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1893—1976），字润之，（原作咏芝，后改润芝），笔名子任。湖南湘潭人。出身于农民家庭。中国人民的领袖，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诗人，书法家。美国《时代》杂志评其为20世纪最具影响100人之一，是现代世界历史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1918年夏，毛泽东自湖南第一师范毕业。为了解决继续求学的问题，他与蔡和森等人在湖南组织了一批青年，准备赴法实行勤工俭学。8月19日，到达北京。当时的北京大学，是新文化、新思想孕育、传播的中心，也是新旧文化、新旧思想激烈交锋的场所，尤其是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正以振聋发聩的时代强音，向人们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学说，使胸怀救国志向的热血青年看见了一条寻求真理的道路。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的空谷足音，吸引了青年的毛泽东，使他作出了不想去法国留学的抉择。他说：“我觉得我对我自己的国家了解得还不够，把我的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那些决定去法国的学生当时跟李石曾学习法文，我没有这样做。我另有计划。”这就是说，毛泽东此时已决定留在北京大学一段时间，以便汲取思想营养，研究自己国家的问题。
留在北京，生计是个大问题。毛泽东后来回忆道：“北京的生活费用对我来说太高了。我是借朋友的钱来到首都的，到了以后，非马上找工作不行。我从前在师范学校的伦理教师杨昌济当时是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我请他帮我找工作，他把我介绍给北大图书馆的主任。这个人就是李大钊，他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位创始人，以后被张作霖杀害。李大钊让我担任图书馆的助理员，我每月可以领到一大笔钱——八块大洋。”李大钊为毛泽东安排了图书馆的工作职位，这就使毛泽东解决了生计的问题，可以留在北大，因而也就创造了毛、李两人经常接触，一起共事的机缘。后来，两人又长时间保持密切的交往。
1919年12月至1920年4月，毛泽东率领湖南“驱张代表团”，赴京请愿，第二次到达北京大学。这一次到京，毛泽东在北大停留了近半年的时间，他除了组织领导“驱张”斗争外，继续与李大钊进行频繁交往。这期间，经李大钊等5人介绍，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
1920年年初，一个重要的革命团体即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在北京大学秘密建立。虽然这个研究会到1921年11月才公开宣布成立，但它自1920年3月秘密建立时起，即开始了研究“马克思派学说”的活动。是时，毛泽东在北京大学正与李大钊炽热地研究讨论关于十月革命和马列主义著作，与该会的一些发起人如邓中夏、高君宇、罗章龙等人也有很多的交往。毛泽东当时虽然没有参加研究会的发起，但因为他与李大钊的密切关系，完全可以得到阅读的便利。因而可以说，毛泽东在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阅读了当时能够见到的关于十月革命和共产主义的文献，从而使他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此他后来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所发生的事情的文章。我热切搜寻当时所能找到的极少数共产主义文献的中文译本。有三本书特别深刻铭记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以及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到了1920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从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是毛泽东思想发展中的一次有重大意义的飞跃。而这一飞跃的完成，应该说，是与毛泽东在北京大学旁听与工作，以及后来与李大钊的保持密切联系，尤其是与李大钊为他提供了学习与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条件分不开的。
1920年4月，毛泽东虽然离开了北大，但此后的很长时间里仍与李大钊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同年六七月间，毛泽东在长沙筹备创办文化书社，即与李大钊的大力支持有关。在书社的经营活动中，所遇到的困难莫大于资金问题。而书社“为稳固信用起见，亦不愿向人赊欠，因此本钱太少，周转颇难。”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李大钊向毛泽东伸出了援助之手。在书社所销售的约五十多种书籍，均贩自北京大学出版部，遂由李大钊出面“为信用介绍”，实行“免去押金”的办法，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书社的资金困难，增强了书社的经营活力。长沙文化书社自1920年8月创办，至1927年“马日事变”时被封禁为止，存在长达7年之久。书社的经营活动不以赢利为唯一目的，它实际上是毛泽东在湖南建立的一个研究与传播革命真理，进行革命活动的重要阵地。它的存在，不仅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而且在创建中国共产党及在建党初期作为秘密联络机构，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是毛泽东在湖南所进行的一项有重要意义的革命活动，而李大钊是这项革命活动的有力后援者。
毛泽东第一次到京时，原有赴法留学的考虑，但由于到北大之后受李大钊等新人物、新思想的影响，以为把时间花在研究国内问题上，会更有好处，于是改变了去欧洲留学的计划。他第二次到京时，原也是有赴法留学的考虑的，而且这一次可能比第一次更加强烈得多。并且进行了法语准备。然而又是因为经与李大钊的研究讨论，使他感到留法不如留俄，再次改变了原来的计划。李大钊先后两次改变了毛泽东赴法留学计划，由此可以想见，毛泽东是十分钦佩李大钊的见解，十分尊重李大钊的意见的。毛泽东后来一生的革命征程，也正是因此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钦佩李大钊的见解，尊重李大钊的意见，是由于他认为李大钊的思想、观点符合马列主义原理，适合中国革命运动的实际。或者说是志同道合的原因。如在少年中国学会的活动中，自李大钊提出“有标明本会主义的必要”之后，该会会员的思想分歧日益公开化，其中的共产主义者坚持采用“社会主义”为宗旨，而国家主义分子则提出所谓“澄清共产派”的主张，加以反对，因而导致该会的分裂与终止。在学会应当采取何种主义的讨论中，毛泽东旗帜鲜明地同李大钊等共产主义者持相同意见。这不仅表明了他当时坚定信仰马克思主义，主张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的明确立场，也表明了他对李大钊等共产主义者的正确见解，是大力支持的态度。
对于中国农民问题的认识，毛泽东也很推重李大钊。众所周知，李大钊曾于1925年底至1926年初，写作了一篇《土地与农民》的论文。在这篇文章中，他依据马列主义的观点，阐明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问题，提出“中国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的正确论断。毛泽东对于李大钊的这篇论文，非常重视，1926年9月，他在广州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时，曾把李大钊的这篇论文收入他所主编的“农民问题丛刊”，当作学员学习的材料。
毛泽东非常钦佩李大钊，还表现在他曾不止一次地充分肯定李大钊对于中国革命运动的重要作用。1945年4月，在他谈到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历史时，明确指出李大钊、陈独秀等是有很大功劳的。他说：“五四运动中有左翼、右翼，陈独秀、李大钊是代表左翼的。那时候中国还没有共产党，但已经有少数人有共产主义思想。”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十分明确地把李大钊置于革命先驱者的地位。
1949年3月，毛泽东和中央领导机关自西柏坡迁入北平。当毛泽东看到古都城垣时，心中又泛起了对30年前往事的回忆，他无限感慨地说：“三十年了！三十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了一个马列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里呢！”情溢言表，感人肺腑，充分表露出毛泽东对李大钊是何其怀念与感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