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提及的上海势力，有官、商、买办、寓公及其他既得利益者，成分复杂，人数众多，但有一条很明显，以大大小小的工商资本家为主，统称为上海资产阶级。实际上，就先后主次而言，上海历来以商为先，往往经商致富后再投资于工业、金融业和其他行业，所以，开埠后的相当长时期里，上海滩的风云人物，大多为买办资本家；其次为一般较大的商业资本家，统称为绅商。绅商是殷实富户的代称，在社会上有相当高的地位。
在近代欧洲的城市经济生活中，商人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而租界与欧洲城市有某些相似之处，于是，在上海资产阶级的头脑里，也多了一些“进口货”，即“市民自治意识”。
租界的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比较特殊，简单地说，就是以1845年签订的《上海土地章程》为根本法，按照自治、法治、安全、自由四原则组建并发展起来。其中，“自治”是相当突出的。例如，租界有自己的立法组织、纳税人会议和行政机构工部局。前者每年会议一次，作出通过什么、否定什么的决策，交工部局去执行。他们并不完全听命于领事和公使，即对于领事和公使所下的政府指示，他们并非不打折扣件件执行。比如，1864年北京公使团就租界问题作出决议：“在市政制度中，须有中国代表，凡一切有关中国居民利益，须先咨询，得其同意。”对此，上海工部局一直置若罔闻，拒不执行。因而，工部局董事全由西方人充任，极大多数华人听凭极少数洋人统治，华人对租界事务毫无置喙的余地。
然而，因为头脑里有了点“市民自治意识”，上海资产阶级对洋人一统天下的租界治理格局，渐渐感到不合理了，决心成立“上海华商公议会”，与租界当局讲讲斤头。1905年冬，上海发生“大闹公堂案”，华洋冲突进一步加剧，甚至剑拔弩张。上海华商就借这股“东风”，乘时而起。
事情起因是：一名官太太黎黄氏因丈夫亡故，自四川宜宾回广东老家乘船途经上海。她很富有，光随行婢女就有十五名。突然，巡捕逮捕了黎黄氏，罪名是“拐带人口”。
会审公堂升堂开审，中方审官为关炯之、金绍成，英副领事德西门参与陪审。审讯的焦点是这十五名年轻女子与黎黄氏是什么关系？黎黄氏答称系主仆关系，众女仆的回答也与黎黄氏一致。至此，问题已水落石出，巡捕房抓错了人。黎黄氏是朝廷命官的遗孀，仆人与她有人身依附关系，她去哪里仆人随同去哪里，这在中国是天经地义的事。关炯之为照顾德西门的面子，就以证据不足为由，命差役把黎黄氏等暂押公堂女所候审。
按理，有了下台阶，德西门走下去就没事了，但开埠以来六十年，洋人是从来不认错的，会审公堂也历来是洋人说了算。当即，德西门摆手阻止，命巡捕把犯人改押巡捕房。关炯之认为这不符合当初洋经浜设官章程，再说他没请示上海道，所以不能擅自同意。
德西门眼一瞪：“本人不知有上海道，只遵守领事的命令。”
关炯之是有点骨气的，也火了：“阁下不知有上海道，本人也不知有英领事。”
接着，巡捕房捕头莫特生指挥巡捕抢人，并挥拳殴打中国差役。有位洋记者充当帮凶，也拔拳助战。最后，黎黄氏等被巡捕押走了。
消息见报，广大市民怒火中烧，几十年来，他们受够了洋鬼子的欺侮，于是，“大闹公堂案”成了导火线，华洋冲突步步升级。最后闹到华人罢市、围攻火烧老闸巡捕房，在马路上偷袭洋鬼子。洋人则端起洋枪射击。
拳脚难敌洋枪，华人死十一人，伤三十余人。
虽然，租界当局靠血腥屠杀控制了局面，但坚持不认错，一味靠武力，也打不开僵局，怎么办？
英国作家克利斯多福·纽在《上海》一书中指出：
统治上海的不是洋鬼子，也不是清政府的总督，也不是两者结合起来的力量。这就像中国古代盛酒的三足鼎，洋鬼子是一条腿，总督是另一条腿，而第三条腿是看不见的，但缺了这条腿，鼎就站不起来……
买办虞洽卿以华商代表身份充当“第三条腿”，站到了前台。
老实说，“弱国无外交”，虞充当的是“和事佬”，叫洋人认错是办不到的，叫洋人有所妥协就算取得了胜利。胜利的具体成果之一，就是促使工部局总董安徒生认真思考“彼等（指华商）能否组织一足以代表最善的华人意见之咨询委员会之问题”。
