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雍正皇帝曾对社会主要阶层表示过看法：“朕观四民之业，士之外，农为最贵。凡士工商贾，皆赖食于农，以故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
按此等级，商不如工，是小四子。
此后，自乾隆而嘉庆而道光，情况渐渐起了变化，至少在上海，商人的钱袋日益饱满起来，又因为钱可捐官衔，大商人的社会地位便直线上升，谓之商绅。原是小三子的“工”，穷工人自不必说，工厂小老板也不足挂齿，而工厂大老板钱也很多的，也可以捐到官衔，按理能与大商人平分天下了吧，比如商业家成立商会，工业家应该成立工业会。对不起，这上头商会是老大，工厂大老板即使联合起来成立同业公会，也得要商会的领导。
总之，上海开埠后，商是老大，社会上事无大小，几乎都是商会说了算。
1927年春，北伐军节节取胜，打进上海，蒋介石从广东带来的也叫商民协会。所谓工业会，闻所未闻，似乎没必要另立山头。历来工商相连，商中有工，工中有商，既然商会成立在前，那就够了。这在欧美也一样。据说英国有个工业家的团体组织，但下边并无基层组织。论影响远远不如英国商会。换言之，前者可有可无，而后者却是不可或缺的。
但上海是全国的工业中心，大大小小的工厂老板人数众多，在他们看来，经商与办厂虽互有联系，但毕竟是两码事。商绝不等于工，商会也很难充分代表他们的利益，特别想不通的是，商人比工业家高在哪儿？商会凭什么领导他们！
当然，这是表面现象。
1927年秋。上海某些工业家头面人物，也不管政府当局同意与否，先做了再说。他们以本市的大工厂为主，联合外埠的一些工厂，共约一百五十余家，成立中华工业总联合会。办公地点设在四川路江西路之间的汉口路上。首任理事长为“火柴大王”刘鸿生。理事也都是大名鼎鼎的实业家，如中国亚浦耳电器厂的胡西园、中国化学工业社的方液仙、天厨味精厂的吴蕴初、大隆机器厂的严裕棠、大中华橡胶厂的薛福基、申新纱厂的王尧速、康元制罐厂的项康元，等等。
这些都是有头有脸有钱的大老板。当时，蒋介石的头等大事是取得北伐胜利，最需要的是金钱，只要大老板们肯给钱，他是拉不破面子的。所以未经批准的中华工业总联合会生存下来不算，政府某种程度上还认可了这个社会团体。例如1932年以后，日内瓦国际劳工会议开会，中国资方代表与顾问，均由中华工业总联合会选派。其中顾问人选，则大多由CC系陈立夫推荐，并由南京政府批准。
1934年元月，张学良赴西欧考察回国途经上海，上海大老板们认为张对民族工业很热心，便以中华工业总联合会的名义开会招待。记者采访，报纸报道，搞得热热闹闹。张是国民革命军副总司令，官方人物。他的出席，作为一种姿态，也表明政府是认可这个全国性工业家组织的。
再如，吴鼎昌就任国民政府实业部长后，多次约胡西园去南京；吴也每隔两三星期来沪一次，在西藏路晋隆饭店三楼，与上海工业家们聚餐交谈。谈的都是关于工业会组织方面的事。翁文灏继吴任经济部长后，据胡西园忆称：“他仍像吴鼎昌一样，要我与几个主要工业家做联络工作。”社会部长谷正纲对胡也有相似要求，胡同样留下了文字记载：“他仍想把我们原班协商对象拉过去，还嘱我为中间联络人。”
胡西园大学毕业于20世纪20年代初，踏上社会即创办中国首家制造电灯泡的亚浦耳电器厂。1924年11月，经虞洽卿、王晓籁等推荐，孙中山接见过他。从此，他热心于国货工业和工业团体活动。由于广交朋友，口才好、组织能力强，他渐渐成为工业团体活动中坚分子和实力人物。各种人物都想拉拢他利用他，包括政府要人。
这个组织虽以上海为主，但全国各省市的都有。就政府方面来说，当然希望能控制它，一者，有利于指挥全国的工业生产；二者，它有钱，而国库空虚，政府指望老板们多买公债和库券。北伐军刚打进上海期间，上海总商会还犟头倔脑，推行什么上海自治运动，妄图与政府分庭抗礼，蒋介石只得拉破面皮，压服总商会服从他的“主义”。对于中华工业总联合会，政府的态度是，最好别另立山头，如果一定要成立（事实上已经成立了），那一定得听话，像上海总商会那样服从蒋的“主义”。因此，吴鼎昌、翁文灏、谷正纲的种种举动，实际上都是为了控制这个组织。
