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上海滩发生一桩怪事：一位大财东与一名小文人斗法，结果大财东吃瘪认输。
历来，钱能通神，通天，一旦不通，正常事便成了怪事。
这位大财东名叫黄楚九，十五年前随父自浙江余姚来沪谋生，行医摆药摊数年后稍有积蓄，即在法大马路（今金陵东路）打出中法药房的牌号，做西药生意。1905年，他推出一种补药，名曰“艾罗补脑汁”。广告做得铺天盖地，说得自西方名医艾罗的秘方配制而成，具有补脑健身的特效。实际上西方并无艾罗医生其人，以艾罗（英语YELLOW，黄色）命名，无非为了投合上海人的崇洋心理。所谓“补脑汁”，就是把进口药用糖浆按比例调配后注入小瓶，贴上商标，投向市场。按现今的说法，即纯属假药。但上海人却信以为真，纷纷掏钱来“补脑”。黄楚九顿时财源滚滚，富得冒油。比如，1901年上海开始有了两辆小汽车，1906年，黄便乘着自备小汽车在南京路上出风头了。此后，黄新招迭出，1910年，开办“同征长寿团”，做人寿保险生意；1912年，又投资娱乐业，在二马路大新街（今九江路湖北路交汇处）开出新新舞台。总之，黄生意越做越大，名气也越来越响，谓之大名鼎鼎的大财东是毫不为过的。
那名小文人名叫郑正秋，当时才二十三岁，喜欢舞文弄墨，大多写的是剧评；后自办《图书剧报》，规模甚小，郑自任主笔兼记者，当时，上海滩大报小报百来家，竞争激烈，《图书剧报》赚不了几个钱；郑的稿费收入也很有限。总之，郑正秋不过穷文人一个而已。
按理，黄与郑不是等量级人物，斗法根本无从谈起，不料，偏偏不是冤家不碰头，一碰头，果真斗起来了。
起因是黄命手下人找郑，要郑在《图书剧报》出文章，捧“伶界大王”谭鑫培，骂穷小子李本初。
原来，黄为了赚钱，特聘著名京剧演员谭鑫培来上海新新舞台演戏。除每月包银一万六千元，黄还另加临时津贴费两千元，并管吃管住。黄善于做广告，当即设计出广告语“伶界大王谭鑫培莅沪献艺”，天天载诸报端。
谭虽然春秋已六十有五，但毕竟是名家，唱功不同凡响。起先，上海人争睹“伶界大王”的丰采，新新舞台人头攒动，生意兴隆。不料好景不常，未几，上座率便直线下降，且每况愈下。这是怎么回事？
黄机敏过人，很快找到了原因——是北方名丑杨四立也来了上海，杨抢走了观众。黄又进一步发现，杨演《盗魂铃》有一手，能从四张桌子高处一个跟头翻下来，引得观众大为叫好。既然《盗魂铃》也是谭的拿手戏之一，黄便要谭与杨“别别苗头”。
除了翻跟头，别的谭都可与杨一争高低。不能争则不争，谭已一把年纪了，只能爬上四张桌子高处，然后缘绳而下。
观众中有些人看过杨四立演的《盗魂铃》，相比之下，觉得“伶界大王”的这种表演实在不像样子，但大多小声议论几句。惟有一人例外，他名叫李本初，是沪江第一座旅馆的茶房。此人当即大鼓其掌，大喝倒彩。
在黄楚九手下当巡场的人也够神气的，一看李本初的衣着打扮，便料定是下等人，下等人竟敢在黄大老板开的场子里如此放肆，那就叫此人吃耳光。后来索性几名巡场一齐动手，把李痛打一顿，并押李到经理室，听候黄楚九发落。
应该说，做生意黄是聪明人，但在待人接物一端上，他却是封建等级观念的忠实维护者。当他知道李的身份是茶房后，便和几名巡场一鼻孔出气。手下人见有主人撑腰，自然乘机拍主人马屁，立即把李捆绑起来，并取来尿盆，向李的嘴里灌将进去。
打过、绑过、灌过之后，黄又命李写悔过书。李识字甚少，说不会写，黄便命秘书代写，再由李照抄，并按上指印。
为了消除喝倒彩的坏影响，黄楚九看上了郑正秋及其《图书剧报》，命手下人持李的悔过书去转告郑，要郑妙笔生花。当然，事成之后，必有重谢。
在黄的如意算盘里，认为这是抬举郑，郑必照办无疑。偏偏郑正秋是个有正义感的文人！
他了解一切后，深深同情弱者李本初，而对黄楚九效法黄金荣的表现，既感到悲哀，又十分痛恨。他要为李叫冤，为李讨回公道。
未几，一篇打抱不平的文章载诸《图书剧报》。文章从人权入手，围绕着道义展开，也就是摆事实讲道理。文章列出了两个不同的等式：在金钱即强权面前，茶房是下等人，作为观众，是下等观众，谈不上有任何做人的权利；在道义面前，茶房与别人是平等的，作为观众，与别的观众也是平等的，观众看戏，各人观感不同，表达自己的看法是做人的权利，说对说错都很正常。难道因为李本初是茶房，喝倒彩就像犯大罪一般，竟要横遭如此骇人听闻的私刑！而滥加私刑者黄楚九犹未满足，还要叫人代笔在报上再痛骂李本初一顿。照此做法，穷人还有活路吗？另一个问题是：黄楚九大老板有很多卖药得来的钱，但良心有吗？道义有吗？
