和现实发展道路及发展目标是：以高新技术产业为驱动力，以现代服务业和现代制造业为发展的两个车轮，带动产业结构的整体升级。
李云娥认为，宏观经济运行和产业结构变动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内在联系：产业结构变动是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的重要因素；宏观经济运行则是产业结构变动的具体实现形式，宏观经济运行及其具有的基本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制约和影响着产业结构变动的基本方向和频率。然而，由于各大产业的内部构成和运作方式存在重大差异，因此，它们的变动对宏观经济波动的贡献率是各不相同的。第二产业和第一产业对宏观经济波动贡献率最大，但是，第一产业的作用更为显著，第三产业的变动与宏观经济波动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
2.产业转移
现有研究证明要素价格上涨是城市产业向农村转移的直接原因，而城市要素价格变化又可归因于城市的本质即聚集经济。陈明生等通过建立聚集经济理论和要素禀赋论相结合的新的分析框架来研究城乡产业转移的动因。在聚集经济的作用下，城市的土地和劳动力要素供给增长缓慢，其相对价格上涨，而资本和技术要素的供给增长较快从而相对价格下降。在各产业的要素密集度不同的情况下，密集使用相对价格较高的要素的产业，包括土地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成为城市中的比较劣势产业，在竞争规律的作用下，被迫逐渐转移出城市。
陈耀等分析了在劳动力成本上升和人民币升值背景下的沿海产业集群迁移。由于产业集群的本地关联性和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不同，生产和贸易成本上升对沿海产业集群区位再选择的影响也不同。由跨国公司主导的一些高技术产业加工贸易集群向沿海中小城市或低成本国家迁移的倾向会越来越明显；而数量众多的传统产业集群，随着出口增长率的下降和内需的提升，向中西部地区扩散或迁移的速度将会加快。针对沿海产业集群呈现出的不同转移趋势，各个地区要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东部沿海地区应主动将一般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出去，同时抓住世界服务业转移的机会实现产业升级；中西部地区要着力创造有利于承接沿海产业转移的软硬环境，尤其是降低物流成本和交易成本。鉴于沿海产业集群在中国对外贸易和就业中所占较高比重，为避免对国内经济增长造成冲击，应及早制定应对策略。开展区域合作，减少企业迁移的不确定性，鼓励企业充分利用国内广阔的市场和劳动力成本优势，是促进产业理性转移和区域协调发展不可忽视的环节。
3.企业理论
传统的产业组织理论与企业理论将企业绩效视为特定产业环境的结果，这一观点受到“企业异质性”理论的挑战。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与管理学家之间逐渐达成一种共识：企业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差异，即企业战略、组织结构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决定不同企业绩效的重要因素。孙早等从一个动态的视角围绕产业环境、企业战略、组织结构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经验研究，认为面对持续变化的产业环境，企业家的战略设计（实施）和组织结构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企业的绩效表现，并指出这一关系变化模式在世界范围内有条件的得以成立。中国企业、特别是大企业发展迅速，正在成为产业乃至整个国家经济获取持续竞争优势的源泉。
杜传忠等借鉴拉丰、泰勒尔等的“新俘获理论”思路和方法，对企业进入规制俘获现象进行研究。在非串谋情形下，信息的完全与否有可能导致不同的企业进入数量机制设计，完全信息与非完全信息的机制设计的偏离取决于实际情形中给定的函数、参数设定。而串谋行为会对社会福利最大化产生负面影响，当然这种影响可以通过一些机制设计来减少，主要有：降低规制代理机构判定的权限；给规制机构以激励，降低其被俘获的动机；增大规制俘获的成本和难度；减少规制机构与委托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针对进入企业的不同类型采取不同的数量规制方案。
梁运文提出了一个基于企业家精神的战略演化模型，构建并阐述了从企业家精神、战略演化到产业竞争力“创造性毁灭”的传导路径与机理。企业战略生命周期的本质体现为机会创造和利用过程；企业家精神通过机会识别、机会资本化、资源获取与控制、结构优化作用于企业战略，从而形成企业战略演化历程；由企业战略平滑化演化而沉淀的企业持久竞争优势，通过产业集群与国内竞争的乘数、集聚、交叉和渗透效应，最终驱动了产业竞争力的“创造性毁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战略的平滑化演化，驱动了我国工业竞争力可持续发展，然而当前中国企业的企业家精神从“制造至上”过于偏向“市值至上”的趋势，将对以实业为基础的中国公司的战略演化造成紊乱。
聂辉华等使用企业层面的大规模数据对中国企业的创新活动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揭示了规模、市场竞争、产权等因素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结果发现：企业的创新与规模、市场竞争之间均呈倒U型关系，一定程度的规模和市场竞争有利于促进企业创新；与其他所有制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具有更多的创新活动，并且这种相对优势伴随企业规模变大而更加显著；国有企业的创新效率较低，私营企业的创新效率较高。
4.产业组织新理论
王贵明指出传统产业组织理论偏重于竞争与垄断问题，从保持市场竞争的角度出发，在不同历史阶段提出对市场进行规制和自由放松的观点，却不能有效解决现代工业所面临的生态环境和资源稀缺问题。产业共生组织将传统的线性生产组织方式转变为网络性的可循环生产组织，是进行产业组织变革、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向。产业共生网络就是建立以组织为内在动力、政府规划为协调机制的自组织-规划共生模型，其中，经济因素、政府管制和中间组织是产业组织共生组织形式的主要驱动因素。实现产业共生网络的核心条件与机制，首先要识别出影响共生网络形成的障碍，除了物质先决条件和经济因素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影响因素，如技术条件、组织条件等以及他们所形成的复杂的混合体。
胡铭从法和经济学的角度介绍了知识产权与产业组织之间关系的最新理论动态。古典理论对知识产权持肯定态度。专利和版权会激励创新，因为他们帮助创新者排除竞争，增加发明的期望回报，激励人们的创新活动；专利可以防止模仿，而且可以把权力销售给开发者，从而激励创新转化为商品；专利促使创新者披露信息并能方便发明人与其他人签订合同，因而增加社会福祉。而最新的理论承认知识产权作用的同时指出，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会产生壁垒。不同的产业可以采用不同的或互补的治理制度和放大解决知识产品的公共属性所引起的市场失灵问题，而不是一定要依赖于单一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