而胡西园等工业家之所以热衷于工业团体活动，偏要另立山头，实际上反映了上海资产阶级政治上的要求，即分享政治权力。当上海总商会与蒋介石对抗时，他们也参加过，在这上头，他们与商界是一致的，都属于上海资产阶级的阵营，由于对抗失败，他们一肚子牢骚无处发泄，又不甘心在御用组织上海总商会里听人摆布，于是便另立一个山头。可见，这个组织带有某种反抗性，或者说是上海资产阶级反抗的产物，所以，控制与反控制将始终伴随着他们。
因为不是政党，不可能有铁的纪律，况且上海资产阶发育不全，自身素质欠佳，即以“反抗”而论，也常常虎头蛇尾。往往涉及个人利益，比如选举理监事理事长，内部便纷争不已。头面人物也大多头脑不够清醒，陷入结帮拉派的泥沼之中。但从总的方面看，在对外问题上，即对于来自政府方面的控制，他们大体上还是团结的，胡西园等中坚分子称得上是“死硬派”，所以每每能取得反控制的胜利。当然，这种胜利并无大意义，原因在于上海资产阶级或者称中国资产阶级也可以，由于政治上的软弱、目光短浅，它在中国政坛上基本上是一个失败的阶级。整个阶级失败了，某种局部性的胜利自然意义不大，充其量给人这样的印象：这个阶级虽然大势已去，但还能叫几声，跳几下。如此而已。
这个组织第一个反抗行动发生于1936年3月间。
当时，广东陈济棠和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联名邀请中华工业总联合会组团去两广考察工矿业。胡西园等当然明白，此前不久，陈、李、白曾打出“北上抗日”的大旗，发动“两广事变”。所谓“对抗中央”，实际上就是反蒋。后虽和平解决，实际上仍是矛盾很深，面和心不和。况且，蒋的死对头胡汉民也在广东。中华工业总联合会应邀，好处是可以扩大本组织的影响，也许还能做成几笔大生意，同时帮两广发展工矿业，但犯忌之处也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冒犯蒋介石。
看来，“反抗”占了上风。中华工业总联合会组成两广实业考察团，一行三十六人，几乎全是中国著名的工厂大老板，浩浩荡荡要出发了。
南京政府社会部长谷正纲首先跳了出来，反对、阻止的话当然说不出口，但要求正副团长出发前晋见一下蒋介石。应该说，这要求并不苛刻，还称得上是帮忙之举。蒋代表的是中央，晋见中，蒋必说一些鼓励发展工业的话。两广考察团再出发，类似于衔命而去，岂不双方都有面子。
但“中工联”听不进，只考虑此举会得罪陈、李、白。按胡西园的说法是：“两广考察团根本就不带任何政治性，如果去见蒋介石后到两广，肯定会引起陈、李、白对考察团的猜忌，可能弄得我们乘兴而去，败兴而回。我们决不能涉入蒋介石与两广火并的漩涡中去，遂回绝谷正纲提出的做法。我们的理由是：见蒋介石要蒋来约定日期……”
一旦“反抗”占了上风，轻重主次便分不清了，而且自我膨胀得忘乎所以了。显然，明智之举是两边不得罪，如果必定会得罪一方，那当然不能得罪蒋介石。况且双方不得罪的办法是主动晋见蒋。“中工联”无非是一个工厂老板的组织，是个民众团体，在以党治国以军训政的中国，再大的民众团体都不可能高过政府和蒋介石。主动晋见一下蒋有什么大不了的。
当然，反过来说，在敢于反抗，敢于不把蒋放在眼里这两端上“中工联”称得上勇气可嘉。古云：小不忍则乱大谋。实际上“中工联”连这句话都用不上，因为它并无“大谋”。所以归于意气用事，倒有点差不多。
广东历来推行“毫洋制”，与全国的“银元制”不统一，民众怨声载道，陈济棠已有废除之意，考察团一提出，陈便以此送了个顺水人情。
谷正纲当然感到费解，中央三令五申，陈就是不听，考察团一去，就听从了，这是怎么回事？据胡西园忆称：“CC系却反过来诬蔑我们与两广有勾结……”
过不久，“西安事变”爆发，这在胡的回忆文章中也有涉及：“CC系中有人就说：‘中华工业总联合会’是亲张学良的团体，政府会后对该会要注意监督。”
