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瑾章
听到梁奇达校长辞世的消息，我感到非常悲痛。没有能够与他作最后的告别，我感到非常遗憾。45年来，梁奇达校长慈祥的面容和他那倔强的个性常常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是他在一件件的小事和一次次的言谈中，教育着我、影响着我，使我进步，使我从一个青年农民成长为一个对国家和人民有所作为的知识分子、国家干部。
1958年我由揭西县委挑选保送到广州暨南大学工农预科读书。工农预科的任务是，选择优秀的青年工人、青年农民，用速成的方法学完高中课程，然后升入本科深造，以便培养一支工人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我们从山区农村来到大城市，进入大学，要用两年的时间学完高中的全部课程。可是进入学校不久，梁奇达校长在给工农预科班的同学作动员报告时，却要求我们先去劳动。当时，我们许多同学都想不通，我们都是从生产劳动第一线来的，我们懂得劳动，缺的是知识，为什么又把劳动摆在首位呢？梁校长深入我们同学中间，给我们做思想工作，耐心地给我们讲明中央“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和当前的大跃进形势。我记得他一句很风趣的话，他说：“全校的教师都去劳动了，你们坐在教室里谁来给你们讲课呀！”一句话逗得我们都笑起来了。我们积极投入到挖明湖、炼钢铁和到芳村筑铁路的劳动生产中去。我们工农预科的同学带动华侨预科的同学，成为生产中的骨干力量。就是在芳村筑铁路的劳动中，一次挑完土大家坐下来休息，当时天气很冷，而我只穿着一件单薄的套衫，冻得直发抖。这时梁校长走过来，像慈父般地责怪我不懂事，他说：“劳动后流了汗，很容易感冒，要多穿衣服。”旁边的李培能同学告诉梁校长，说我只有两件外衣，一件穿一件洗，没有多余的衣服可穿了。李培能跟我住同一个宿舍，他了解我的情况。第三天晚上，李培能带着学生科的一位干部，给我送来一件新买的很厚的棉运动衣，说是梁校长叫学校补助给我买的，同时还指示学生科登记缺衣的同学，学校都给予补助买冬衣。这件粉红色的棉运动衣一直陪伴着我直到大学毕业。梁校长对我的关怀，如一股暖流永远温暖着我的心。
经过半年的劳动后，真正坐下来上课，我们如饥似渴地读书，与时间赛跑。在那大跃进的年代，在“一天等于二十年”口号的驱动下，我们工农预科的同学都很争气，星期天也不休息，有时晚上才睡几个小时。听课、做作业、复习，成为每天的三部曲。我们实际上只用了一年的时间就读完了高中三年的课程，于1960年春季升入本科。当时正是国家经济困难时期，粮、油、食品实行配额限量供应。有一次，我们正在学校食堂吃饭，梁校长走进来看望我们，当走到我坐的那桌时，他喊了我的名字，问我吃得饱吗，我随口答了一个“饱”字，同桌的一位华侨女同学很幽默地说：“他当然饱啦，我每餐吃剩的都给他吃了。”当时梁校长是想笑也笑不来。也许他心里在想，一个大学生居然在吃同学的剩饭，这能叫吃饱吗？我们的梁校长也许从这一件小事中受到启发，作出了一个决定。他动员了部分华侨学生捐了侨汇证，然后集中起来去买配额的粮油食品供应学生食堂。个别港澳学生还让家里直接寄猪油卖给食堂，还有的寄肥料，由学校联系新会县换取食品等等。我们的梁校长出自一颗慈父之心和他那敢作敢为而又倔强的个性，看到正在长身体长知识的学子吃不饱，他于心不忍，他知道我们的侨生离开了优越的家庭生活条件，现在起码要保证他们吃得饱，他们在海外的家长才放心。梁校长所做的一切无私也无畏。
可是好心得不到好报，梁校长上述做法受到了当时广东省委主要领导的否定和批评，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梁校长被处分和免去暨大副校长的职务，直到拨乱反正后才平反。暨大复办后，梁校长又回暨大，为暨大的复办尽心尽力。但这将近20年的时间正是梁校长年富力强的时候，却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浪费了他近20年为党为人民服务的时间和精力。
