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兴邦
往日的岁月，仿佛很遥远，又似乎近在眼前。
40多年前我们在暨南大学的学习生活，一幕一幕，常在我们的脑海中重现。我们的命运，从踏进学校大门那天起，就开始变化，暨南大学改变了我们的一生。而促使催化发生这种变化的人，就是校长梁奇达。这位和我们毫无血缘关系的人，我们永不会忘记他。每年在9月28日，他辞世的这一天，我们总会聚在一起，诉说对他的思念。
解放前，我们是一群出身贫苦、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初期，我们像“八九点钟的太阳”朝气蓬勃，正在为年轻的共和国铺砖盖瓦，有的在农村种地，有的在工厂当工人，有的在解放军部队当战士。因为小时候家穷念不起书，我们有的只有小学文化，最多也不过是念到初中。
像做梦一样，在“大跃进”的1958年，从日夜奋战的田野、工厂、岗哨中，我们被基层党委选拔出来，从不同的考区，报考广东省高等学校工农预科。经过笔试和口试，全省第一批710名考生，过五关斩六将，好不容易地被中山大学、华南工学院、华南农学院、暨南大学4所大学录取了。翌年第二批工农预科学生也踏进了大学之门。
我和其他100名第一批被录取的考生，由单位通知，被暨南大学录取。我们很快就办好离开工作岗位的手续，到暨南大学工农预科报到。谁都无法控制自己内心的激动，因为我们这些只有小学程度或初中程度的人，在接受两年的脱产培养后，只要考核合格，就能直升至暨南大学本科深造啦！
记得工厂为了祝贺我上学，更重要的是想表示工厂的领导期望我能成为工人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工厂的党委决定，由厂派出小轿车送我去报到。现在想坐小汽车，挥挥手就成，还不容易？坐小轿车上哪，都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但在40多年前，对一名普通的纺纱女工来说，坐着工厂的小汽车去办事，是一件很值得自豪、很光彩的事。
工厂的小轿车一直开到学校的报到处，负责新生接待的工作人员，还以为来了一位领导，赶忙趋前迎接呢！一晃时间过去了几十年，我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觉得真有趣。
我们就是这样在难忘的1958年，和梁奇达校长，和1906年在南京专为华侨子弟创办的暨南学堂，和经历了近百年风风雨雨几迁几停几复办的暨南大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我们成为扩建复办后暨大的第一批学生，也是建校以来第一批工农学生。我们有机会一步一步登进这所全国著名的、比北大前身的京师大学堂仅仅年轻8岁的、华侨的最高学府——暨南大学，真是十分的兴奋。
在1958年9月24日举行的开学典礼那激动人心的时刻，我们在台上第一次见到梁奇达校长，第一次听他讲话。
那时候暨大刚复办，各方面的条件都很差，但由于暨大对海外游子的照顾，是有历史性的，比如说校园的面积很大，虽然暂时还是周围遍布农田，虽然蚊子很多，但给予侨生各个方面的特殊照顾和条件，也惠及我们，让我们享受到在别的学校，想都别想得到的东西。
开学典礼上听梁奇达校长讲话的时候，我虽有4年多的工龄，刚过18岁生日，可是直至40多年后的今天，我已经是双鬓发白的60多岁的老人了，但我始终没有忘记那一天，始终没有忘记梁校长所讲的话。
个子并不魁梧的梁奇达校长，当年才40岁左右。这位在青年时代就投身革命、浑身充满热情的革命家，一走上讲台，就语出惊人，仅听他慷慨激昂地提出的“要让四海的华侨子弟接受中华文化教化”的一个口号，就使我这个整天在纺纱锭旁劳作的普通女工，兴奋了很久。从那一刻起，我就深深感到做一个暨南人肩上担子的分量。要让暨南文化的绿茵漫过南洋，要努力掌握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这就是我要承担的责任！我那时候肚子里的文化，比起其他同学还算高了，不过也最多只是初中的水平，和梁校长的要求、和国家培养我们的目标相比，还相差十万八千里啊！
