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一揆”，就是把有着共同目的的人们组织起来，为了实现一个共同的目标或者打破一些固有的支配体制而付诸武力的行动。类似于在中国所说的“起义”。
“一揆”语出中国儒家名著《孟子》，本意为同心协力，为了达到共同的目的而奋斗不息。在室町幕府统治后期和安土桃山时代（中世纪后期），由于幕府内部争斗不断，外部守护大名的互相倾轧而引发的政治动乱，以及干旱、洪水等灾荒引发的经济动乱，加之宗教活动的广泛进行，各地反抗活动此起彼伏，“一揆”的名字便逐渐叫响。在古代中国，起义的参加主体十之八九是农民阶级，在这一点上日本的“一揆”却与中国截然不同，日本的“一揆”既有农民为了反对守护大名（或者幕府）统治时实行的暴政，也有国人（市民阶级）团结起来反对守护大名的统治，更有佛家利用宗教发动门徒进行抗争的宗教战争。因为参加者的不同，日本的“一揆”也有很多不同的叫法，比如“土一揆”、“国人一揆”、“一向一揆”等。
土一揆
1428年，日本本州地区气候忽然出现异常，大旱数月，本是收获季节，半数的农民却颗粒无收。常言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天有不测风云，当地又流行一种莫名其妙的怪病，一般人在染病后不出三天，均身体溃烂后发病而死，俗称“三日病”。当时正是室町幕府内乱激烈之时，恰逢将军足利义持猝死，继承者足利义教继位。足利义教立足未稳，朝内当权派纷纷发难，虽然并未发生激烈的武装政变，但是看似平静的朝内，实际上暗流涌动。近江地区是商业繁荣、交通发达的地区，尤其是坂本、大津等地区为了迎合大规模交通的需要，兴起了一种在当时非常先进的职业——马借，用途相当于现代的运输公司。马借的从业者拥有自己的马队，为商人们运输商品，并从中获得利润以维持生计。当时由于连遇灾年，各地商品奇缺，各地商业活动大大减少，马借从业者们的生活状况也逐渐严峻起来。但是室町幕府并不体谅从业者们的艰难，反而加倍征收租税，引起了马借们的强烈反抗。马借的反抗和寻常的起义不同，他们拥有自己的马队，由于运输需要长年累月的马上生活，他们大多性情彪悍勇敢，且练就了一身极好的骑术。为了防备沿途土匪的袭扰，他们还有自己的武器，而且个个都是好身手。这些因素集合在一起，在和平时期并不起眼的苦力们竟成了一支富有战斗力的部队。马借们为了要求统治者实行“德政”，率先揭开反旗。马借们的起义像一根燃烧的导火索，瞬间点燃了农民大众的愤怒。农民大众与“马借”们遥相呼应，“一揆”瞬间全国开花，且愈演愈烈，迅速波及畿内一带。饱受债务之苦的农民们袭击了富裕的酒屋、土仓、寺院。他们私分粮食、钱财，极大地动摇了幕府的统治，严峻的局势引起了统治者的极大震惊。幕府当然不会袖手旁观，火速传令管领山满家带兵镇压，同时命令侍所政司赤松满佑辅助山满家镇压“一揆”。虽然在幕府的镇压下，“一揆”最终失败，但是“一揆”却取得了实际的效果：幕府虽然在名义上没有实行德政，但是在“一揆”的过程中，土仓（类似于地主）的债书却全部被暴动的农民们销毁，农民们一举卸下了债务的负担。且在大和等地区，土地在实际上都实现了“庄园化”——“一揆”取得了显著的成果。这次“一揆”被称为“正长的土一揆”。
1428年，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持在没有另立继承人的情况下猝死。一时间朝中群龙无首，朝中大臣们在无奈之下商议，决定以抽签的办法从将军的后人中选出下一代将军的人选。足利义教幸运地被选中了，由于这个原因，后人讽刺他为“抽签将军”。足利义教虽靠运气当选为将军，但是他并不是一个昏庸无能之辈，在日常行事中，他处处以自己的曾祖父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为榜样，兢兢业业，一心治国。但是足利义教生性残暴，为了强化自己的权力，强行介入实力派山名氏、京极氏、斯波氏的家督之争，安排自己的亲信占据主要职位。他急功近利，为了取得和足利义满一样的影响力，他胡乱猜忌臣下，肃清潜在的绊脚石，不仅对武士们下手，且将屠刀悄悄地向皇族举起。据《看闻日记》记载，一时间，人心惶惶，形成了“万人恐怖”的局面。积蓄已久的愤怒还是爆发了，幕府中资格最老的赤松满佑因为足利义教的猜忌被排除在权力团体之外，怀恨在心的赤松满佑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雇用杀手，将大将军足利义教暗杀，史称“嘉吉之变”。趁着“嘉吉之变”的混乱，各地反对足利义教幕府暴政的农民、市民联合起来，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起义，起义军的人数很快就达到几万人，几万大军攻城略地，甚至最后包围了京都。幕府最终妥协，答应实行德政。但是只针对农民的德政引起了市民阶级和一部分统治阶级的不满，起义规模更加扩大。幕府无奈之下实行全方位的德政才平息了暴动，此次“一揆”被称为“嘉吉的德政一揆”。
国人一揆
