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前十年的夏季，英国的一艘间谍船“阿美士德”号来到上海。船长有个中国式的名字，叫胡夏米。此人在上海待了十八天，搜集到大量政治、经济、军事情报。其中之一便是观察沙船每天进入上海港的数量。
胡夏米躲在黄浦江畔的芦苇丛中，一连观察七天，发现从北方来的沙船，大者一百二十吨，小者八十吨，共约四百艘；来自南方的则为三四十艘。
综合其他种种情报，胡夏米得出结论：上海将是东亚未来的商业中心。
一个半世纪后，上海定白玉兰为市花。“市标”的图案则由白玉兰、沙船和螺旋桨组成，并附如下的说明文字：“图案中扬帆出海的沙船，是上海滩最古老的船舶，它象征着上海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港口城市。”
可见，沙船在上海经济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甚至可以说，没有沙船，就没有上海的经济繁荣。
据史书记载，自康熙皇帝下令开放海禁后，“往来海舶俱入黄浦编号，海外百货俱集”，东门外江面上，“舳舻相衔，帆樯比栉”，至鸦片战争前夕，聚集于上海的沙船少则数千，多则上万。仅本地沙船水手就多达一万余人。其中不少水手都受雇于“大郁家”。
所谓“大郁家”，即“沙船业大老板郁家”的简称，指的是嘉定南翔镇郁馥山之子郁竹泉、郁泰峰兄弟俩。巅峰期间，“大郁家”拥有大小沙船二百余条。“沙船采用坚韧木料制造，大号沙船首尾长一百三四十尺，货舱很深，容积宽广，可装载三千石（约一百五十吨）”，造价约值银一万两。但“大郁家”的家财远不止二百多万两，因为他们家“富甲一邑”的证据在如下几件事上也看得出来：
一、清政府批准“大郁家”以郁森盛沙船号名义浇铸银元（也称银饼，分一两与半两两种），在市场上流通。
二、“红顶商人”胡雪岩多次向“大郁家”“拆头寸”，且胡家两代两位小姐都嫁到“大郁家”。这在台湾作家高阳的历史小说《胡雪岩》中，也多有涉及。
三、郁家私人藏书约五十万卷，在晚清上海首屈一指。
应该说，在长兄郁竹泉病故后，秀才出身的郁泰峰读书经商两不误，“大郁家”是很兴旺发达的。
1853年9月7日，小刀会举旗起义，占领上海县城，宣称“与太平王有联系，奉行太平王的法令”。城里殷实富户纷纷逃进租界避难，小康之家出逃的也不在少数，号称上海首富的“大郁家”照理必逃无疑，但郁泰峰作出了反常的决定：把女眷送到浦东周浦地区暂避，他留下看家。
从此，“大郁家”祸从天降，走下坡路了。
小刀会要他不断提供钱粮是原因之一。据史书记载：小刀会对有钱人是不客气的，“括富绅重金，并锢令日纳若干以助饷。”小刀会的南门指挥部就设在“大郁家”。郁泰峰于“起事之初先捐八万。复捐十数万”。后来是每天捐银二百两。小刀会占领县城十七个月，共五百来天，需银十万两左右，全部加起来约三十万两。换得的是“大郁家”的平安，郁泰峰要保的东西都保住了，祖宅、长兄郁竹泉之灵柩和五十万卷藏书。据说，郁泰峰还能继续编纂《宜稼堂丛书》。在这十七个月里，兵荒马乱，战火不断，城桓附近大批房屋被烧毁。小刀会由于得不到洪秀全的承认和支援，天天孤军苦战，后期还因租界当局筑墙封锁而粮源断绝，处境日益艰难危急。郁泰峰该保的东西仍能保住，且有心思编书，表明他的“外交”是成功的，即吃敬酒不吃罚酒。至于助饷三十万两，“大郁家”还支撑得起。换言之，这不是“大郁家”败落的主要原因。
主要原因是战火，沙船业一落千丈，以及县城光复后，清政府大小官吏的横加罪名，敲诈勒索。
“抚军入城，至郁泰峰家，责其在城济匪，声色俱厉，勒令捐银二十万两，饬交道员修学宫、各衙署及一切善后事宜。”理由是充足的，许多绅商都一走了事，你大富翁留下，提供房屋钱粮，这不是甘心情愿“济匪”吗！“济匪”是杀头的罪名，先叫你拿出点银子来做点好事，后边你看着办吧。
