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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古文之争：由于秦始皇焚书以及其他原因造成古籍的失传，汉代统治者就鼓励民间向朝廷献书。于是民间或根据记忆，或整理残编，用汉代通行的新文字汉隶重新抄写上交，这被称为今文；后来又发现了同一部书的先秦古文字写本，如《诗经》、《尚书》等。于是就发生了学术地位的争夺。所谓今古文之争表面上看来是推崇哪种经书的争论，但其核心问题却关系到孔子与古代圣王之“道”的争论，也有解读的态度和方法问题。大致来讲，今文学派继承的是先秦诸子的风气，他们主张通经致用；而古文学派则主动担负起保存和传播文献的责任，他们主张在训诂、文字间寻找历史。他们之间的争辩延续甚久，其余波在晚清犹存。
1.谈谈《尚书》的成就及特点。
2.简述《尚书》在中国散文史上的影响。
《国语》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国别体史书，其编撰体例是分国记事，内容以记言为主，故名《国语》。它是先秦历史散文中的又一部重要著作。
一、《国语》的基本情况
《国语》全书共21卷，分为《周语》、《鲁语》、《齐语》、《晋语》、《郑语》、《楚语》、《吴语》、《越语》八个部分，是各国史料的汇编。《国语》以记言为主，兼以记事，通过上层统治阶级士大夫的言论、辩论来反映历史事件，探讨兴衰治乱之根源，史论结合，在史学思想上有长足的进步。其记叙范围涉及更边远的地区，体现出作者更广阔的视野。内容上也有拓展，记载了诸如经济、制度、风俗等方面的内容，可补《左传》之阙，所以有《春秋外传》之称。唐人刘知几称其为“《六经》之流，《三传》之亚”。
关于《国语》的作者，历史上多有争议。唐宋以前，人们都认为是与孔子同时代的左丘明所著，如西汉时的司马迁、东汉的班固、三国时韦昭、唐朝的刘知几等都持此说。然而，唐宋以后很多学者对左丘明是《国语》的作者一事提出异议，现代学者中也有人认为《国语》是在战国初年编辑而成，作者有待进一步考证。《国语》关于春秋八个国家史事的记载详略不同，文风迥异，可以看出原非出自一人之手，可能为当时各国史官所记载，再经整理润色而成，至西汉刘向考校最后定型。
现存最早的《国语》注本是三国时吴国韦昭的《国语解》，此外，《国语》也有多种刊本传世。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国语》点校本，广泛吸取前人的校勘成果，注释简明，易于阅读。
《国语》记载史实的时间上起西周周穆王征犬戎（前976），下至韩、赵、魏灭智伯，共约500年间的历史。《国语》分国记事，各国“语”在全书所占比例不一，其中以《晋语》最多，内容最丰富，其卷数占全书的近一半，相比之下，其他各国的记载就显得简略，因此，有人将《国语》称之为《晋史》也是有一定道理的。每一国的记述内容也各有侧重，《周语》对东西周的历史记录侧重于论政记言；《鲁语》记春秋时期鲁国之事不很完整，很少记录重大历史事件，主要是针对一些小故事而发议论；《齐语》主要记齐桓公称霸之事，记史伯和桓公的论政之语；《晋语》篇幅最长，共有九卷，对晋国历史记录较为全面、具体，叙事成分较多，特别侧重于记述晋文公的事迹；《郑语》则主要记史伯论天下兴衰的言论；《楚语》主要记楚灵王、昭王时期的事迹；《吴语》独记夫差伐越和吴之灭亡；《越语》则仅记勾践灭吴之事。
二、《国语》的成就及特点
由于史料来源不一，《国语》的内容也颇为庞杂。总体来看，其思想倾向近于儒家，书中既尊礼，又崇德；既敬神，又重民，主要反映了儒家崇礼重民等观念。作者大力提倡代表周代社会等级制度和行为规范的礼，书中记载了很多重礼的言论，如“夫礼，国之纪也”，“礼以纪政，国之常也”（《晋语四》），“夫礼，所以正民也”（《鲁语上》）等等。