梁校长被处分后，我一直没有见到他。直到1967年10月的一天傍晚，我正在礼堂前面看大字报，一边看一边在摘抄，突然有人拍了一下我的背，我回头一看，正是梁奇达校长。他戴着一顶黑色毡帽，比以前消瘦了许多，但精神很好。他问我是不是造反派，我说自认为是造反派，但有人说我是保皇派。他又问：“是保聂菊荪吗？”当时我正在摘抄的那张大字报是揭发聂菊荪在广东社联的三反言行。我听后反问梁校长：“你认为聂菊荪会反党吗？”他笑而不答。过了一会，梁校长严肃地对我说：“再过十年二十年，你回过头再来看看，可能会明白你现在所做的都是在浪费时间、浪费青春。”梁校长说完头也不回地走开了。
我久久地回味着梁校长的话。此后，我除了组织过一次广州红卫长征队去徒步串联外，就很少参加派性活动了。广州和暨大武斗很激烈的时候，我到农村当逍遥派。
文革一晃十多年过去了。我大学毕业后先到军垦农场劳动两年，于1970年被分配到宝安县南头公社工作，深圳特区成立后，我被调去任深圳市人事局办公室主任。1979年9月的一天，梁校长来到深圳，下榻华侨旅社。我知道后立即赶去见他。我和梁校长像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他一直拉着我的手，从我的家庭到我的工作，都一一过问。当听我说到当前深圳人才奇缺的情况时，他说暨大复办后，也正在想办法从全国各名牌大学聘请一批有名的专家教授。当得知我在市人事局任办公室主任时，他很高兴。他说：“像你这样正直的人搞干部人事工作是很适合的。”
此后，梁校长每年都来深圳一两次，每次都打电话告诉我，我必定去见他。有一次，他来到我家，让我煮粥给他吃，我感到很不好意思，我怎么能请校长吃粥呢？但梁校长告诉我，因为他牙疼，只能喝粥。
梁湘同志主持深圳市委工作期间，梁奇达校长每次来深圳都非常关心深圳的建设和发展。如办深圳大学时，他多次向梁湘书记提建议，从聘请校长、调师资到专业设置等，他都从暨南大学的经验和教训中，提出一些好的建议。梁奇达与梁湘、梁嘉号称“三梁”，在广东开平、恩平、台山一带老一辈的人都知道这三位同族堂兄弟革命家的传奇事迹。所以，梁校长向梁湘和刘波等市委领导提意见和建议，都很直接，想说就说，听见什么就反映什么。有一次，我与梁校长谈起梁湘书记对深圳的道路和绿化很重视时，他说，梁湘在广州干了那么久，对城市建设很有经验，另一方面他又吸取了外面的经验，如新加坡。新加坡是国际有名的花园城市，道路和绿化建设都搞得很好。梁校长还告诉我，梁湘书记访问新加坡回来后，在深圳跑了三天，就决定修建市中心绿化带，并加宽道路两旁的绿化带。
梁校长退休后也经常来深圳，最后一次是2001年9月。他来深圳治牙，因为深圳牙科中心的黄主任是梁校长的朋友，梁校长治牙都来找他。我接到电话即去见他，本想请他到绿扬邨酒楼吃大闸蟹，谁知当我们步行到那里时才知道那家酒楼已停业，结果我们又步行回一间小食店随便吃些小食。想不到这次见面竟是我与梁校长最后一次见面。这次见面，我们谈得很开心，我们谈到社会上流传的一些政治笑话和小道消息，很多是反映当前社会上的一些现象，但是，对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伟大成绩，对深圳特区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还是感到很自豪和高兴的。梁校长说：“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要使国家富强，人民安居乐业，现在已初步实现这一目标了。”
我们的梁校长，是一个革命理想主义者，又是一个革命乐观主义者。他虽然一生艰辛波折，但他的晚年过得很充实，也很愉快。改革开放使他看到国家的富强、民族的兴旺。他溘然去世，虽然多少带有遗憾，但他的一生风风火火，轰轰烈烈，握着手来，撒着手去，来也潇洒，去也洒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