如果不很快爆发“七七事变”，中国进入全面抗战阶段，那可以断言，这种“监督”必会日益严厉。只因处于非常时期，“中工联”却因祸得福了。
抗战亟须工业的支持。政府号召工厂内迁，“中工联”大力配合；1939—1942年，行政院主持召开过两次全国生产会议，“中工联”也做了许多重要工作。再说，“中工联”虽对蒋介石颇多不满，但大体上说，在反共问题上与蒋是一致的，蒋认定“中工联”过去没有，现今也不会支持中共，即使有人支持，也是个别现象。这样，彼此关系有所改善了，成立一个合法的全国性工业团体的事便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
谷正纲派司长陆京士抓此事，定名为中国工业协会，组成以胡西园为首的筹备委员会。谷的意思由吴蕴初当理事长。胡开始不同意，后见刘鸿生等也支持吴，认为这不是官方强加于人，遂改变态度，内定一致投吴的票。
1943年3月18日，假重庆迁川工厂联合会会场，举行中国工业协会成立大会。谷正纲、翁文灏出席并致词。会上选出吴蕴初、刘鸿生、胡西园、胡厥文、李烛尘等二十位理事。3月25日，召开第一次理事会，选出苏太余、刘鸿生、胡西园、吴蕴初、潘仰山、潘昌猷、吴羹梅等为常务理事，吴蕴初为理事长。
至此，压在心头将近二十年的一桩心事总算放下了。另一桩心事又冒了上来，中国有商会法，也应该有工业会法。有了工业会法，白纸黑字，政府便不能随意干预“中工协”事务，所以胡西园等就竭力为立法奔走。
1946年3月，蒋介石自重庆抵上海，寓东平路，约见胡西园等上海少数几个工业家。胡便提出并呈文奉蒋。未几，蒋批复：“工业会法事已转有关部门迅即核办。”
但据说立法委员中有不少人反对，此事悬而难决。胡找蒋的机要秘书毛庆祥帮忙。毛建议“中工协”筹一笔款打点立法委员中的反对派。胡对曰：“工业会法对工业界未来是有好处的，但目前是公众事，谁肯拿钱出来？况经营工业的人未见实惠先要花钱，大家都没有此等远视眼光，此事难以办到。”
这样，毛庆祥也爱莫能助了。
其实，抗战胜利后，中国工业面临最大的难题是资金短缺，生存困难。据资料显示，内迁工厂大多奄奄一息，朝不保夕。例如内迁机器制造厂一百八十五家，停业九十八家；电工器材厂三十三家，停业十五家。而好些不停业的工厂大多留在四川，无力迁回来了。但四川景况也不妙，例如中国工业协会重庆市分会有会员工厂四百七十家，停业高达一半以上。中小型工厂更惨，据中国中小工厂联合会统计，其一千一百五十一家会员厂中，百分之八十以上都处于停业状态。
就此而言，工业会法并非急务，要紧的是给中国工业“输血”。
“中工协”公推胡西园为代理理事长，集中力量解决“输血”问题。他们找宋子文、翁文灏、吴鼎昌，最后晋见蒋介石。终于，蒋批给了工业贷款五十九亿元，解决了工业界的燃眉之急。
1947年10月27日，政府颁布“中华民国工业会法”及“中华民国全国工业总会章程”。从此，上至中央，下至市县都有工业会组织。例如上海市工业会于1948年9月3日成立。奇怪的是，杜月笙当上了理事长。
上海资产阶级、中国的工厂老板，有了自己的工业团体组织，也有了工业会法。它做过一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两件大事：一、抗战时期促成工厂内迁；二、抗战胜利初期争取到政府大笔工业贷款。
至于作为资产阶级对蒋的一种反抗姿态，那无论从理论实际两方面看，都并无大意义。应该说，工业会与商会命运大体相似，都不得不屈从于蒋的“主义”。
这就是中国工业团体组织的前前后后，也就是它的历史。其软弱、无奈与心高命薄、步履蹒跚等情状，类似于中国民族工业的生成经历。
鸡，生下的必定是鸡蛋。
高尔基说得有理：鸡有时飞得比鹰高……
有时而已，且因为不是飞禽，鸡飞类似于狗急跳墙，这上头都没有真本领的。
上海资产阶级绝对不是高高飞翔的雄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