书中还体现出对国君的品德修养的高度重视，“天道无亲，唯德是授”，“唯厚德者能爱多福，无德而服者众，必自伤也”（《晋语六》），“国大而有德者近兴”（《郑语》）之类的议论在书中比比皆是。《周语上》记内史兴对周襄王说：“晋，不可不善也，其君必霸。逆王命敬，奉礼义成。敬王命，顺之道也；成礼义，德之则也。则德以导诸侯，诸侯必归之。且礼所以观忠、信、仁、义也，忠所以分也，仁所以行也，信所以守也，义所以节也。……臣入晋境，四者不失，臣故曰：‘晋侯其能礼矣，王其善之！’树于有礼，艾人必丰。”他把礼与德看作关系国家兴衰的关键，又进而提出了忠、信、仁、义等具体的道德准则，对晋文公的霸业也持肯定态度，这些看法都具有春秋以来的时代特色。
虽然《国语》许多地方都强调天命，遇事求神问卜，但在神与人的关系上，已是人神并重，由对天命的崇拜转向对人事的重视，因而《国语》以民心的向背为施政的依据。如长勺之战前，曹刿问鲁庄公凭借什么同齐国作战，庄公说：“余不爱衣食于民，不爱牲玉于神。”曹刿说：“夫惠本而后民归之志，民和而后神降之福。若布德于民而平其政事，君子务治而小无不听，求福无不丰”（《鲁语上》）。他认为，神与民固然都很重要，但“民和”是神降福的前提，归根结底，又取决于当政者“布德于民而平其政事”。在讲到君民关系时，一些篇章强调尊重民意，保民安民。邵公劝厉王弭谤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周语上》），邵公主张治民应“宣之使言”，从人民的言论中考察国家的兴衰及政治的得失，国君只有体察民情，行民之所善，去民之所恶，增加人民的财富衣食，国家才能长治久安。伍举谏楚灵王说：“臣闻国君服宠以为美，安民以为乐，……若于目观则美，缩于财用外匮，是聚民得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为之？夫君国者，将民之与处；民实瘠矣，君安得肥？”（《楚语下》）这些以民为本的观点，包含着深刻的历史经验，是对西周以来敬天保民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国语》的写作风格以纪实为主，注重客观描写，它不像《左传》、《史记》那样，在文中加“君子曰”“太史公曰”以表明作者立场之类的评语，而是通过客观具体的描述，让读者自己去细细品味，揣摩作者的写作意图。《国语》是各国史料的汇编，各篇作品写定时间早晚不一，有的篇章保留了春秋时代的史料，有的则出自战国人之手，因为其素材来源广泛，编者亦未作统一润色，其记言水平参差不一，因此，全书的风格也有较大差异。比如《周语》旨在说教，行文委婉，多长篇大论；《鲁语》篇幅不长，语言隽永；《楚语》、《吴语》、《越语》则文字流畅整饰，颇有气势。《国语》中的应对辞令，有的与《左传》相同，但文字不如《左传》精彩，但也有为《左传》所不载的辞令，这些辞令也颇有特色。如周襄王不许晋文公请遂，辞婉义严（《周语中》）；越王勾践求成于吴，辞卑气低（《吴语》）等，都是很有特色的辞令。总体看来，其艺术成就虽不及同时的《左传》，但比《尚书》和《春秋》却有了长足进展，其中不乏精彩之笔。此外，通过文风我们可以感觉到多姿多彩的各地民风，如崔述《沫泗考信录·余录》所云：“周鲁多平衍，晋楚多尖颖，吴楚多恣放。”
《国语》通过记言来记史，其语言的生动、精练，历来为世人所称道。《吴语》、《越语》记载吴越两国斗争始末，从吴败越，越王勾践卑事吴王夫差，最后终于灭吴。两国最高层的谋略，大臣的劝谏，两国外交、内政、战争以及人心向背等，大都是通过对话来表现的。作者还善于选取一些精彩的言论，用以反映重大社会问题。如《周语》“召公谏厉王弭谤”一节，提出了统治者如何对待民间舆论的问题，对那些专制霸道的统治者提出了严正的警告：“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这一著名论断也反映了当时统治阶级中开明之士的重民思想。《国语》中的《鲁语》记载了孔子的言论，是儒家思想的体现；《齐语》记管仲谈霸术，含有法家思想；《越语》记范蠡尚阴柔，功成身退，带有浓厚的道家思想。因此，《国语》又是古代思想史研究的重要的资料来源。