郁泰峰明白，不能敬酒不吃吃罚酒，与其你上门来敲。不如自己主动交。“交”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一是到京城里去疏通关节，二是给大小官吏塞红包，三是做修城墙等利于地方上的善事。
一共“交”掉了多少银子，外人不得而知，据郁氏家谱记载：“又值国家多事之秋，国库空虚，曾祖考（即郁泰峰）呈请吉抚宪，愿输银二十万两。”修城墙也有记载：“其时兵灾之余，疮痍满目，曾祖考慨然与堂叔祖考心卿公合捐善后经费银二十万两，官厅即用以修葺城垣。”吉抚宪即时任江苏按察使的总兵大员吉尔杭阿，这在《上海近代史（新编）》里找得到印证：“连吉尔杭阿本人也从富商郁泰峰家中劫走了二十万两银子。”修城墙因为规模大，老百姓送给郁泰峰一个外号，叫“郁半城”。算是一个安慰吧。
面上一捋，三笔钱共六十万两，加上“济匪”三十万两和暗地使的钱，总数当在一二百万两，况且入少出多，况且人祸再逢天灾，一次特大台风，郁森盛的一支沙船队悉数沉没，至此，“大郁家”再也翻不过身来了。
银子换来了荣誉，地方官上奏郁泰峰有“破家报国”的“义举”，咸丰皇帝下旨钦赐郁泰峰为从二品盐运使；大匾一面，上书“功衰保灵”；还批准他的奏请，上海县学每科增加十名秀才的名额。
就国计民生而言，上海滩沙船业老大应在民族航运业、金融业上多多建树，那才称得上是正路。而清政府的做法是竭泽而渔，其结果只能是一起衰亡。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上海整修仅存的一段五十米长古城墙，发现有“咸丰五年”字样的城砖，有人就对“郁半城”泼污水，说他“勾结官府”、“巴结李鸿章”，等等。郁泰峰六世孙郁青先生不服，撰文举证，表明乃祖“不像其他有钱人那样与小刀会对立，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同情和支持”。换言之，郁泰峰是小刀会的朋友，“同情和支持”的具体行动，即留在城里助饷。
笔者以为，以上二说都很难成立。
综观一生，郁泰峰是位儒商，自小读圣贤书，中过秀才，继承祖业后仍喜欢读书购书编书，从他的行事操守看，注重的是名与义，与儒家的思想观念是一致的。小刀会起事时，郁已年过半百，称得上学富五车，阅历深广。郁青说他反对洋人入侵，反感于清廷腐败统治，都没错，但他与太平天国也走不到一块去，好些问题上还很可能是格格不入的。例如洪秀全推行“上帝教”，《天朝田亩制》横斥工商，文化上贬斥孔孟，郁不可能持赞同态度。他留城的真正原因，恐怕来自他头脑里的儒家思想观念：一是维护纲常伦理，保先人庐墓，保长兄灵柩；二是保中国的文化典籍。
孟子有言：“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自古以来，中国的读书人信奉重义轻利的价值观，“义”字当头，可以“忍辱负重”，甚至“舍身成仁”。他执意留在城里，不是不知道危险，在于他认为以上两条是大义所在，冒点风险是值得的。
至于指责他“勾结官府”、“巴结李鸿章”，那似乎不无缺乏常识之嫌了。郁是绅士，事业做得那么大，家里财富山积，有点交际应酬，有李鸿章那样的几个做官朋友是寻常事。如果他与刘丽川、徐耀等小刀会人物交朋友，倒反而有点不正常了。所谓“学而优则仕”，当官的考中之前也是读书人，彼此交朋友顺理成章，不足为奇。“勾结”、“巴结”，一般都应该与“不可告人”、“为非作歹”连起来，否则便不能成立。
其实，郁泰峰不是政治人物，在这上头争论并没多大意义，要紧的是认识郁泰峰与上海经济繁荣的关系，以及他留给后人的沉痛教训。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当年上海老百姓称郁泰峰为“郁半城”，意思已说透了。郁泰峰的一生，功在沙船业，利在桑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