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点规模的工厂，升斗小民是办不了的，敢尝试者必得有点家产，或通过做生意发了财的人。
刘柏生好像这两方面都沾点边。他父亲是商人；长兄刘树屏光绪年间中过进士；五弟刘恒民初年间当过农商部次长；他则财运亨通，初涉上海股市便盈利十四万两，其后设“刘柏生事务所”，专做洋股票，四年后一结账，居然已赚进三十余万两。
时为1906年，刘柏生三十八岁。
上海人都称刘为幸运儿，有洋朋友帮衬。前者，说对了，他确实是运气好；至于后者，他根本不沾边，还窝了一肚子气。1903年，刘与英籍股票掮客Y交上了朋友，一度觥筹交错，互通有无，刘曾向Y出借过两万两，也向Y通融过两千两，按理，Y借多还少，仍欠刘一万八千两。但因为没立字据，仅在账面上划来划去，Y便赖债，反要刘归还两千两，甚至串通英国领事，让会审公堂出票拘刘。幸亏其兄刘树屏在京城奔走，上海商界朋友也为刘仗义执言，刘才得免牢狱之灾，但一万八千两的债还是让Y赖掉了。
刘柏生得多失少，开始投资办实业。
1908年，刘打算经营轮船、码头业，即与粤商两人洽商两人合作，计划收购英商怡和轮船公司股票2万股，计银一百万两。不料粤商中途悔约，私下抛售所收股票。这下，原计划全线崩溃。刘亏损三十万两。
换言之，刘在洋股票上赚到的钱，又在洋股票上丢了个精光。这会儿他才明白，自己看似在办实业，实际上仍一味纠缠于洋股票。显然，此路不通。
刘是有家底的人，遭此重创后仍联合南通实业巨头张謇等人，在武汉设局开厂，经营纱、布、丝、麻。不料，1911年武昌起义枪声一响，武汉三镇战火不断。刘、张看看形势不妙，赶紧收缩撤消。当然，又是亏本。
然而，赚钱的机会还是来了。欧战爆发的第二年，刘柏生先后租办上海伦章造纸厂、苏州苏纶纱厂、上海裕通纱厂，至1918年已盈利三十四万两。接着在纱、纸两方面双管齐下，前者新建宝成一厂二厂；后者购进当时我国最大的华章造纸厂。两年后已赚进三百万两。刘又在天津新建宝成三厂。至此，刘已成为著名的实业巨头，特别是造纸业，称得上首屈一指。
接着，又走起了下坡路。
1922年自然灾害频仍，国内棉花歉收，棉价大涨，洋纱乘势倾销，华纱抵挡不住，刘柏生所属纱厂亏损严重。不料，宝源造纸厂又遭火灾，几乎全厂付之一炬。这等时刻，洋人又来个落井下石。以前，天津宝成三厂曾向英商通用电机公司订购发电机，言明除定金外，大宗货款得在货到检验合格后支付。该公司先是未按期交货，继而以旧充新。刘当然拒绝付款。该公司便串通英国领事提出诉讼，又诬控被告所聘律师咆哮公堂，不让律师出庭，并出票拘刘柏生。结果，刘只得交付一笔保金后避居别地。不料，前门拒狼未成后门又进来猛虎，日商东亚兴业株式会社出示借据，逼刘立即归还五百万日元的借款。刘一时无力偿还，只得将宝成一、二厂卖给日华纱厂。
从此，刘柏生再也没翻过身来。虽然，他于1925年办成的上海天章造纸厂，一度生意兴隆，产品供不应求，但1932年的“一·二八”战争，迫使该厂一度停产；1937年的“八一三”炮火，把天章厂一半以上的厂房机器烧毁了，只得全厂停工。
别的厂已先后被洋人吃掉，刘柏生手里几乎只剩下一家天章造纸厂。他东挪西借，想尽办法，总算让天章厂恢复了生产，但往日的风光已一去不复返了。
1940年10月，刘柏生病故，终年72岁。
另一位不无传奇色彩的实业家名叫陆伯鸿，他兴办我国民营第一家钢铁厂也是一波三折，几起几落。