应仁之乱后，虽然室町幕府内部及各个守护大名之间大规模的战火已经熄灭，但是各个守护大名之间细小的摩擦不断，局部的战争还是呈燎原之势。南山城的山义就和山政长还是在为家督之位冲突不断，双方的冲突不仅极大地影响了当地居民的生活，也在客观上为“一揆”准备了生长的土壤。“应仁之乱”后，幕府也是元气大伤，京都地区虽然繁华，但毕竟农业欠发达，需要周围地区的补给，属于消费型城市。于是室町幕府想把土地丰饶的山城国变成自己的“大农场”。山城国的守护大名又把沉重的负担转嫁到当地居民身上，常年的冲突和沉重的租税负担使山城国百姓困苦不堪。受各地“一揆”的影响，山城国的居民也将对暴政的愤怒付诸行动。因为暴动的地区名为山城国，所以此次“一揆”便称为“山城国的一揆”。
一向一揆
“一向一揆”是以净土真宗本愿寺为领袖，以寺院、道场为中心，信奉莲如“极乐往生”教义的僧侣、武士、农民们自发组织的活动。他们以某种特殊的宗教理念为纽带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与中国旧式的宗教战争不同，他们持续时间长，且力量庞大，在战国时期甚至形成了和众位战国巨人相抗衡的力量。
佛教随遣唐使进入日本以后，逐渐加快了“本土化”的进程。到了室町幕府的统治时期，日本的佛教教义就和中国有了很大的不同：日本的佛教讲究精神的信仰，在行动上对僧众们的限制不多，僧侣们可以饮酒，可以不忌荤腥，甚至可以娶妻生子。日本佛教的特殊性还在于：寺院的僧众们是日本文化的主要传播者，日本的很多大学问家都是僧人，经书也是日本文化的主要载体。现在如果去日本旅行，看到的最多的景观还是寺院和道场，古代日本的建筑遗迹大多因为做工不够细致而过早地坍塌。但是佛教建筑却与众不同，建筑材料全部都货真价实，所以才能常年屹立不倒，一直留存至今。本愿寺在一代住持亲鸾的努力下开创先河，后经数代人的努力在日本发扬光大。到了第八代住持莲如时期，莲如更是不辞辛苦，万里传教，使本愿寺在日本享有崇高的威望，势力之旺盛，甚至能够建立一个“佛教之国”。
日本一向宗（净土真宗的一支）的发展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时期，到了莲如担任掌门人之后，一向宗发展到顶峰，一向宗打破了地域上领国边界的局限，在近畿、备中、播磨等地区都留下了自己的教义。自镰仓时代开始，由于生产能力的滞后，农民之间有了一种互助组织。每逢村中遇到大事时，农民们就不约而同地到自己住所附近的寺院中商议，谋求解决的方法。久而久之，的力量逐渐强大，甚至超出了一个村庄的范围，走向了联合的道路。在净土真宗传播的过程中，经常在寺院中讲学，因为寺院也是村民的集聚地，所以原来的逐渐被宗教色彩浓厚的“讲”所取代，寺院逐渐以宗教的力量控制了农民。在室町幕府统治的后期，战乱不断，众位大名们忙于战乱，撤走了在乡武士，这样，农民们就有了更多的自主权，他们就联合起来抵抗统治阶级的横征暴敛。由于斗争的需要，他们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武装力量。农民们的组织因为需要共同开发山林、池泽以及矿山而建立，所以他们中有的人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这股经济实力为他们的斗争提供了肥沃的土壤。随着一向宗的传播，“讲”的规模不断扩大，加之天灾人祸，苦难深重的农民阶级把“讲”作为发泄自己不满的场所。愤怒的雪球越滚越大，最终暴动开始了，各地的一向宗们袭击各地的土仓、酒屋，极大地动摇了幕府的统治。
在众多一向一揆中，最具影响力的还是要数发生在1488年～1580年的加贺地区的一向一揆。莲如在1474年到达吉崎御坊（今福井）传教，凭借着自己渊博的学识和精湛的佛理造诣，他陆续统一了北陆地区的净土宗的各个门派。一向宗（净土真宗的一支）势力大增，连当时的守护大名富政亲都要依靠一向宗的力量来打击政敌富幸千代。在打倒富幸千代以后，莲如的一向宗不仅没有得到富政亲的感激，反而因自身力量的强大招来富政亲的猜忌。1475年，因为富政亲的迫害，莲如被迫离开吉崎御坊，加贺的门徒们也因为富政亲的打压纷纷逃到了越中地区。残暴的富政亲并没有就此罢手，反而变本加厉。一方面，联合石黑光义继续打压信徒；另一方面，主动请缨参加九代将军足利义尚的远征军，将沉重的军费转嫁到国人头上。愤怒的国人和连续几年被打压的门徒最终联合起来奋起反抗。一揆转眼间蔓延到整个加贺地区。人数众多的起义军成摧枯拉朽之势，富政亲的军队节节败退，最终被消灭在高尾城。起义军的美名传遍全国。闻讯后的幕府惊恐异常，马上派大军前来镇压，但是民怨积压已久，各路前来的征讨大军都是铩羽而归。1546年，起义军建造了金泽御堂，并以此为据点四处攻城略地，北陆地区全部成为了一向宗的天下。
室町幕府统治后期，天下大乱，在战乱和暴政的阴云中，各个阶级都用自己的方式来保护既得利益。此起彼伏的“一揆”是这片阴云中的一个独特的亮点。在众多一揆的推动下，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