1906年2月6日，“上海华商公议会”正式成立。由于工部局总董的条件是：“仅属绅商，不杂官员”，所以七名头面人物，大多与“洋”关系密切。总董吴少卿是瑞记洋行总买办，议董朱葆三、虞洽卿也是大买办。副总董郁屏翰则是上海洋货公所董事。
吴少卿致书工部局，公议会“筹华民之利便，期与租界西人一律享受优待为惟一之宗旨”，“以后工部局且须有一华人为董事”。
说白了，就是华人要参政，要自治。而工部局中无华人董事，华人就是完全的“被治”。
可见，租界建立六十年后，华人才第一次提出参政自治要求，主要在于这时候有了点经济实力。据史书记载，20世纪头十年里，上海资产阶级力量有了较快增长，新开华资工厂八十六家；拥有纱锭十六万五千只；丝车一万三千架；轮船公司十余家，船舶五百一十七艘；商号七千余户；金融、造船、机器制造等也有快速发展。
在租界以外，市民自治已结出成果。1900年，闸北工程总局成立。1905年，上海城厢内外工程总局问世。他们以租界市政建设为榜样，修马路，开电灯厂等做了不少实事。其主要职能是“整顿地方一切之事，助官司之不及，兴民生之大利”，“立地方自治之基础”。可见，这是自上而下的自治，官员批准授权，地方商绅负责实行。
而上海华商公议会提出的是自下而上的自治要求，具有基础广泛、整体性等特点。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市民自治运动。尽管所提要求不高，“成一公认的承转机关，中国居民之合理的不满意见经其转达工部局”，华董仅设一名而已。未几，租界纳税人开会通过决议：不承认上海华商公议会，更别提增设华人董事了。
不待言，上海资产阶级的力量还不够强大。这叫人微言轻，洋人是听不进的。
十余年后，局面有所改观，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上海资产阶级的力量有了长足的增长，参与与自治的要求也随之水涨船高。与以前相比，最显著的差别，就是开始有了与洋人平等比较的呼声。
1919年4月，工部局增捐增税。原因是“一战”期间，租界里的某些洋人回国参战，有的战死了，有的回来了，工部局决定给这些有功人员以补偿和津贴，这笔钱就靠增捐增税来筹集。
租界六十余万人口，华人占极大多数，光商号就有一万多家，显然，捐税大多增在华人头上，而华人对租界事务一无发言权，这公平吗？
此时，“五四”运动的风暴席卷全国，上海华商就借这股东风，成立“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简称“商总联”），以拒捐相对抗。他们在呈文中指出：
查上海洋泾浜北首设立租界以来，迄今已阅七十余年，现在界内华人六十余万，每年所负担之捐税，约占工部局总收入五分之四，而应有市民权利不能与五分之一纳税西人受同等之待遇……权利义务为法律上一种对等之关系，国民有纳税之义务，即有应享之权利。
应该说，华人在权利义务上与洋人进行对等比较，这在以前连想都不敢想的。现在想了，说了，靠的是物质基础，“占五分之四的捐税”。上海资产阶级的翅膀有点硬了。
洋人是承认力量的，因为租界就来自于力量。第二年，租界纳税人会议增加了两个提案：一、设立华人顾问委员会；二、添置华人董事三名。经过表决，前者获得通过，后者遭到否决。
1921年5月11日，第一届华人顾问委员会正式就职。“顾问”并无实权，但有象征意义：华人在进攻，洋人在退却。
1926年4月，租界纳税人会议表决通过：工部局添置华人董事三名。
1927年1月，法租界公董局也容纳五名华人担任相当于董事的临时委员会委员。
这是上海总商会也是上海资产阶级最得意的时期，他们八面玲珑，实力雄厚，已成为全国各种力量都要讨好的集团势力。最明显的例子是，辛亥革命前夜，沈缦云作为上海总商会的代表进京见庆亲王奕，希望从速召开国会。话没说完，奕便端茶送客。于是，沈与朱葆三、虞洽卿等都押宝给陈其美。结果上海光复，沪军都督府成立。