他生于1875年，祖籍四川，据说其先祖受徐光启影响而皈依天主教，从此，陆家人个个都是天主教徒。1723年，陆家迁居上海，经营丝绸织造业，也做外贸生意，因而陆家与一般绅商家庭不同，子弟不但要读四书五经，也要学洋文洋语。比如陆伯鸿既中过秀才，也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他出洋赴英国、意大利、瑞士等国考察过西方科技，所以他办的实业，几乎都打上了西方科技的烙印。
1882年，洋人在租界里办起了电厂。十五年后，上海城厢内外工程善后总局总董李平书等筹资十万两兴办南市电灯厂。但经营多年亏损严重，欠汇丰银行十万余元，公司濒临倒闭境地。这时，陆伯鸿向李平书介绍国外考察见闻，认为“随着上海华界经济的日益繁荣，发展电力实为振兴民族工业最易获利之企业”。计划也颇周详：一是集股金，二是作为企业来办，要赚钱，三是要由内行人来管理。
1906年，陆伯鸿出任内地电灯公司经理，果然出手不凡，没几年就转亏为盈，此后便财源滚滚，果真成了“最易获利之企业”。
1911年11月，李平书出任沪军都督府民政总长，他担心法商电车公司染指华界，要陆伯鸿筹办南市电车。
陆先作可行性研究，亲自到十六铺、关桥一带，实地察看客流量，反复论证，确认必盈利之后，才筹集股本银二十万两，购地二十五亩，办起了南市电车厂，并派人从比利时进口钢轨，向德商购进马达车等种种设备。1913年初，南市外马路开出了第一辆中国人的自办电车。翌年，华商与法商就电车合作事项达成协议：沿民国路（今人民路）自小东门至老西门，双方各置路轨，互相行驶。当年乘客即多达四百八十万人次，第二年增为七百八十七万人次。因为华洋电车互驶，陆伯鸿除了赚取利润外，还想昭示华人自办电车的能力，命每辆电车车头一律安装绿、白、红三盏电灯。
“绿白红”即陆伯鸿也。
陆名噪沪上，头衔也越来越多，诸如华商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闸北水电公司经理、全国民营电业联合会委员长、上海航业同业公会执委等，几乎全是西方先进科技方面的。只有一个头衔纯属荣誉性质，即法租界公董局华人董事。
陆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与佛教徒一样也要“普渡众生”。他办的慈善事业集中在医疗、教育两方面，共约十几个机构。其中，建于1912年的新普育堂规模较大，内设学校、工场、医疗、养老、育幼、残废、疯癫各部，据说开办头六年，就先后收养数以万计人次，施医给药者则多达二百二十万人次，常年开支二十万元。
做善事不是一朝一夕，而是年复一年地做下去，应该说如果有天堂，陆伯鸿是有资格占一席之地的，但结果怎么样？天堂里的消息没传出来，不好说，只知道陆在人间的结局是很不幸的。这是后话，暂且放一放，先说说他兴办和兴钢铁厂的不幸遭遇。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上海钢铁价格大涨。其实早在1913年秋冬之间，陆伯鸿就感到国际钢铁市场有点不正常，已有办厂的打算，大战爆发后自然抓紧付诸实施。当即以和兴实业公司的名义、集资十二万五千万两，在浦东周家渡购地二十余亩，筹建和兴化铁厂。因为设备都得靠进口，比如一座十吨小高炉就是向德商西门子洋行订购的，而大战期间，欧洲各国本身对钢铁的需求量很大，出口自然要往后拖，所以直到1918年7月，和兴化铁厂才正式投产。日产生铁10吨左右。
上海钢铁缺货，和兴厂产品供不应求，不到半年，陆伯鸿已获利八万两。旋即又向西门子订购一座二十五吨的高炉。此时，欧战已经结束，西门子供货快了许多，但海天远隔，万里迢迢，等到运抵上海正式投产，已是1920年12月了。当时日产生铁二十五吨，共生产了二千八百三十吨。
