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金雄
暨大，不仅是我前进道路上的示标，也是我人生历程的推动器。在暨大几年的学习，开启了我闭塞的思维和迷惘的视野，使我沿着曙光照耀、却又布满坎坷的征程，勇敢地前进。
然而，当我想起这些往事、想起我能奇迹般地在高等学府学习，必定要激发起我对暨大领导和导师们的感激之情，特别是梁奇达校长对我的关怀和爱护，更令我毕生难忘。
那是1958年8月下旬的一天，当我乘车到达暨南大学校门时，一下车就有人迎上前来，询问我是否是来学习的。当时我是调干生。给了介绍信后，便随接待人员到学校行政大楼报到。手续很快就办妥了，当我接过证件后，一看手上那块长方形校章时，我一下子难以相信自己真的成了暨大的学生，我久久地凝视着那枚校章，激动得热泪情不自禁地往下滴……是啊，像我这样一个家贫如洗、只读过四年小学的人，真的能用两年时间补习完初、高中课程吗？两年后真的能考入本科吗？时过不久，老问题尚未得到解答，新的问题又摆到面前。全国一哄而起，大学要停课参加大炼钢铁。大炼钢铁还要定任务，要达标。因为当时要“超英赶美”，要大跃进，放卫星。可是，这样一来，我们的补习时间便大打折扣，两年一眨眼过去了半年。大炼钢铁刚结束，接着又来一个新任务：到芳村筑铁路，担泥抬沙，放卫星。这样一折腾，补习时间只剩不到一年。我想，以我这样的文化基础，不足一年时间是无法完成初、高中课程的补习任务的。最要命的是，预科却因我来自渔区，安排我到理工班学习，以便我升本科后到生物系（水产捕捞专业）就读。在理工班上语文课还好，可与大家同步，但一上数理化课，我便成了“鸭仔听雷”，只听到声音，都不知讲的何物。于是我决定打退堂鼓，请辞退学，返回原单位。
不料此事很快反映到学校领导中去，先是预科老师找我谈话，希望我坚持下去，后来梁奇达校长亲自召我到他办公室，一见面就问我：“你不是强烈要求读书吗？为什么又要退学呀？”我说，我要求的是学文化识字，因为在下面工作，看文件、做记录都要文化。但到这里要学数理化，我没念过初中、高中，数理化我一窍不通，怎么能学下去呢，强留下来，也只是浪费时间，不如返回单位工作，梁校长听了，表示理解。接着又说：“你既然想学文化识字，调到文科班嘛，用不着退学回去，好不好？”我不假思索地答：“好好好！”梁校长说：“你基础差，到文科班也不是没有困难，要学得好，就要不怕困难，想办法克服困难，办法就是多看、多听、多问。学习好，是一项任务，就像你在下面工作一样，要完成任务就要动脑筋、想办法，现在你的任务就是读好书、多识字，基础差，更要加倍努力，笨鸟先飞嘛。”
梁校长这番话，对我既是激励，又是鞭策，更是动力。在往后的学习日子里，我几乎每天都加班加点学习，晚上经常复习到十二点以后才睡觉。结果，我用半年多时间，便完成了补习课程，顺利地考上本科中文系。
在暨大中文系学习两年后，学校成立了一个师资培训班，此班设在历史系，没想到我竟被调到该班学习。该班所学的内容我较熟悉，诸如哲学、历史，毛主席的“矛盾论”、“实践论”等，这些我都可以胜任。但顾名思义，师资培训，学后不是要留校当教师吗？每想到要留校工作或教书，我就怕得起鸡皮疙瘩。自问以我这样的学识和能力，与大学生和高级知识人才打交道，自愧不宜、不适、不妥。因此，我决定向学校申明，我不适宜留校工作，也不喜欢在大城市生活，希望回到基层去，一辈子在基层工作、生活。有一天，我在晨运回来的路上遇上梁校长，我上前向他问好。梁校长问我学习怎样，我说很好。他说：“你们中文系有个大文学家肖殷当系主任，是从延安出来的，你们要好好向他学习。”我说：“是啊，肖主任是个很热心的导师，这两年我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关于文学方面的知识。可惜，我已经不在中文系了。”梁校长“哦”了一声，抬起头望了我一眼。我接着说：“我到了历史系的师资培训班，毕业后可能要留校，但我很不想在大城市生活，也不想在学校做老师，希望能返回基层工作。”梁校长听了，好像很理解我的想法，几乎不假思索地说：“你的想法好，在基层工作不会脱离实际，不会脱离群众，实践出真知、出人才就是这个道理。”我一听，高兴极了，问：“梁校长让我回中文系好不好？”梁校长说：“好。”果然没过几天，就通知我回中文系学习。从这件事我悟出一个道理，老一辈的革命家，都非常重视基层、重视群众、重视实践。十年后，我已返回珠海市委工作，省作协领导找我谈话，要调我去省里当专业作家，我不想去，便找当时已担任省作协党组书记的肖殷同志反映情况，要求放弃调我。肖殷同志说：“你选择留在基层很好，搞文学要有生活，生活底子越厚对写作越有帮助，作协可以不调你。”这事又一次证明，老一辈革命家都强调扎根基层，强调实践对干部成长的重要性。
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被从佛山地委调回珠海经济特区工作，梁奇达校长出于对创办特区的关怀和对暨大出来的年轻人的爱护，曾多次来珠海探望我们，鼓励我们。有一次，那是90年代中期的一天，晚饭前我到他下榻的地方探望他，闲谈中他满怀激情地对我说：“我来了几次珠海，每次来都感到变化很快，变化很大。过去，我们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路子走了20多年，都没有一个定准。现在看来，邓小平同志指引的这条路走对了，全国经济蓬勃发展，群众的生活改善很快，再过十年八载，中国会变得更强大，你们应该趁现在年富力强，多为国家出力，多作贡献。”梁奇达校长这番话，直到今天，我一想起来，仿佛他就在我面前，谆谆地嘱咐我们：要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竭尽全力！
梁奇达校长，安息吧，我们永远怀念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