令憋足劲努力学习的我们出乎意料的是，进入暨大第一件事并不是背书包进课堂，而是打起背包去劳动。因为我们入学时正逢全国“大跃进”，全国各高校都在开展“教育革命”，片面强调实践，忽视理论。过分强调生产劳动，忽视文化课的潮流，实在难以抵挡。来不及建立正常教学秩序的暨大，就连我们工农预科那份教学计划和那份教学大纲，也不可能执行，大家也只好身不由己地“边劳动、边锻炼、边学习”了。
梁校长带领我们，住在芳村的草棚里，日夜为广州钢铁厂抢修铁路。干重活自然是我们工农同学的义务，我们当时也把它视为工农同学为暨大争光的一个机会。我们天不亮就在工地上挑土、铲泥、铺路基，直到满天星星才休息。一位来自广州针织厂的女工，咬紧牙根挑着满满的两担土，像穿梭似地来回，她前几年因病去世了，但当年挑土的英姿，至今还存留在我们的心上。
我们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给了梁校长很深的印象，他曾对我们说过，在历史上担当“大任”起过作用的人，都经过一个艰苦的锻炼过程。他还给我们说过孟子的一句话——“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他要让我们明白，要成为中国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和科学技术队伍中的一员，必须在各种艰苦的境遇中自觉锻炼自己。
当年这种劳动教育和锻炼的时间确实是过量，也确实是影响和冲击了学校的教学计划。但在当年大跃进的形势下，又有谁能改变它呢？又有谁能逆潮流而动呢？艰苦的劳动锻炼培养了我们顽强的意志，使我们更了解中国劳苦大众的痛苦。我14岁进纱厂当女工，每天三班倒工作，虽然也吃过不少苦，但这次到芳村修铁路，肩挑重担的苦和累，却是我从来没有尝过的。它使我对十亿中国农民的苦和劳累感同身受。梁校长带领我们这段芳村修铁路难忘的日子，是我们进入大学的第一课，它留给我们人生深深的思考，我们也更清楚工厂选送我们到大学深造的目的啦。
从工地回到课堂学习，很自然地人人都摩拳擦掌，提出一年完成两年的学习任务，补回失去的时间，提出一年教完三年甚至四年到五年的学习内容。说真的那是头脑发热，不顾循序渐进的学习规律的一种提法。但是梁校长在肯定我们不怕困难、勇敢向科学进军的热情的同时，强调领导要把工作的中心放在提高教学质量上，加强对教学工作的领导，要坚决保证教学秩序正常，要坚决贯彻高级知识分子政策。如果在当年没有一点勇气、没有一点责任感的话，谁敢提出这些当时有点“离经叛道”的口号和政策？他的这些清醒的认识，在政策上便把我们的热情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了，在解决问题时往往是自有主张、不肯随便迁就的梁校长，总是敢作敢当，这大概是他以后被批判为“居功自傲”的一个原因吧！
梁校长组织了最强的教师队伍为我们上课。我们最难学的两门课是物理和数学。物理老师莫兆邹把抽象的概念、难记的公式讲得浅显易懂，使我们明白，并能记住，还可以灵活地运用；数学老师黄美琛在黑板上的演算，一步一步出神入化地让我们明了这些有趣的公式是怎样推出来的。其他学科也同样推出最强的阵容，我还记得，马佩兰老师身体不太好，上化学课时常呕吐，但她从不耽误我们一节课，她的化学实验做得很漂亮，让我们在很轻松的教学环境中懂得化学的原理，得出化学不难学的体验；俄文老师余以平，为了让我们记住更多单词，从早到晚，只要有机会，就到班上和我们会话，带我们读课文；语文科陈瑶君老师教我们写作、阅读，让我们大胆创作抒情民歌；体育课龙昆老师教了我们许多运动的技巧，我们都能掌握。
反右派后单位把我们送进大学，其实是当年上级党组织的一项决定，重点培育我们的目的，是要我们成为“工人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也就是说要我们成为改造旧教育、更好地为新社会服务的“新型知识分子”。但是科学技术是不能单靠热情就可以掌握的，一个只有小学或初中基础的青年，一下子就能提高至高中毕业的水准，即使有良师指导、个人的努力，还是要循序渐进，摸索适合自己的学习规律。梁校长非常理解工农同学学习上的苦恼。为了使许多初尝做“知识分子”艰辛的工农同学，能坚持下去，取得进步，一方面他采取鼓励、帮助，在同学中树立学习标兵的方式，将一位在岭南饼干厂获得过“广州市青年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称号的同学冯海祥的学习经验，在全学校推广。冯只有小学文化，但靠着毅力和不断地改进学习方法，很快就掌握了学习的规律，一年完成三年高中课程的学习的进度，取得较好的学习成绩。冯海祥刻苦学习的精神、努力创造最佳学习方法的经验，给同学们增加了克服学习困难的信心，提供了摸索学习规律的借鉴。另一方面，学校也照顾到基础实在差得太远的同学，不要求一律一年学完三年的课程，有困难的同学可以用两年的时间学完三年的课程。