一般来说，上海资产阶级类似于两面人，感情上倾向中国，理智上滑向西方。他们觉得离开了中国照样能活，而中国却离不开他们。他们行事的原则是“严守中立”，理想上则追求“沪人治沪”。外争华人权利时唱“爱国歌”，内行社会改革时则唱“自治歌”。所以，清末民初时期，上海人是不被看作中国人的。李鸿章初见李平书，为他身“为上海人，胡异于西人”而奇怪。
这种“自治”带有脱离中国的倾向，应该说，洋人的助长也是原因之一。小刀会起义期间，洋人曾鼓动刘丽川出面，合英、美、法三租界与上海县，成立独立的共和国。1862年太平军攻打上海，洋人曾劝说华人绅商，在英、法、美、俄四国保护下，以租界为基础，并入上海、宝山两县，成立“自由市”。这里的洋人，指的是部分西方侨民，不代表官方，但仍足以表明，上海资产阶级扩大化的“自治”，受到过洋人的思想影响，且由来已久。
1927年前，中国政局是南北对峙。上海资产阶级对日后谁主政中央不感兴趣，关心的是谁能制订有利于工商的政策。他们与皖、直、奉、粤“各党各派有接触……什么系上台，就由接近这个系的人出面去应付”。例如虞洽卿与段琪瑞，傅筱庵与孙传芳，一度关系是相当密切的。
上海资产阶级的上海自治运动，在租界洋人面前操练过，1927年3月22日，算是正式开张了。来自上千社会团体的四千余名代表，集合于新舞台，举行上海市民代表大会，并成立上海特别临时市政府。宣布“以实现上海特别市民自治，谋市民福利为宗旨”。而政府成员都是有名人物，工商界人士：虞洽卿、陈光甫、王晓籁等；国民党：白崇禧、纽永建等；共产党：罗亦农、汪寿华等；学者：杨杏佛等；帮会人物：黄金荣、杜月笙等。似乎除了军阀，工人、学生、军人、商人都支持自治。
表面上，上海自治运动前景看好，而事实上是，危机已逼面而至了。
蒋介石高举“党国”的旗帜，以党治国，以军训政，视“自治”为异端邪说。但在动手之前，他先要解决心腹之患——共产党和武汉国民党左派，所以暂且不露声色。
有位学者指出：“在那个时代，基本上没有直接代表他们（指上海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他们还没有自己的政党……这就迫使他们在中国政坛上不断地寻找自己的代言人，借用别的阶层的力量，解脱自己在中外各阶层各地区矛盾冲突中的复杂处境。”换言之，他们只是个经济动物，短视、多变，貌似强大，实际上很软弱。
新旧社会交替，各种政治力量分化组合，时局扑朔迷离，瞬息万变。找谁当自己的政治靠山呢？经过短时期的观望与权衡，上海资产阶级把赌注押给了蒋介石。
3月22日，虞洽卿、王一亭见过蒋介石后，因上海总商会意见不统一，就另立上海商会联合会，先给蒋二百万元，4月1日又给七百万元。蒋介石的回答则是：“主张一致服从三民主义，并希吾商界一致服从主义。”三民主义属于意识形态范畴，自治运动所包含的民主也是意识形态，虽然，“三民”之一的民权主义与民主是一个意思，但蒋说“希吾商界一致服从主义”，实际上已作了暗示，你们的自治与民主不对我的胃口，必须服从我的“主义”。
上海资产阶级以前支持过陈其美，“二次革命”失败后，也支持过国民党。陈果夫在回忆录中写过：“民国二年，二次革命失败之后，我所认识而能想念得到的上海老商人，只有朱葆三、沈缦云二位先生，在我们困难之中，筹款接济给我们以助力。”蒋介石去广州投奔孙中山之前处境不佳，希望得到黄金荣的帮助，虞洽卿也从中牵过线。应该说，彼此是老朋友了。上海资产阶级有理由相信：这回的“追加投资”肯定没错，肯定能得到加倍的回报。他们觉得与蒋介石像在度“蜜月”，陶醉都来不及，哪还辨得出什么弦外之音。
靠这两笔钱，蒋介石很快击败了共产党和武汉左派。如果上海资产阶级识相，“一致服从主义”，那彼此尚可相安无事，否则，他只能对不起了。
开埠以来将近百年，上海资产阶级日渐坐大，手中有两样法宝：一是江浙财团的钱，二是民主。在华洋之间，在与各种政治力量的较量中，凭这两样法宝，他们打过不少胜仗，所以犟头倔脑已成习惯，依然高举上海自治运动的旗帜。实际上就是以市民自治的民主语言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他们的“司令部”便是设在天后宫的上海总商会。