黄的思维逻辑离不开“金钱”二字，他判定郑借此想诈点钱。他决定请人出面请郑赴宴，并送钱500元。
黄怎么做，郑便怎么写，《图书剧报》则照登，并告诉读者，这500元已转送某慈善团体。
古云：“一之已甚，其可再乎？”事情闹到这等地步，黄惟一的办法便是按郑的要求办：一、向李赔礼道歉；二、赔偿医药费。应该说，这要求并不苛刻，是很照顾黄的面子的。如果诉诸法律，后果将更不堪。即使黄花钱买动法官，但此事已家喻户晓，社会舆论又支持郑和李，法官敢当众胡判吗！
然而，黄的思维定势是金钱即强权，强权即真理，要他向小小的茶房低头认错，别说做，就连想都不容想的。于是，这个聪明的生意人，像蠢人骑瞎马一般，在歧路上越走越远。
他先是亲自出面请郑赴宴，办法是软硬兼施。软者，利诱也，表示他也热心于戏剧艺术，愿出钱资助《图书剧报》，等等；硬者，警告郑，就此住手，他既往不咎，否则，走着瞧！
三天后，黄楚九“瞧”到的是郑正秋的一篇记叙文又登在《图书剧报》上。黄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似乎有点黄金荣的影子了。
黄楚九、黄金荣都姓黄，都是大亨级人物，但前者是商界大亨，后者是黑道大亨，毕竟是正邪两股道上的人物。邪中有正，自然无所谓；反过来正中有邪，那于黄楚九来说，总是极不光彩之事。他恨的是郑非常狡猾，只写出一点影子，如果点名，那黄金荣不会放过郑，他也可抓住把柄反攻过去。现在怎么办？自己说“走着瞧”，姓郑的马上让他“瞧”颜色了，而他光“瞧”不动，往后在上海滩上还怎么混？不行，一定得让姓郑的瞧瞧颜色！
黄楚九吃一堑长一智，不敢再做给郑提供炮弹的事，索性告上法庭，告郑破坏名誉罪。
钱能通神，自然也能通律师通法官通法律，通一切。他依然只相信金钱的威力。
在法庭上，黄提供的证据仅是郑所写的一篇篇文章，而郑出示的证据是李本初和一件件事实。郑认为黄犯有三条罪状：一、仗钱欺人，如对李滥施私刑；二、仗钱压人，如压制、收买报纸舆论；三、仗钱诬告，如明明无理仍要取闹。
上海是个市民社会，而市民社会天生是倾向正义的。律师与法官得了钱可以出卖正义，但有个限度，那就是不能得罪广大市民。任何事情不曝光时什么手脚都可以做，一旦曝光，那就不能不顾及公众的是非标准。这上头，别说小小的律师、法官，就是总统、总长也不敢胡来的。比如这个案子，黑白分明，你黄大老板告郑侵害名誉，证据是郑所写的一篇篇文章，而追究下去，每篇文章都证明错的是原告。看来，还是及早撤诉为妙，否则，姓郑的反告你诬告罪，那就麻烦大了。
综观整个过程，黄一错再错，简直愚不可及，颜面丢尽，惟一正确的就是现在，他算是悬崖勒马了——撤诉，并按郑的两条要求办：向李认错道歉并赔偿医药费。
上海滩上的这则所谓怪事，至此打上句号，但引出的疑问却是意味深长的。
黄楚九是读过点书的人，机敏出众，事业做得很大，几乎三百六十行他都涉足过，简直都取得成功。按常理推论，处理李本初喝倒彩这件小事，他不可能如此愚不可及，但他就是这样一错再错，直至头撞南墙，鼻青脸肿，方知此路不通。
原因何在呢？
众人送过他一个雅号：“上海滩三个半滑头之一。”上海滩“滑头”生意人何止万千，大多昙花一现，最后“滑”进失败者的行列，“滑”而成功者为数微乎其微，所以只有“三个半”。黄能挤进“三个半”里边，从某种意义上说，也表明他才智超群，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上海方言有句颇为形象化的俚语，叫“脚踏香蕉皮，滑到哪里是哪里”。意思一看就明白，做人做事是“滑”不得的，做生意也如此。偶尔“滑”一下尚不要紧，倘若常常“滑”而成了“滑头”，那必定要出事，至少名声是很不好听的。
可见，黄以上种种拙劣表现，缘起于一个字，“滑”。
上海人大多对黄楚九是很佩服的，当然，也常常为他可惜。
百年儿歌开卷第一句叫“摇篮摇呀摇”，有人说，中国民族工商业就是这样“摇”过来的，步履蹒跚，跌跌撞撞。原因多种多样，其中恐怕也涉及自身素质的某些缺陷。就此而言，黄楚九的“滑”是个警钟，有时撞点声响出来，也许仍有点现实意义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