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宁波还没有被称为“宁波”，鄞州被称为县、医生被称为“医工”，医事不如巫事盛兴的年代，鄞地出现了一位大名鼎鼎的医生。
他叫陈藏器，清代浙东学派代表人物全祖望称他为“四明医学初祖”。陈藏器出生于约唐垂拱三年（687），唐至德二年（757）去世，享年约70岁。
《浙江历代医林人物》载：“陈藏器……四明人，为唐代著名药物学家、方剂学家。”民国《鄞县志·文献志》载：“陈藏器于唐开元中，任京兆府三原县尉……”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唐代的外来文明》一书的作者爱德华·谢弗（Edward Schafer，1913～1991）称陈藏器为“八世纪伟大的药物学家”。
在中国医药史上，像陈藏器那样出类拔萃的也有，但不多。比他名气更大、影响力更广的也有，但屈指可数。誓如发明医药遍尝百草的神农氏……
有人认为，神农氏是采集中草药的，《神农本草经》是药书，《黄帝内经》是医书，黄帝才是中国医家第一人。其实不然，中国医学不同于西方医学，更不同于现代医学，是先有药材，后有医事，再有医生的；不知药者不懂医，知药者必然懂医。《纲鉴易知录》说得一清二楚：“民有疾，未知药石，炎帝始乃味草木之滋，察其寒、温、平、热之性，辨其君、臣、佐、使之义，尝一日而遇七十毒，神而化之，遂作文书上以疗民疾，而医道自此始矣。”
历史上，人们习惯将陈藏器这一类医者称为儒医，即由儒转医或亦儒亦医之医者。神农氏之类自当别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此后儒学从诸子百家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历代王朝的统治思想，居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华夏医林中，儒医的地位也至高无上。凡儒医，均先儒后医。先夯实儒学基础，后熟读《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等经典医药著作而成为医生。
如有被称作儒医的，大多具有扎实的医学理论功底，对医事、医药均有自己的独特见解，且喜好著书立说；大多师古而不泥古，在当地医药界，或同科目临床实践中独树一帜，其中不乏一门一派的一代宗师或奠基人。
陈藏器就是鄞地医林中这般人物群里的一人。
儿时的陈藏器与众不同，不仅天资聪颖，遇事能无师自通，举一反三，而且记忆力惊人，凡父辈、祖辈的旧友故交，只要让陈藏器见过一面，再次相遇，就不需要再提醒，定然分辨得一清二楚，而且能清脆响亮地叫一声公公、婆婆、舅公、舅婆、阿叔、伯伯、阿姆、阿婶……
不知是出自天生的爱好，还是家庭熏陶的原因，陈藏器从小就喜好医药。凡集市贸易之日，只要见到有人设摊铺切脉诊治疾病与卖药，或者打街拳卖药，在摊铺四周的围观人群中，总能找见幼小的陈藏器。不是躬着背在使劲——从人缝中向人圈前钻，就是站在最前排，一动不动、一言不发地观看着。
那时候，鄞地集市贸易的持续时间都不长，太阳露脸不到一个时辰，那设摊置铺的、就医看病的、观看热闹的、赶集买卖的人就开始渐渐散去，熙熙攘攘的集市贸易场所也很快空荡起来，而陈藏器，只要医生还在、药铺没撤去，就诊的病人依然坐在医生的对面，是决然不会离开的。除非是已近中午，或者到吃午饭的时间家人找过来了。
路过家附近的药店、常设的药铺，只要发现有人在买药，药店倌在抓药、称药、包药，坐堂医生在替人切脉诊病，陈藏器也常常驻足观望……
为人切脉、给人治病，是陈藏器儿时喜欢玩的游戏。在游戏过程中，陈藏器总是一会儿向伙伴们提出“要当医生”，一会儿提出“要做病人”。一个年仅六七岁的小男孩，装扮成医生时，就真的像医生在替人切脉诊病，满脸的一本正经、不苟言笑；装扮成病人时，又好像不是一个健康人，步态不稳，坐姿不正，衣衫不整，面容憔悴……引得街坊邻居或倚门，或推窗，甚至踱步过来观看；惹得过往路人，无论男女老少，驻足观望一会儿才离开。
“哈哈哈……”瞧一眼陈藏器这副如痴如醉的逼真模样，都说：“这孩子天生是为人搭脉诊病做医生的料。”
