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富之道在于兴办实业，这是尽人皆知的道理，但对升斗小民来说，最大的难处是缺资本，所以大多从别人不屑做的小生意做起。
民国初年，县城九亩地一带，有个青年名叫冼冠生，自制“陈皮梅”和“果汁牛肉”两样小食品，白天挑担叫卖，晚间则钻进戏园托盘兜售。由于风味独特，价格适中，一两年下来，已经小有名气。最突出的一点是，他每天在洋风炉上制作出来的产品，天天都能卖光。
新舞台名伶夏月珊、夏月盛表示愿投资相助，冼冠生集资三千元，建立作坊扩大生产；1917年又租下大境路上一间店面，打出“冠生园”牌号，经营门市与批发生意。
冼冠生生于1884年，1901年自广东南海县佛山镇来沪当学徒，学有一手制作小食品的技术。当学徒期间，他就有当老板的念头，于是辞别师傅自立门户，由研制陈皮梅和果汁牛肉而创出“冠生园”的一片新天地。
1918年，增资为五万元；1920年，增资为十万元……进入30年代，冠生园名噪沪上，远及全国乃至海外，一跃而为民族食品工业巨擘。例如，总店、分店几乎布满上海各主要马路；例如武汉、南京、杭州、天津设有分店分厂；例如在漕河泾购地五十亩，造了一大片厂房，里边还装了电梯……
从他抵沪之日算起，为时三十年；从叫卖陈皮梅和果汁牛肉算起，为时仅十五年。
成功的主要经验便是拾遗补阙。
冼冠生有自知之明，在上海，富华人尚可与洋人竞争一下，穷华人简直无从谈起，只能“乘虚而入”。例如陈皮梅等小食品，洋人等于是“瞎子”，一是想不起，也不屑做；二是即使做也做不好。而自己熟悉中国人的口味和市场，肯定比洋人强。至于与本国人比较，他也有胜人一筹之处，那就是肯钻研，肯吃苦，老老实实，以小本求小利，积小利而成大利。
没有“老老实实”，就没有夏氏兄弟的投资相助，也就没有“冠生园”了。对此，冼深信不疑。
后来，这条“老老实实”就渐渐发展为经营之道——三本思想和三种观念。
1931年，冠生园股份有限公司登报招考第一批见习生，当时就读于小南门清心男中高二年级的顾义新前去报考。笔试国文、英语、数学，作文题目为《浅论抗日救国》。不久，顾收到口试通知。冼冠生和颜悦色，着重问顾为何中途弃学就业。顾坦言相告：“我出身农民家庭，父母在近郊以种花种菜为生，家里人口众多，还要供养我读高中，两个弟弟读小学，家庭经济不胜负担。想到我读高中还需花家里许多钱，况且毕业之后升大学没指望，谋职业也困难，现在碰到这机会，不如先捞个饭碗，以后再挤时间读夜校求深造，这样对家庭对自己都有利。”
听了“老老实实”的回答，冼冠生频频点头表示赞许。从此，顾由见习生而历任要职，直至出任漕河泾总厂厂长。冼曾向顾亲授三本思想和三种观念。
“三本”即“本心、本钱、本能”。所谓“本心”，指事业心、责任心和道德心，突出“取之有道”，切忌损人利己。“本钱”指资本和资金，突出筹集和周转，要“一个钱”起到“三个钱”的作用。“本能”指业务技术能力，管理一流，产品质量好，并不断开发新产品。冼还联系实际予以讲解：
我制造陈皮梅、果汁牛肉，讲究清洁卫生，对顾客健康负责，这就是“本心”；我搞冠生园勤奋忠实，讲究信誉，人家看得起我，肯向我投资赞助，又肯把存款存放给我，这就有了“本钱”；我做的食品，配制得好，别有风味，所以受人欢迎，现做现卖，天天卖光，这就是“本能”。由此引出三种观念：质量第一，顾客至上，信誉如宝。
据顾义新忆称，有一回面包质量不好，冼就要厂长立“军令状”：
面包做不好，请厂长到厂里去睡；再做不好，请厂长到车间去睡；再做不好，请厂长到炉膛门口去睡；结果还做不好的话，只好请你到炉膛里去睡了。
也许，冼当年研制陈皮梅和果汁牛肉，自己也立过“军令状”的，层层加码，穷追不舍，结果出了起家的拳头产品。用时下流行话来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冼的“标准”是经实践反复检验过的，别人自然心服口服。
冼是穷裁缝之子，读书不多。但深明事理，一是用人唯才不唯亲。对此，顾义新有亲身体会，数十年后仍撰文指出：“在企业里，他也安插他的亲眷在工作，如他的儿子、女婿、女儿、堂兄、表弟等，但他们都被量才录用，安排在一般岗位上，没有一个占着重要职位，这是难能可贵的。”二是爱国。1932年爆发“一·二八”战争，“他积极参加上海慰劳前线抗战将士的活动，每天将冠生园制作的大量光饼、面包，亲冒矢石送赴前线，还多次捐款……”1937年“八一三”淞沪保卫战失利。政府号召工厂内迁，给冼的任务是把罐头厂迁往武昌，大量生产黄豆牛肉罐头，以供军需。
迁厂，必蒙受巨大损失，这是常识。国家有难，匹夫有责，这也是常识。五年前，招考见习生，作文题《浅论抗日救国》就是冼出的，顾义新等在作文中捧出一颗爱国心，他的“本心”里有道德心，实际上也包括爱国心，所以，冠生园别无选择，必须与中国共患难。