有人问梁校长，为何这么关心工农预科的同学，这是不是“左”的一种表现？我认为反右斗争之后招收的这一批工农预科的学生，不可避免地留有时代的痕迹和烙印，梁校长无微不至关心我们、爱护我们，帮助我们走进大学的殿堂，在使我们能一步一步攀上科学高峰的同时，也是在执行上级培育工农干部的政策和决定。他绝不是用一种狭隘的阶级观点，而是从一种超越阶级局限的崇高理想——培养人才、提高全国工农大众的文化水准的原则来偏爱我们。他绝不容许我们以工农同学而自居，更不能容忍有人以高人一等的身份出现，甚至不容我们有任何骄傲自大的表现。他要求我们和华侨预科的班级结成兄弟姐妹班，和华侨同学取长补短，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华侨学生热爱祖国，远离家庭，不远万里回国求学，对他们爱国、追求中华文化之情，梁校长非常理解和珍惜，也非常体谅他们在劳动中遇到的困难和对新的生活环境的不适应。他多次提出工农预科的同学在生产劳动方面有经验，对社会主义祖国有深厚的感情，可帮助华侨同学了解祖国，帮助他们适应新的生活，帮助他们解决劳动中所遇到的困难。我们很快就和华侨预科的同学结成“一对红”，一起劳动时我们总是抢着干重活；到了节假日我们总是一起联欢或旅行；他们在生活上遇到什么困难都会来找我们帮忙解决，我们学习遇到困难，他们也会耐心来帮助我们解决。当年我们只把梁校长的要求，视为一般处理工农学生和华侨学生之间关系的问题。直至今天，经历了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我们才深刻认识到，梁校长要求我们不仅仅是处理好工农学生和华侨学生之间的关系，而是要求我们在暨南园这特有的国际性的校园环境中向海外同学学习，更好地成长。事实也是如此，当年学校刚复办，“硬件”和兄弟院校相比还差很远，但是暨南园这特有的国际性的校园环境，正令其他学校难以望其项背。在许多人视华侨为“特务”、视华侨学生为“狗崽子”的时候，我们能在梁校长的严格要求下，明白华侨学生虽然在国粹方面不如国内学生，但是他们把世界各地的文化带进了暨大，在文化的交流和碰撞中，工农学生和华侨学生都得益不少。
1959年夏天，一年制工农预科同学全部经考核合格，直升入暨南大学本科各个系。就在这年的冬天，主持学校日常工作的梁校长大胆地领导全校师生在60年代到来之前，集中了劳动时间，组织了一次建校劳动，这就是教人永生难忘的修建人工湖明湖、美化校园的劳动。经过整整两个月的苦干，我们的肩磨破了，手起茧了，皮肤晒黑了，硬是在24亩地上挖出29 284.7土方的人工湖。人工湖分两边，一方一长，状似明月，东边为日湖，西边为月湖，总称明湖。看着自己一挑一担、一滴一滴汗建设起来的明湖，早迎朝阳，晚映月光。今天我们亲手打扮学校，明天我们就要亲手建设自己亲爱的祖国，这也许是梁校长所期盼的吧！
梁校长在60年代初，曾为全校师生作过一场题为《立大志、下决心，踏踏实实、埋头苦干，掌握最新科学技术，攀登文化科学知识高峰》的报告，在那物质缺乏、生活十分艰苦，要勒紧肚皮挨饿的年代，我们不但能坚持勤奋学习，而且充满理想和朝气。艰苦的磨炼对青年人实在太重要了，这一段人生的道路，除留给我许多思考之外，在一定意义上为我以后人生的道路起到人生基石的作用，如果用《红灯记》中李玉和的一句唱词来概括，那就是：“有你这碗酒垫底，什么样的酒我都能对付。”
回忆过去的时光，无论是已远离祖国的华侨学生，还是在大江南北的国内学生，至今都怀念它们——梁校长当年在国家经济最困难的时期，拍板为学生建的4个“蒙古包”。它们不仅仅是学生吃饭和娱乐的场所，也是其他院校羡慕之极的又一大特色“产品”。4个“蒙古包”其实是学生饭堂，呈4花瓣型排列，中间的花心是厨房，周围4个餐厅分属不同的系。每次搞活动将桌椅撤掉，马上出现一个圆形舞台，舞会也好，聚会也好，甚至开会，都是绝好的地方。现在校园比过去漂亮多了，但是在我们的心里头，我们的“蒙古包”，在当年绝对没有哪所学校有那样好的地方。