“这孩子，念书识字了，依然这样……”陈藏器的长辈们虽认为凭着天赋与这近似于“痴”的偏爱，长大后的陈藏器不仅能当成医生，而且一定是个好医生、名医生，但长辈们对他的期望值更高。陈藏器的爷爷常常这么对自己的儿子说：“你们得好好管一管了，要不，就只是当一名医生了！”
应该说，当医生，是不错的职业，既体面又实在。两宋期间，因为宋太祖重医，宋太宗也喜好医术，收有医方1000余首，其后的宋朝历代皇帝个个效仿，民间更是把医生这一职业捧得天高。“不为良相，则为良医”，这一典故，就出自北宋范仲淹身上。儒而知医在宋代是一种时尚，儒士往往以不知医为羞耻。连被人誉为杰出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唐宋八大家之一，曾任鄞县知县三年（1047～1049）的王安石，在与人交谈时也都这么自我标榜：“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子，无所不问。”
其实，唐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医药大发展的时期，重医更是唐朝历代皇帝的一大特色。如显庆年间（656～659），为编著《新修本草》，几乎动员了全国的力量，有李、苏敬等诸多重臣参与。编写前，朝廷下诏全国，征询各地药物形色，并要求画成图形，并附以图注说明；编写时，向全国征集各地所产的药材标本，并要求按标本绘制图谱。
不过，陈藏器的长辈们认为，与为官相比较，为医毕竟等而下之。而且，凭着陈藏器之聪慧，为官也是指日可待之事。
“陈家需要有人出人头地，需要有人来光宗耀祖、封妻荫子……医儒有相通之处，只要儒学有成，退一万步说，就是当不成官，再为医也不晚。”一天，因病卧床的陈藏器的爷爷将儿子叫到床前，郑重其事地训导说：“起先，之所以未予理会，是因为藏器尚年幼，任由他无拘无束、天真烂漫地过。如今，岁数大了，依然如此，就有点儿意外了……玉不琢，不成器呀，再不管教可要耽误藏器的前程了……藏器藏器，决然不能成为陈家深藏之大器，而应是众人仰慕之大器也……要令天下皆知陈家所藏之大器！”
此后，陈藏器的父母便开始遵循父辈的意愿，有意识地强化少年陈藏器的功名利禄意识，经常讲述苏秦、孙敬刺股悬梁的故事……
逐渐长大的陈藏器十分体谅父母的良苦用心，不再在集市贸易日上街看医生切脉诊病，也不与小伙伴一起玩“医生与病人”的游戏，不去药铺、药店观看他人买药、抓药、称药、包药和坐堂医生替人切脉诊病等等。一心一意攻读诗书，走科举之路。
陈藏器变了，小伙伴们却没有变，依然隔三差五来找陈藏器玩游戏。碍于长辈之命与自己的志向，陈藏器总是婉言拒绝，或想方设法回避。几次三番不去，伙伴们的热情自然渐渐减退。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伙伴们也有了自己该做的事，或去干活，或去念书。不过，街坊邻居的，低头不见抬头见，念书或干活之余，难免有相逢之时。一碰面，儿时的伙伴偶尔也会回忆一番“医与病”的游戏。
有那么一个中秋的傍晚，少年陈藏器又与这些伙伴们相逢了。谁知相聚不到一会儿，一个叫陈大的小伙子居然呵欠连连，想回家去睡觉了。
“白天要上山砍柴、下田干活，常常天黑才回家，夜里又睡不畅，呵……”说着，陈大又打了个呵欠。
“哈哈，”有人开玩笑，“家里有老婆了吧？”
“什么老婆呀，是我爸呀，天天半夜三更咳嗽，”陈大说，“咳嗽起来声音还特别响，‘咳咳咳咳咳’连眠床、地板都在震动，椽子缝里的灰尘也被震下来了。”
“那得去看医生呀？”陈藏器说。
“铜钿呢？”陈大说，“我娘也劝我爸去看医生，可我爸说‘看医生看医生，医生看过就马上好了？咳嗽就咳嗽，咳嗽又不会死人’！”
“你爸的咳嗽，是痰多，还是痰少？”
“这……我也说不清楚。不过，我看到，我娘是每天早晨帮我爸倒一次痰盂罐的。”
“那么……”陈藏器思索一会儿，又问：“你去与你爸说说看，先用半夏试试看？”
“半夏……”陈大自然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什么半夏？”