旋即，上海钢铁市场行情大变，由于西方进口钢铁源源而来，导致价格大跌。比如战时每吨生铁卖二百三十两，如今已降到五十两，比和兴厂的成本价还低。
支撑了半年光景，和兴化铁厂只得关门停产。
半年后又东山再起，扩大品种门类，改名为和兴钢铁厂。因为以前吃过亏，这回事前作过市场调查：中国和上海有许多大工程要上马，亟须钢铁。陆伯鸿与股东们雄心勃勃，不但要把损失补回来，还要大大赚一票。
投资增为一百二十五万两，和兴钢铁厂规模大了许多，设有化铁、炼钢、轧钢、翻砂、铁工等部门。主要设备除了原有的两座高炉外，还有两座十吨平炉、四座煤气炉、一台三百八十平方米轧钢机，以及发电机、电动机、磨粉机、轧石机与各种机床，等等。
1922年5月，和兴钢铁厂与德国吕桑埠陶蒙城矿务钢铁厂达成合作协议：德方认股二十五万两，其中五万两付现金，其余以炼钢平炉等作价。经过几年紧张筹建，于1925年正式开工投产。职工共二百多名，日产生铁二十吨、钢四十吨、钢材三十吨。
由于设备先进，工人大多来自原汉阳铁厂，技术熟练，产品经测试检验后，获得租界工部局、中国工程师协会、同济大学等出具的合格证书，特别是用于建筑的竹节钢，质量可与进口货媲美。
客户纷至沓来，外滩海关大楼、南京中山陵工程、沙逊洋行等需要竹节钢；沪宁、沪杭甬铁路局需要钢铸件；江南造船所需要钢材……且收到货物后，用户都表示满意。
此长彼消，国货市场占有率高了，洋货市场占有率就小了。马克思说过：鸦片战争后来到中国的“最现代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于是，和兴钢铁厂成了洋商的眼中钉。洋商用的是老办法，降价倾销。
以前，和兴化铁厂为此败下阵来，现在轮到了和兴钢铁厂。第一年，该厂亏损十三万八千两，第二年又亏损七万多两，只得在1927年初再度关厂停工。
陆伯鸿咽不下这口气，1935年7月，与银行家兼中兴煤矿公司总经理钱新之合作，集资四十余万元，以新和兴钢铁有限公司的牌子，第三次开工投产。月产量增为九百多吨，最高达一千二百多吨。一度销路甚好，获利颇丰。但不久灾难又降临工厂头上，陆伯鸿甚至还踏上了不归路。
这回不是败在洋商降价倾销，而是战火。1937年“八一三”战争打了将近三个月，我军失利，日军强占和兴钢铁厂，用以军工生产。
此前，陆伯鸿曾响应政府号召，为阻止日舰沿长江西进，将一艘轮船驶到江阴江面自沉江中。现在国军两撤，和兴钢铁厂被日军强占，他也订了飞机票，准备逃亡香港。不料，12月30日中午时分，他偕秘书外出办事，刚跨进小汽车，忽见两个摊贩打扮的男子上前来兜售橘子。由于失手，橘子倒翻在地。陆探头去看，两个男子即拔枪对其头部连开数枪，陆当即气绝身亡。
据史料记载，这是军统特工的锄奸行动，陆的罪名是汉奸。至于“奸”的罪证，似乎未公开过。1993年底，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74号收有《实业家·慈善家陆伯鸿》一文，也只写陆横死的经过，对死因则不置一词。但言外之意是一目了然的，哪里有逃到香港去当汉奸的道理，所以盖棺论定陆是“实业家慈善家”。
中日淞沪血战八九十天，我军七十万，日军三十万，几乎天天恶战，尸横枕藉，血流成河。我方特工对日寇切齿痛恨，对汉奸也决不会手软。这是常识。另一个常识范围内的问题是，战争非常时期，情况错综复杂，不是汉奸当作汉奸杀了也是有可能的。要紧的是事后要有一个公正的说法，这于死者陆伯鸿很重要。于陆的后代和广大民众似乎更重要。
往事去伪存真而成史，不真，即无史。但子孙后代要朝前走，要开拓，要建树，总得有所凭借，所以还是要有真经、真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