《国语》中一些议论说理文字，往往也精辟严密，层次井然。书中侧重记载那些与治乱兴衰有关的言论，寄寓着深刻的历史教训，其语言朴素自然，接近于日常口语。为使道理易于接受，论者往往广泛征引譬喻，侃侃而论，形成了婉而多讽、平实而剀切的文章风格。如《晋语八》“叔向贺贫”一节，写韩宣子忧贫，叔向反倒向他祝贺，韩宣子不解，于是叔向发表了一番议论：当年栾武子贫而有德，国家赖以为安，其子孙也受到庇护；郤邵子富而无德，“恃其富宠，以泰于国”，结果“其身尸于朝，其宗灭于绛”，“一朝而灭，莫之哀也”。“今吾子有栾武子之贫，吾以为能其德矣，是以贺。若不忧德之不建，而患货之不足，将吊之不暇，何贺之有？”叔向以贺贫为由，围绕富与德的轻重，引出深刻的道理，文章平易中肯而又风姿摇曳、娓娓动人。后来，柳宗元的《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一文就是借鉴此文而写成的。
《国语》中还有些人物对话写得风趣生动，情态宛然。如《晋语四》记晋公子重耳在齐流亡，贪安忘返，文姜与子犯将他灌醉，放到车上载离齐国。重耳酒醒，“以戈逐子犯，曰：‘若无所济，吾食舅氏（指子犯）之肉，其知餍乎！’舅犯走且对曰：‘若无所济，余未知死所，谁能与豺狼争食？若克有成，公子无亦晋之柔嘉，是以甘食。偃之肉腥臊，将焉用之？’遂行。”重耳的暴怒，子犯的幽默，都使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相比之下，《左传》的有关记载倒显得过于简略无华。又如《晋语九》“董叔将娶于范氏”一节，也幽默而富于讽刺，堪称绝妙的小品文。
《国语》中还有一些情节生动曲折、极富戏剧性的叙事，在事实的基础上做了较多增饰。作者有意吸收一些民间传闻，甚至加以适当的想象和虚构，造成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如《晋语》前四卷写晋献公诸子争位的故事，献公宠妃骊姬的阴谋、太子申生的被谗冤死、公子重耳的流亡等，情节曲折动人，富于传奇色彩。其中骊姬深夜向晋献公进谗言、优施为骊姬说里克等处，描绘当时的情景细致入微，显然带有想象和虚构的成分，刻画出一个口蜜腹剑、阴险狠毒的人物形象。另外《吴语》和《越语》亦以曲折恣放、富于文采见称，特别是关于战争的描写，更是有声有色，情文并茂。这些生动的文笔不仅出自史官的记载，而且吸收了宫廷说唱和民间传说的内容。从文学发展的角度来看，它们比《尚书》和《春秋》的简略记载有了很大进步。
值得特别强调的是，《国语》虽然在叙事记言的总体水平上不如《左传》，但也不乏技巧高超多变、修辞手法丰富多样、语言精美凝练的篇章，如《邵公谏厉王弭谤》：
厉王虐，国人谤王。邵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
邵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典，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行善而备败，所以阜财用衣食者也。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
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
本文选自《国语·周语上》，是《国语》中的名篇之一，体现了《国语》记言重于记事的艺术特色。文章以明快而简洁的笔调记述了春秋时期的一则历史事件：周厉王施行暴政，激起国人的不满和指责。邵穆公劝谏周厉王不能壅民之口，要“宣之使言”，而周厉王“弗听”，继续用高压政策强禁舆论，结果国人奋起反抗，把周厉王流放到彘地。文章对这一历史事件叙述得相当完整，不仅有事件发生的前因，而且有发展和结果。但是作者并不满足于叙述，而是立足于对历史事件的评述，表达了“民言不壅”，必须“宣之使言”的真理。基于这样的立意，文章把立意放在邵公的谏词上，充分发挥了对话与记言的艺术功力。全文共260多字，用于对话和记言的多达200来字，而邵公的谏词又是泼墨的重点所在，是全文的精华之笔，体现了《国语》用记言来评述人物与事件的特色。
试分析此作品，以便更好地把握《国语》的特点。
