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玉梅
“厉言厉色扬正气，倡勤倡俭树新风，无须细问当年事，学子魂牵梦绕中。”这是叶满荣学长情真意切地表达同学们对梁奇达校长的无限怀念和尊敬的情怀。
但46年来的故旧情、师生谊教人又怎会轻易忘怀？我清楚地记得，在那浮夸、盲目却又充满狂热的1958年我考上了暨南大学中文系。我是个典型的四肢不勤、五谷不分、既幼稚又无知的香港学生，在那个只讲阶级斗争、政治路线、劳动锻炼的年月里，是梁校长给我以勇气和希望，使我能坚定不移地走自己选择的道路。
为了响应全民大炼钢号召，我们中文系的同学也义无反顾地到江村炼焦去。在那漫天风雨漫天灰尘的工地里，我们毫无怨言地努力劳动，想的是要与全国人民一起实现人定胜天的理想。尽管我们已干得很累很脏了，但连洗澡的地方也没有，只能跳入寒冷的北江中去洗刷干净。现在回过头去看看，实在是不可思议。
已经忘记是哪一天了，中文系的肖殷主任来工地探望我们，真没想到，肖主任临走时，竟把我和另一位女同学周霭楣一起带回学校去。
当小车驶到一座小洋房旁边时便停了下来。我们跟着肖主任往屋里走。只见肖主任边走边大声说：“梁校长，我把我们系的两个女同学带回来了！”真不知道是怎么的一回事，我们是那样的忐忑。这时一位身穿蓝色干部装、剪了个平头、两眼炯炯有神很是威严、却又带着几分亲切的中年人，声音铿锵有力地说：“好呀！”我和周霭楣马上诚惶诚恐地叫了一声“梁校长！”不知是因为我们那惶恐不知所措的窘态惹笑了他，还是其他什么原因，他笑得眯起双眼打量我们一下，便对我们说：“你们好呵，怎么样？辛苦了吧！”接着便回过头来对肖主任说：“肖主任，她们能从香港回来，又肯去劳动，已经很不容易了，也许劳动不怎么样，但我们不能拿她们去跟工农同学比较，不能用同一水平来看待不同出身背景的同学。”这是参加炼焦劳动以来，我第一次听到这么贴心的话儿。说实在的，在劳动中，我真是个不争气的典型，手不能提，肩不能挑，所以我总被误会是“惜力保命，逃避劳动，贪精学懒”。和同学一起担煤，我总是把箩筐推到另一头去，其实，我心里也不好过，无奈我真的十只指头都破裂了，肩膀上被压得又红又肿，怪自己太不争气。现在一下子听到梁校长竟是这样客观公平又是这样实事求是地对待我们港澳华侨生，突然间，我真的很想很想大哭一场。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梁校长的情景，它永远永远深深地埋在我心里！
使我永远忘不了的还有那一次全校师生大会，梁校长在主席台上深刻阐述国内外形势。他指出因为农业失收，加上前苏联逼债，所以全国人民都在过穷日子和苦日子，而暨大的全体师生员工也不会例外，同样是过着吃不饱的苦日子。此时，他难过地说：“××系有同学去石牌村拣西瓜皮吃，我真为他感到难过，感到害羞！”梁校长激动得在泛泪光，而我也久久不能平静……
过了没多久，梁校长多次亲自到学生饭堂去检查工作，找负责膳食的同事工友开会研究，想办法在难以为炊的情况下，让同学们吃得多些饱些。同学们都深深地感受到被关怀被爱护，充满温暖。暨大文工团歌咏队的同学们创作并演出了《梁校长下厨房》这首歌曲，作为对梁校长的赞颂和感谢。也许是梁校长考虑到港澳华侨生都有侨汇票，除了可以售票买到粮、油、肉、糖外，侨汇票更可以购买化肥。所以学校便把侨汇票集中起来换化肥，再用化肥换副食品，用以开办一个“服务饭堂”，为港澳华侨生加饭加菜。梁校长还利用他与家乡及打游击时所建立的关系，为暨大师生搞了不少粮油回校，大大地改善了全校师生的膳食。正当全校师生过得高高兴兴之际，不幸的事情发生了。有人向上级打报告，说梁校长在暨大大搞独立王国，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等等。在那个年代，这真是惊天动地的大事，省委马上派出了以副省长为首的工作组进驻暨大，来清算我们敬爱的梁奇达校长了。
也许是因为岁月的流逝，也许是因为政治运动的冲击，慢慢地大家似乎对这一切都淡忘了，再也没有提梁校长的人和事了。我独不然。在毕业时，我竟毅然留在国内服从分配。所有的人都感到意外，我明白我自己为什么能坚持读完整个大学课程，而且又会服从分配到农村去教书。我想梁校长和肖主任同样是明白和理解的。因为在学校念书时，每当寒暑两假回到香港，我都会犹疑不决，甚至动摇，不想再回到暨大了。就在这个时候，肖主任就会以“李进”的化名给我写信说，梁校长要我好好考虑，不要被一时一事吓倒，不要轻易地放弃自己的理想和信念，于是，我又会再坚定地踏上重返暨南园的归途。在文革时期，不知工作组是从哪里得到信息，说我与梁校长、肖主任的关系密切，便迫我揭发他们的“罪行”。我只是对他们说：“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罪。只知道如果没有他们的教导，我今天就不会站在这里了。”这是我最由衷的真心话！
在20世纪70年代的一个下午，当我经过广州市长堤的中山二院时，竟然遇到了久违的梁校长。我真的有太多要说要问的话儿。我是那样的激动，那样的兴奋。而梁校长却依然像第一次见他时那样的平和，还是那样笑得眯着双眼说：“唔！真的是很久不见了，还好吧！你留下来了，很不错。听说你的书教得很受学生欢迎。但就是没有好好地去写教案。这就不好，太懒了。”我愣住了，是怎么回事，他怎么会知道的。不错，这是侨中对我的评语。十多年不见，他竟能马上指出我的是非对错，太厉害了。我干脆就告诉他都十几年了，我还没有转正。不转正的原因，军代表明明白白地告诉我，是因为我有“特辑”。他听了，皱了皱眉头对我说：“你给杨康华同志写封信吧，如实地反映你的情况。他是管文教的，又是暨大校长。”我遵嘱给我素未谋面的杨康华校长写了封长信，过了不久便被通知可以转正了。
文革时期被停办的暨大，经历了几许风雨，又二度复办了。复办暨大，梁校长当然是驾轻就熟了，在他和他的同事们共同努力下，第二次复办的暨大比第一次更具规模、更完善、更美好了。在20多年后，当我重踏暨南园时，真是感慨万千，我和我们班里的同学请来了老校长，在明湖边的柳树旁，缅怀往事，各抒情怀。
在毕业39年后，我们63届同学又一次相约重聚暨南园。我们走到明湖边，柳树下，迎着晨风，低着头怀着无限的敬意，向埋有敬爱的梁校长骨灰的草地深深地鞠着躬。而我——默默地低着头，在怀念，在思忆，在无限的敬意里，充满了深深的感激与无限的愧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