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批评通常是在一种环境运动实践精神下开展的。他们深切关注当今的环境危机，很多人——尽管不是全部——还参与各种环境改良运动。他们还相信，人文学科，特别是文学和文化研究可以为理解及挽救环境危机作出贡献。[1]
——劳伦斯·布依尔
生态批评开始于意识的苏醒；对于物种的历史，对于人类在其中一直体现环境意识并继续表现环境意识的神话式的结构，生态批评有许多东西要表达。但我有一个预感，他的最终价值将体现为意识的形式：它培养人们的专注感，对于语言的和世界的和谐感，而这个世界是承认文化与环境之间的复杂的、斩不断理还乱的网络关系的。[2]
——乔纳森·贝特生态批评（Ecocriticism）是西方最新出现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广泛影响的一种文学批评倾向，它于20世纪后期在美国形成。“生态批评”这一术语是1978年由美国的威廉·鲁克特在其论文《文学和生态学：一种生态批评试验》中提出的，这是一种从生态视角展开的“绿色批评”，它力图去发现和评价作家及文本世界中的生态内涵，研究自然与环境在文学中的表达，唤醒文学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通过生态批评能使文学意象的生态内涵展现出来，把文学与作家的自然理想、家园之梦和生命之爱与批评目标结合在一起，同时它也通过文本指出文本生态意识的缺失，对作家反生态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展开清算和批判，从而进一步密切了文学与自然生命的联系。
被誉为“美国第一位”文学与环境教授的谢尔·格劳特费尔蒂（Cheryll Glotfelty）在《生态批评读本：文学生态学的里程碑》（1996）的“导论”中，给“生态批评”下了这样一个流传甚广的定义：“生态批评研究文学与物理环境之间的关系。正如女性主义批评从性别意识的视角考察语言和文学，马克思主义批评把生产方式和经济阶级的自觉带进文本阅读，生态批评运用一种以地球为中心的方法研究文学。”她进一步指出生态批评家和理论家问的是这样一些问题：这首十四行诗是如何再现自然的？物理环境在这篇小说的情节里起什么作用？这部戏剧所表达的价值观和生态智慧是否一致？我们关于大地的隐喻是如何影响我们对待大地的方式的？我们如何能够把自然写作当成一种文类（genre）？除了种族、阶级、性别，场所（place）应否成为一个新的批评范畴？男人的自然书写有别于女人的吗？文学经验（literacy）本身以何种方式影响了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荒野的概念是如何随时间而改变的？环境危机以何种方式、在何种程度上渗透到当代文学和流行文化中来？何种自然观充斥着美国政府报告、企业广告和电视自然纪录片，产生什么样的修辞效果？生态科学和文学研究有什么关系？科学本身如何对文学分析开放？文学研究与历史、哲学、心理学、艺术史、伦理学等相关学科的环境话语如何可能相得益彰？[3]从格劳特费尔蒂的阐述中，我们可以进一步领会到生态批评并不只是关注生态文本，也不局限在文学领域，它既是文学批评，也是一种文化批评。生态批评同样具有实践性和现实性，它不是为了文学批评而批评，它潜在的目的是要通过对文学文本的生态哲思来实现人类向自然的回归、自然的保护和生态的平衡。
生态批评是文学研究的拓展和突破，是文学批评自身面对自然生态破坏的严峻现实所作出的积极回应，它将批评的视野转向整个人类文化和生态危机的背景之下。“就生态批评的主旨和实际意义来说，生态批评坚持一种系统整体论的观点，主张和谐、均衡、适度的原则，因此给阶级、性别、种族等当前十分流行的文学批评注入了新的内容。”[4]生态批评的话语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因为生态问题绝不仅是环境问题，更多的时候，环境只是一种表象。有些作家对生态问题的思考已经极为深入，其语言技巧和情感表达方式也各有特点，生态批评通过对文本的生态批评，透过纷繁的语言之网向读者揭示出文本的生态指喻和象征，引导读者从感性的形象和文字背后去寻找和发现作者生态话语的表达方式和其中所蕴涵的思想情感。