厉王强禁舆论，采用“监谤”和“杀之”的残忍手段来消除谤言，从而引出邵公的劝谏。邵公全部谏词的中心论点是：“民言胡可壅？”“为民者宣之使言”。为什么民言不可“壅”而必须“宣”？这是谏词要加以论述的。邵公以治水设喻的方式，连用两个比喻来阐述这一道理。首先用“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作喻，用“防川”来喻“防民之口”，说明民言不可堵。接着又用“川壅而溃，伤人必多”作喻，说明用高压手段堵塞民言将会产生的危害有多大。邵公将民比作水，自然贴切，用洪水决堤泛滥的一般规律作喻，浅显易懂。显然，邵公清楚地看到人民的巨大力量犹如奔腾而来的大水，任何东西无法阻挡它，任何堵的办法，只会招来更大的灾难。所以聪明的治水者“决之使导”，疏通河道，使水流得欢畅，水自然地滋润了两岸的土地，养育了百姓，国富民泰。故“决之使导”符合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是上策，由此过渡到“为民者宣之使言”，合乎逻辑，既自然，又中肯，言简意赅，而且言之成理。但是，只有道理是不够的，还需有“宣之使言”的具体措施：即广开言路，让各种人献言议政。邵公不厌其烦地罗列了各种人的进言方式，“王以此斟酌”，才能“事行而不悖”，大治天下。
“宣之使言”到底有多大好处？邵公觉得还需推进一层，于是他用土设喻来说明民言之重要。他说：“民之有口，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山川”“原隰衍沃”生产出人民赖以生存的财用“衣食”，民之“口”能说出国家政事的善败好坏，推行人民认为好的，防范人民认为坏的，才是丰富财用衣食的关键，也是国家生死存亡、治乱兴衰的大事，可见民之“口”的重要。这样的比喻形象明了，其含义又很深刻、警策。
邵公以水设喻、以土设喻后紧接着用了两个反诘句：“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从反面又将论述推进一层，天衣无缝地将两个设喻融合成一股逻辑严密的强流，产生振聋发聩的作用，使得人们不断地去思考。这里运用形象的比喻使人加深对抽象概念的理解，使深奥的道理变得直观、生动。
本文偏重记言，善于用精彩的对话来描述事件，阐明主旨。但文章在叙事上又别具特色，全文叙事无一字之累赘，至简至练，极其概括且富有表现力。文章开头用了40个字交代事件发生的前因。“厉王虐”，一个“虐”字概括了厉王残忍的所作所为。“王怒”，一个“怒”字浓缩了这个暴君的专横而愚蠢，没有理性，视忠言为逆耳的个性特点。“使监谤”“以告，则杀之”，描绘出城内笼罩着的白色恐怖。“道路以目”形象地点出国人敢怒而不敢言的情景。而在结尾的18个字里，只用了“流王于彘”四个字，点明了厉王不听劝谏的结果。这四个字隐含了多少史实？国人三年来忍无可忍的生活，国人暴动前的准备，暴动时轰轰烈烈的战斗场面，活捉厉王的精彩情景等等，作者都没有写，只用了这四个字来概括厉王的结局，真是精练到了极点。
此外，文章中的人物形象也很生动。文章重点刻画了暴君周厉王的形象，完全略去了对外形的描写，重在对内在性格的揭示。用“怒”“监”“杀”三个动词写出厉王的残忍、暴虐。用“怒”“喜”写出了厉王的愚蠢。文章的结尾“国人莫敢出言”与开头的“国人莫敢言”照应，仅多用一个“出”字，国人反抗的程度有了质的变化。从思想价值来看，本文提出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为民者宣之使言”的思想具有民主因素，尽管其立足点是为了维护厉王的统治，但在两千多年前能提出这样的观点，看到民言的重要，要求广开言路，这本身就有重要的价值。
三、《国语》在中国叙事散文发展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国语》开创了分国记事的国别史体例，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陈寿的《三国志》、常璩的《华阳国志》、崔鸿的《十六国春秋》、吴任臣的《十国春秋》，都是《国语》体例的发展。由于国别史的特点，《国语》有时在记叙某一国事件时，集中在一定篇幅写某个人的言行，如《晋语三》写惠公、《晋语四》专写晋文公、《晋语七》专记悼公事、《吴语》主要写夫差、《越语上》主要写勾践等等。这种集中篇幅写一人的方式显示出向纪传体过渡的趋势，但尚未把一个人的事迹有机地结合为一篇完整的传记，而仅仅是材料的汇集，是一组各自独立的小故事的组合，而不是独立的人物传记。总之，由于《国语》以记言为主，虽然叙事和刻画人物有一定特色，但文学成就比《左传》还是稍逊一筹。