我们也不能忘记在那全国人民挨饿的艰苦日子里，梁校长是如何绞尽脑汁让年轻时代的我们，可以吃饱饭，不得水肿病，能坚持学习。为此他真的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对后来发生的一切事情，是有预感的，因为他选了一条别人想也不敢想的路。后来正如梁校长所预料的后果出现了。这是令我们这一代暨南人最心痛的一件事，也是生长在改革开放时期的青年无法理解的一件事。
在那些缺粮食、缺副食品、什么都缺的日子里，他派人到农村采购一批老、弱、病、残准备屠宰的耕牛；他决定动用华侨捐献的侨汇证，购买化肥再以化肥去换取副食品。他同意用华侨学生捐献的侨汇证，购买副食品。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填我们整天咕咕叫的肚子。他拍板开设的侨生食堂——当时在高校名噪一时的“南洋馆”，为有条件的师生补充营养；他组织养猪、酿酒，他采用民间验方黑豆煮水，为得了水肿病的师生治疗。他深入食堂、宿舍，记得有一年的春节前夕，梁校长得知一位教师的家属调到广州市，但是因为某种原因报不上户口，当年没有户口就等于没有粮食、没有副食品、没有煤烧，梁校长亲自出马，帮他们在春节前解决了报户口的问题，也就是帮他们解决了生存的大问题。
暨南大学坚持到国民经济生活困难的第三个年头时，有人总结过：暨大的教职工和学生，平均每月可吃到7—8斤肉；讲师以上的知识分子，平均可比其他人多一斤至一斤半的油。这些东西现在随处可买到，但当年物资奇缺，即使再有钱的人也买不到食品。幸运的暨大师生，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别人没有的极其珍贵的东西，就等于有了身体健康的保证。在那些年月里，暨大患肝炎或水肿病的人确实比其他高校少。领导和群众同呼吸共命运，自然大家工作和学习的劲头就高高的，在那什么都缺的日子里，我们和梁校长在一起，就一点也不缺热情，对未来我们毫不悲观，相信困难只是暂时的。学习再苦、劳动再累，也不觉得苦和累。课余时间，我们参加各类文娱体育活动，我们尤其爱看学校文工团创作的节目。梁校长还亲自担任学校文工团的顾问，他和同学们一起创作的歌剧《烈火雄心》、舞剧《生死考验》、民乐《庆丰收》以及乐队演奏的东南亚乐曲，在大礼堂演出时，总是令我们如痴如醉。
有一种说法，人的一生中，好的日子和苦的日子大致有一个固定的比例，前半生苦日子过得多，后半生剩下的就多是好日子，反之亦然。可是梁校长的一生中，苦日子实在太多了，多到不成比例。青年时代参加抗日战争的梁校长，不但领导游击队打平原游击战，还组织海上或水网游击战，在敌人军事力量数倍于自己的军事力量的情况下，在日伪残酷的扫荡与包围中，他带领战士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谈何容易！八年的抗战他吃了多少苦！新中国成立不久，他又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为建立新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而吃苦。和任何国家一样，当它进入现代化进程时，走在最前头的一定是教育。其中的道理很好理解，百业待兴而人才难求啊！于是哪个国家都要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从戎马倥偬到办教育培养人才，担任广东省高教局第一任高教党组书记、省教育副厅长，难道不吃苦就能成就大业？1957年他又易位到另一重要而荒芜了很久的领域——华侨教育，如同在废墟上，复办一所在中国享有盛名的著名华侨大学——暨南大学，他又吃了多少苦？记得著名作家王蒙在被打成右派前写的《青春万岁》里有一句：“所有的日子都来吧！我要用彩色的缨络编织你们……”当我们现在回顾梁校长的一生时，我们就会发现，日子是我们一天一天过的，可怎样编织它们，却不全是由我们的主观愿望能决定的。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梁校长为了保护师生身体健康的所有举措，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原则下，都成了“右”的东西，甚至是“右”的错误，梁校长受到了批判，以及后来升级到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处分。他得出席一次又一次的批斗会，他要去写那一篇又一篇的检讨和交代。从此，我们再也不能在课堂、食堂、礼堂和校园里见到这位热情、乐观、诚恳，在讲台上作激动人心的报告的、和我们心贴心的梁校长了。