生态批评的产生有着深厚的思想基础和现实要求，现实生态危机所引发的世界性环境保护运动、生态文学的出场、大众生态意识的觉醒都对生态批评和研究提出了要求，生态科学、生态哲学和生态伦理学从理论上提供了可供批评的理论依据和话语支撑，生态批评的产生是对文学和生态共同关注的结果。生态批评具有跨文化、跨学科的特征，它整合了各方面的研究成果，并把它们纳入到自己的理论体系中，使生态批评获得了更加广阔的视野，作为一种新兴的批评策略，生态批评无论从理论和实践上都还具有发展和提升的广阔空间。生态批评具有问题批评的特征，它的出现为建构当代生态文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通过文学来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研究人类生态意识和生态观念在文学中的表现，作为一种开放的批评模式，开辟了文学研究的新领域，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可供参考的维度。生态批评力图通过生态诗学理论的确立为文学研究获得新的途径，通过文学历史地揭示人类文化是如何影响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的，是哪些因素导致我们失去了对自然的感激和生命的敬畏。生态批评家们从深层生态学、生态女性主义、环境保护主义、自然的概念与描述等方面介入文本，在提高研究者生态自觉的同时还使广大作家群体对自己的创作展开生态反思，引发了大众对文学与自然关系的普遍思考。它不仅关注生态文本，还对具有反生态思想的文本展开批评，站在当代生态文化的视野上对传统经典文本展开生态角度的解读阐释，从而为文学批评、文学创作和读者接受提供了指导。
文学批评应该随时关注时代的话语和文学创作的变化，对那些有益于人类文明进步、人与自然关系和谐发展的思想和情感应该给予应有的守护、培植、激发和互动，生态的目光可以让我们在审视和解读传统文本获得别样的感悟，让这些经典文本在新的时代重新散发出魅力和光彩。当然，在对传统文学进行生态批评时，要处理好的就是文学批评如何与现代生态理论对接的问题。例如，传统文学作品中那些具有自然精神和品质的人物形象之所以一直获得读者的认同，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身上显现了人性中最本质的自然天性，这些品质是在文明的发展中被人们逐渐遮蔽和遗忘的，是每个生命个体内在的自由渴望和需要表现，代表了人类对生命本质的向往和回归。希腊神话中的众神，莎士比亚笔下的奥赛罗、奥菲莉亚，艾米莉·勃朗特笔下的希刺克厉夫和凯瑟琳，梅里美笔下的嘉尔曼、高龙巴，等等，他们身上都具有相同或相似的精神品质：感性地生活；反抗理性和秩序的暴戾；对自由的追求；真诚勇敢地活着去面对和承受命运所给予的一切，文明和理性的压抑也不能遏制他们生命的激情，他们懂得为自己的需要努力，也知道拒绝是一种勇气和品质，他们身上洋溢的是最具生命本真的自然诗性。因此，在生态批评时代，传统的文本能让我们超越既有的阅读理解模式，因新的理论视角而得到重新阐释，传统文学中有大量可以用来展开生态批评的形象，关键是批评者要去找到最佳的切入点和阐释方式。梭罗就感悟到：许多“古代的诗歌和神话至少启示人们：农事曾一度是神圣的艺术，但我们追求它时用的是一种不虔诚的急于求成和掉以轻心的态度，我们的目标变成了只求得到大农场与大丰收而已。我们没有节日，没有游行队伍，也没有典礼，连耕牛展览会和所谓感恩节也不例外，农民本来是用这些形式来表示他的职业的神圣意义，或让人想起这种职业的神圣起源的。如今吸引他的是一笔酬金和一顿盛宴……由于我们大家都摆脱不了贪婪、自私，加上卑躬屈节，把土地看成是财产，或者取得财产的主要手段，风景给损坏了，农事连同我们一起降格。”[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