《国语》和《左传》是我国先秦时代两部很有史料价值和文学成就的著作。二者相比，在思想内容上大体一致，都具有以民为本、崇尚礼仪、揭露暴君丑行和颂扬爱国壮举的思想倾向。但在表现形式上却有很大不同，《国语》是以记言为主的国别体，语言风格较为质朴；《左传》是以记事为主的编年体，语言风格较有文采。
《国语》与《左传》相比，它有自己鲜明的特点。首先，《国语》是一部各国史官的有关记言的史料汇编，主要分国记录君臣谋议得失的谈话，属于记言体。虽有记事，只是记言体中插叙和补充。《国语》在记言结束以后，往往寥寥数语把事情的发展或结果予以交代。如《鲁语下》记叔孙穆子论楚公子围，记事言语不多，但构成了完整的史实记叙，比《尚书》富于故事性。其次，《国语》开创了以国为单位来叙述史实的体例——国别体，它集中叙述某国的历史，又往往可以集中叙述某人生平始末，为传记体的产生起了先导作用。最后，由于《国语》是各国史料的汇编，素材来源不一，编者亦未作统一润色，其记言水平参差不一，风格也颇有差异。总的说来，《国语》的文学成就不如《左传》，但它长于对话，有自己的特色。《国语》有些人物对话写得相当精彩，相比之下，《左传》或空缺、或简略，而缺少《国语》中人物对话的生动与风趣。
《国语》与《左传》之间的关系，《国语》记事与《左传》相同者有60余事，而史实中的细节，又有8事与《左传》不同，可见所依据的材料并不完全相同。《左传》记周王室事迹很简略，《国语》则记有穆、恭、厉、幽、宣、襄、定、灵、景、敬10王的大事，为后代保留了研究周代历史的宝贵资料。《左传》对齐桓公成霸业的历史记载简略，《国语》的《齐语》则专记管仲相齐的业绩，对后人详细了解齐桓公霸业形成之经过大有裨益。《左传》对越灭吴的记载略而不详，《国语》的《越语》则用很大的篇幅生动详细地记载了越王勾践如何忍辱负重，发愤图强，最终灭吴的历史。《左传》记事，偏重于事件之原委，而《国语》则很注重各国贵族的言论，二者可相互参证，相互补充。总之，《国语》被称为《春秋外传》是有一定道理的。它为解读《春秋》提供了具体详尽的记述，又可补《左传》之不足，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此外，《国语》缜密、生动、精练、真切的笔法，在历史散文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
关于《国语》的评价，较为复杂。在先秦典籍中受责难最多的就是此书。直至清代，崔述仍在批评其“荒唐诬妄，自相矛盾”，“文词支蔓，冗弱无骨”。其原因一是在于其对各国历史分别叙述，难成体系；二是在于其有较浓重的神秘色彩，遇事求神问卜；三是在于其所述情节每多虚构，一直受人诟病。其实，这些问题有的有各种客观原因，有的完全是见仁见智、不必苛责，还有的则正是《国语》成就和特色的体现。比如在神与人的关系上，已是人神并重，由对天命的崇拜转向对人事的重视，尤其是对人民历史作用的重视；再如想象和虚构的问题这实际上是《国语》最具特色的地方，虚构的章节往往是全书的点睛之笔，如骊姬夜半而泣进谗言（《晋语一》），非第三者能知，显然是作者援情度理的虚构，但却成功地刻画出一个口蜜腹剑、阴险狠毒的人物形象，这正是值得为之喝彩之处。明王世贞曾指出：“（《国语》）其所著记，盖列国辞命载书训诫谏说之辞也。商略帝王，包括宇宙，该治乱，迹善败，按籍而索之，班班详窍，奚翅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其论古今天道人事备矣。即寥寥数语，靡不悉张驰之义，畅彼我之怀，极组织之工，鼓陶铸之巧，学者稍稍掇拾，其芬艳犹足以文藻群流，黼黻当代，信文章之巨丽也。”（见《经义考》）可谓精到之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