他离开了学校以后，我们也在1965年和1966年先后完成大学的课程，顺利地大学毕业了，接着我们就由国家分配到各条战线工作，当时都是“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无条件地服从分配；不少工农同学还主动请缨，到边远的地区、到最艰苦的地方，而且很多都是接到报到通知就出发，一到岗位就争挑重担。
离开了暨南园的工农同学，就这样彻底地改变了自己的地位，从工、农、兵变为知识分子了。可惜梁校长，这位拉着我们的手走上工农知识化道路的领路人，在我们的毕业典礼上不能为我们颁发证书，也不能在庆祝我们毕业的谢师宴上，接受我们一杯敬酒，这是我们一生中最遗憾的一件事了。
迎着大时代的风浪，我们和全国的知识分子一样，在经历十年“文化大革命”坎坷的同时，始终怀着对祖国和人民的赤诚，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有人曾问：“梁校长从工农预科的培育，到这批‘螺丝钉’批量的生产，从‘螺丝钉’批量的生产，到有的‘螺丝钉’成为权力斗争的工具，进而成为‘造反有理’的打手，这是梁校长培养你们的初衷吗？”无疑在我们中间，确实集中了许多出身于苦大仇深的“红五类”，这一严肃的问题确实难以回避。在那个特定的时代里，知识分子就像生活在台风的中心，谁也难以逆潮流而动，在一浪接一浪的政治运动中，对我们一生潜在的影响时时都存在着。但是我们在暨南大学、在关键的年龄期，受到了知识的哺育，在梁校长的关怀下，我们受到了爱与美的感情教育的洗礼，明白任何野蛮倒退的力量都敌不过知识；在梁校长的言传身教下，我们培养了做人的准则、感情和良知。在暨大这个高尚圣洁的知识殿堂里，我们已弄清楚了，弄明白了，要在工作岗位上，施展抱负和才华，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尊严，在那个连敬业都需要勇气的荒谬的年代里，我们都能以行动作出最自然的回应和蔑视。我们也能在政治的风浪中逐渐明白，如何做一个对生活认真负责、对社会有益无害的人。生活在政治运动不断的一代人，不能说是幸运的，但得以在暨大、在梁校长的言传身教中，培养出职业的自尊，培养出保持永远向上、不屈的信念，保持追求完美，懂得人在选择命运，命运又在选择人生，那真是一件万幸的事。
这就是我们282名工农同学得以成为教授、专家、政府的高级官员、高等院校的党委书记等人才，能在文化教育、工农业、政府机构、文艺宣传等部门成为骨干的原因。也是出现像李谨章同学那样疾恶如仇的勇士的原因。“文革”时期，李谨章同学奋不顾身，反对“四人帮”，无私地揭露他们的阴谋；在改革开放时期，他又不顾个人得失，勇敢地改革人事制度；和贪污分子斗个你死我活，直到把他们打得人仰马翻，否则绝不撒手。李谨章堪称工农预科的杰出代表，据我所知，他和梁校长的感情十分深厚，在同学中，他也是和梁校长保持最长时间联系的同学之一。
粉碎“四人帮”后，梁校长又担当重任，主持复办暨大。在改革开放的时代，他本来可以充分发挥才能，令暨大再度辉煌，可惜那年他已经63岁了，政治运动浪费了他的大好时光。再造暨大的辉煌需要时间，可是梁校长的时间不多了，先是心脏病的折磨，后是老人病和心脏病一起攻击他。梁校长的生命之旅最终还是在2003年的门槛之前止住了脚步，他曾如此留恋这个世界，但依然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梁校长是对我一生影响最深的人。他的品德让我一生铭记。他对我们的期待，像永恒明亮的月光。我早就想把我的感受，为我、为我的孩子以及为所有受这样的共产党人感动的人，写一点文字，留下一点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