蒋介石的对付办法说来也很简单，一是唱革命高调，“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继承总理遗志，北伐，统一，党国利益高于一切。谁不服从，谁持异议，谁就是“反革命”、“帝国主义的走狗”。而对上海资产阶级来说，服从的具体做法一是上海自治运动偃旗息鼓，二是出钱，源源不断地出钱。
蒋介石第二个对付办法，就是在组织上摧毁上海总商会。宣布他从广东带来的商民协会是“革命之商人”，上海总商会为“不革命之商人”。最后索性由“革命之商人”组成的商民协会派打手一举捣毁并占领上海总商会。
上海资产阶级毫无还手之力。对来自摊派的政府公债、国库券，心里不愿意，但慑于牢狱之灾，也只敢背后发牢骚，在一份不公开的宣言中写道：“国军莅沪以来，我商民习处于憔悴呻吟之下，乃始而垫款，继则库券，以供绞脑沥血之钱……而事与愿违，心余力拙，痛定思痛，危乎其危。”例如蒋介石逼中国银行董事长宋汉章立即购1000万元国库券，宋上书恳求蒋“为国计民生留一线生计”。蒋的答复是“党国存亡，民族荣辱，全在此举”。宋还敢说个“不”字吗！
说“不”字的人也有，例如中国通商银行总经理傅筱庵摊派到一千万元库券，他干脆躲起来置之不理；棉纱面粉大王荣宗敬时任上海华商纱厂联合会主席，该会摊派到五十万元，荣与大家商量后，只认购十二万五千元。
很快，蒋就下令通缉傅、荣，罪名是“依附军阀孙传芳”，“反对革命”。这罪名对傅来说并不太冤枉。1925年，此人正因为投靠孙传芳而坐上上海总商会会长交椅的，他给孙提供过钱。如今他不给蒋介石钱，还背后骂山门：“段祺瑞是军阀，张作霖是土匪，蒋介石是流氓，一个比一个坏！”他心里虚，马上出逃大连。而荣宗敬仅仅请孙传芳吃过一顿饭，岂不冤枉！
荣德生怕兄长吃官司，自无锡赶到上海，请吴稚晖出面说情。吴先致电蒋：“无锡富商荣宗敬，乡评极佳，并无为富不仁之事，近年来敬恒个人亦未闻彼曾比附孙传芳……乡之公正士民，环来请求转达钧听，望更饬查昭雪……”吴知道一封电报解决不了问题，最后拉了蔡元培、张静江、李石曾一起去面见蒋介石。
这是四位国民党元老，蒋介石面子上是很敬重的，闻讯即下阶迎接，接着是谈苦衷，发行库券，是为了北伐，有钱人不出钱，这仗怎么打！他这总司令怎么当！
结果，吴稚晖拍胸担保，荣家交上二十五万元，罪名立即撤消。
面对“党国”，上海资产阶级简直不堪一击。1927年，武汉、九江都收回了租界，上海人也大谈收回租界。经受“党国”的种种打击后，上海资产阶级忽然发现，租界在洋人手里也有点好处，他们有自主经商、自治市政的可能。他们很后悔，上海总商会不该设在租界以外。从此，他们竭力维护租界现状，再不参加收回租界的“大合唱”了。
可见，当年李鸿章视上海人不是中国人，并非一无根据的。
美国作家小科布尔专题研究过上海资产阶级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他在题为《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1927—1937》一书中指出：
对上海资本家来说，国民党在上海第一年的统治几乎是一场灾难……作为中国最有力量的经济集团的上海资产阶级，企图把他们的经济力量转变为政治权力的打算已经落空了。上海资本家在1927年以前十年所享有的政治自由突然结束，而坠入到“恐怖统治”之下了。
上海自治运动寿终正寝。
中国有句俗话：“君子动口不动手。”看来，动口，上海资产阶级是有点力量的；如若动手，就无还手之力了。而归根结蒂，还在于发育不全，不够强壮吧。
“动口”与“动手”，“民主”与“专制”，移诸于政治领域，便是政党和军队决定一切。早在1841年，司汤达在《红与黑》一书中写过：“金钱，名誉，地位……一切都好，但是你必须参加政党。”这就是说，近现代的政治斗争都是通过政党来进行的。上海资产阶级没有建立自己的政党，只有准政党性质的上海总商会，只能走向失败。等到它认识到这致命缺陷，为时已晚。
中国没有给上海资产阶级留出改正错误的时间与机会。西方有人说过：上帝往往只给人一次机会，抓住，赢了；抓不住，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