爱国心加上三本思想和三种观念，冼冠生在大西南又闯出一片新天地。到抗战胜利前夜，昆明、重庆、成都、贵阳、泸州等地都设有分厂、分公司、分销店，共计五十余处。
冼冠生的口头禅是，“三本思想是冠生园的根本”。看来，称得上是屡试不爽的经验总结。
冼冠生早已作古，但冠生园依然生气勃勃，也许还应该包括三本思想和三种观念。
张宝峰创建的爱尔康宝塔糖是又一突出例子。
宝塔糖不是食品，属于西药行业，专治小儿蛔虫病。
张宝峰14岁自宁波来沪谋生，做过多种小生意，如服装、煤炭、化妆品、电灯泡，甚至设摊修过钢笔，惟独与西药毫无关系，称得上是个门外汉，且很穷。
他的长处是创造市场。
旧中国穷人多，卫生条件落后，不少贫家儿患有蛔虫病，无钱治，就拖着过日子。
张宝峰想做出一种药，无需医生处方，哪儿都有卖，且价格便宜，孩子喜欢吃。
爱尔康宝塔糖就此问世。
就拾遗补阙，小本经营而言，他与冼冠生是相同的。不同的是他没技术。但宝塔糖技术性不高，其主要成分为山道年和甘汞。前者能驱蛔虫，后者是泻药，利于消积食。做起来也不难，先把砂糖磨成粉，拌进药料、蛋清、少量食用颜料和香精，搅拌成糊状，再将糊状物灌进一个纸筒里，挤牙膏似的挤捏出来，晾干后便成了色彩诱人的宝塔糖。
这不用多大本钱，也无需盖大厂房。实际上张宝峰起步时只租下天津路405号煤业大楼三楼的半间房子，打出“爱尔康西药行”的牌子，雇了两名工人一名学徒，再加上他的儿子，就正式开张了。
1945年秋到1946年夏，开张第一年就有赚头，自然要用于扩大再生产。张宝峰租下多伦路236弄两幢石库门房子，挂出“爱尔康制药厂”的牌子，以宝塔糖为主要产品，同时还生产麦精鱼肝油、止咳糖浆等家用药。设备也添置一些改进一些，比如本来每个工人日产宝塔糖三千颗，如今增加了一倍。不料接着便是产品滞销，打不开局面。
这时，张宝峰命学徒毛泉浩出马推销，许以职员薪金与奖金：“大药房暂时不要去，因为他们架子大。推销面可以扩大些，如中小西药房、国药房、糖果店、烟杂店都可以去，卖出付钱，你只要把回单拿回来交账就行，我另外派人去收款。”
毛泉浩全力以赴，不避风雨寒暑，每天一早出门，自行车前挂着装满广告牌的旅行袋，后边装着宝塔糖，几乎走遍全上海每个角落。两个季度后，宝塔糖全面开花，数以千计的小商店都多了两样东西：一是柜台上放着装有宝塔糖的圆口瓶，二是挂着宝塔糖的商标——一个张开翅膀的小天使。
张宝峰还制订了广告语：“有病治病，无病强身。”借助大小报刊、弄堂电台等大做广告。以致全上海到处是“爱尔康”，听到的看到的几乎都是“爱尔康”。
穷人再穷，给孩子治蛔虫病的钱还是舍得的，且价钱不算贵。一般平民更乐意掏钱。以上二者是上海人口的大头，于是，爱尔康生意越做越大，终于跨出上海，远销全国各地乃至南洋。
宝塔糖销往南方居多，那儿温度较高，孩子较易感染蛔虫病，所以设于汉口、广州等地发行所生意兴隆、利润滚滚汇来上海总公司。台北发行所也赚了许多钱。但据毛泉浩忆称：1949年春节过后，“始终不见货款汇来，由于两岸断航，养肥了两个职员”。
不过，这于张宝峰大老板来说，已算不得一回事了。
俗话说：一个好汉三个帮。升斗小民兴办实业稍有起色，大多要从学徒、练习生中物色好帮手，因为彼此是师徒师生关系，信得过，牢靠。
常州人许冠群办新亚药厂也不例外。1931年，他在常州招考一批学徒工，其中王若望考得第一名。王进厂后，天天做敲玻璃瓶的活，同时在量才图书馆以一元钱做押金（相当于一个月的工资），寻了张借书证。由于宿舍晚间8点要熄灯，王便钻进一口大板箱里，点上蜡烛读书。读的书多了，便把有趣有益的知识写出来贴在厕所墙壁上，名为“新亚乐园”。每星期出一期。《豁拳闲话》即其中之一篇，王还投寄给了《新闻报》。
不料，《新闻报》登出来了，还给了3块钱稿费。
许冠群知道后很得意，他当初评王为第一名表明自己眼光准，如今果然文章上了名牌大报纸。从此，许把王调到消毒间工作，并私下要赵厂长注意培养。
但中共上海地下组织也注意上了小学徒王若望。一天，会计科的屠先生约王与自己的堂兄屠廷容会面。未几，王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联系人改为小宋，此人即解放初上海市委组织部长王尧山。
在复兴公园，左联知名作家何家槐找王谈过话，称墙报“新亚乐园”为“厕所文学”，要王办好这个无产阶级文学。
看来新亚药厂许老板对小同乡王若望的培养没抓紧，因为王在《新闻报》不断发表文章的同时，参加了CY（共青团），后又考进了“长城书店”，离开新亚走上了另一条道路。
1934年5月，王参加英美烟厂的罢工斗争，被抓进国民党监狱。法官问他几岁？十六岁的王报十四岁，但依然被判处十年徒刑。
数十年后，王若望观看电影《林家铺子》后说：“我差一点成为寿生。”可见，如果他当时不离开新亚药厂，他也会像顾义新、毛泉浩那样，为自己的先生、为自己所在的工厂尽心竭力、奔忙不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