“半夏是一种草药，我看到过，你家屋后有……”陈藏器告诉陈大，半夏性温味辛，有燥湿化痰、和胃止呕的功能，主治痰湿水饮、呕吐、咳喘等症。半夏是在夏秋两季采挖的，主要用它的块茎。挖出来后，要洗干净，再去除外皮及根须，晒干后切成片或捣碎，加一点生姜，用天水煮，可以直接作为茶水饮。“我也是从书本里看到的，你爸的咳嗽可以试一试。”
“试试就试试，反正是不花铜钿的事。”陈大说，“不花铜钿治病，我爸咋会反对呢？不用去问他。”
“那好，趁这会儿天还没有黑，马上去采药……”陈藏器拉起陈大的手，也对其他的伙伴说：“走，大家一起去帮忙。”
谁知，药到病除……
这真叫一不小心，事情搞大了，接踵而来的是陈大的爷爷。他由陈大搀扶着，颤颤巍巍地推开了陈藏器家的门。
陈藏器的父母以为是自己的儿子在外面惹了事，连忙搬凳子倒茶。把茶送到陈大爷爷的手中，陈藏器的母亲才怯生生地问：“公公，你是……”
“我是专门来找藏器这孩子的，想请他为我搭搭脉……”陈大的爷爷满脸皱纹，老筋一抽一抽地说。
“您老是叫藏器搭脉……”陈藏器的父母顿时如坠入云里雾里。“藏器会搭脉治病？”
“是的，这孩子不一般啊，我儿子的病就是他给治好的……”陈大的爷爷的嗓音连同手上的茶杯一起颤抖着。“今天，特意过来，想请藏器为我搭一下脉，然后再让他说一句，我还有几天人可以做，能不能挨得过今冬明春。”
“……”陈藏器的母亲听得目瞪口呆。过了好一会儿，才渐渐地回过神来：原来，在攻科举的同时，藏器看上了家藏的“闲书”。
陈藏器的父母是通情达理之人，不但了解、理解自己的儿子，而且对自己的儿子一直充满信心。他们认为：藏器至善至孝，绝不会轻易违背父母的意志、改变自己的志向，既不可能放弃科举，也不会在“闲书”上下工夫；至于亲戚朋友、街坊邻居有病时相求，是应该帮忙的，不能借故推却或敷衍了事。陈藏器的父亲还这样开导自己的夫人：“藏器聪明，年轻，记性也好，花上这么一点点时间，应无大碍……”
“是的，我也这么想。”陈藏器的母亲说。
也许，是四亲八眷、街坊邻居的“一点点”太多，而且越来越多，累加起来，占用了陈藏器不少时间。也许攻诗书、求功名确实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就是像陈藏器这般聪慧之人，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这是唐时有关科举仕途的一种说法。其意思是，如果30岁考到明经，就显得太老了，而能在50岁考到进士的人不但不显老，而且非常的少。
在陈藏器求取功名的岁月里，科举考试的形式、科目等尚未形成定制，有制举和常举之分。制举，是由皇帝临时下诏书并亲自主持的考试，科目临时设置，平民子弟和官吏都可应试，每次录取的人数全国仅一二人，最多五六人，而且是不定期的，隔年或隔几年举办一次。常举，虽说每年举办一次，但有明经、进士、明法、明字、明算、史科、三传、道举等几十个科目，在众士子的心目中以进士为贵、唯进士以求，各地有资格应试者多达数千人，而经过乡试、会试，最后录取的进士全国也不过30人上下。由于考取进士的难度高，因而到50岁考取进士的人还是非常少。
经逐级应试，逐年、隔年或隔几年再应试，直至开元（713～741）中，陈藏器才“金榜题名”，考取了进士，获得了三原县县尉之职。
那时候，陈藏器已经步入中年，成了当时鄞地颇有名气的医家，也开始了《本草拾遗》的撰写……
县尉是九品芝麻官，其职责是掌握、负责一个县的治安与盗贼的抓捕，大体上相当于现今的县级公安局局长。其级别，在县令之下，相当于现今的副县（市、区）级。唐代，县尉通常为进士出身初任之官，京畿县尉之职位尤重，而且毕竟没有辜负祖父和父亲的期望，也体现了自己的能力与水平，给大半生为之奋斗的目标画上了句号。
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科举之路只有亲历者才能体味到其中的甜酸苦辣与考中后的心情。
那时候的陈藏器，有点儿踌躇满志了。
经过一番准备，陈藏器离开了鄞地。坐船骑马，赶去千里之外，当时京城长安所在地京兆府辖下的三原县上任。临行之时，陈藏器没有忘记携带攻科举时解困减压的三部药书——《神农本草经》《本草经集注》《新修本草》，以及还未成稿的《本草拾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