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耀华
1958年，我刚从香港回广州进暨大，就赶上大跃进。头一年，江村炼焦炭，石牌挖明湖，光出大力流大汗，没念什么书。接下去是三年经济困难，物资严重匮乏。简单说，吃不饱。部分同学营养不良，要用孟夫子语录“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去安慰。这样一个不寻常的政治经济环境造成我们用了5年人生最宝贵的时光才本科毕业。我不认为这5年完全浪费，至少让我多少洞明了一些世事，继承和增长了一些忧患意识。但无论如何我觉得我们这一段大学生活是个沉重的故事。现在我要讲这段沉重的故事中我所知道的一些碎片。我会提到梁奇达这个人，也会提到当年的暨大文工团或暨大艺术团这件事。
现在我先说说文工团这件事。由于在香港爱国学校养成了业余文艺活动的爱好，进暨大不久我就参加了暨大文工团。那时候广州有大学生业余文工团。暨大文工团有时也去和他们一起活动一下。到了经济困难时期，广州大学生文工团就没那么活跃了。但是暨大文工团却一步步壮大起来，不但活跃，而且有特色。有舞蹈队、歌咏队、西乐队，还有话剧队。演出舞台也从本校延伸到广州的工厂，以及侨乡和革命老区。那时候寒暑假我放弃回香港“补充营养”的机会，跟着文工团到过海陆丰、中山、新会、阳春华侨农场等地。每次外出演出，乘坐学校专车，还有团委领导和保卫人员跟随。演出的节目以歌舞为主，也配合政治形势，搞过自编活报剧、话剧、小舞剧之类。演出的歌舞，有泰国、印尼、马来西亚、印度、缅甸诸国的土风舞。特别要指出的是，这些土风舞是由来自不同国家的暨大侨生从侨居国带回来并且亲身演绎的。跳起来特“土”，“原汁原味”。侨生演侨居国土风，这是暨大文工团节目的一大特色，独特得在那时候没有第二个。
暨大文工团丰富了当时的暨南人，特别是侨生的文化娱乐生活，有助于他们度过那段艰苦岁月。办大学就是办个有利于学子长大学问的氛围，我特同意这种说法。我记得五六十年代在暨大中文系，受到的教育或熏陶很多，有两个印象较深刻。一是张德昌书记，一介军人，跑来暨大中文系鼓吹中文系同学要有“文气”，我理解他是主张“文以气为主”，“吾善养吾浩然之气”的“养气说”。他这一推动，就使中文系多少形成了读书做学问的氛围。第二个就是这个暨大文工团。每天下午5时许，大礼堂前平台上，二三十个文工团员有吹有弹，又唱又跳；对面大操场，有众多体育爱好者在锻炼。那种健康向上的气氛很有感染力，令人难忘。所以我说暨大文工团在那个年代对营造暨大健康而有活力的文化氛围起了很积极的作用。对我来说，暨大文工团给我提供了编演文艺节目的机会，有利于“养气”，可以从中接受素质教育或台湾所说的“通识教育”。到工厂侨乡和老区演出，既增广见闻，又吃得比在学校好，在当时是很愉快的经历。所以我很怀念推动暨大文工团发展并亲自出任顾问的梁奇达。他是暨大文工团的总策划、总监制，那时我们都叫他“梁校长”。
我在1962年退出文工团，第二年就毕业分配到广州工作。1965年前后文革期间我从未踏足暨大。因为有人告诉我，暨大有大字报揭发批判梁奇达。写大字报的革命教师说，他调到暨大工作4年，梁奇达一直不认识他，更没有跟他说过一句话。相反，有个叫李耀华的香港学生，梁奇达却认识他，有时在明湖路上碰到他，还主动停下跟他谈话云云。大字报当然要把我描黑，我一黑梁奇达立场就有问题，接下去就是罪该万死。这大字报的事是听回来的，我没当一回事，但暨大是不想去了，免得生气。
1979年，有一天，一位温文敦厚的干部模样的人到我家向我表示慰问，还送来一袋水果。他说梁校长又回暨大了。梁校长想在暨大复办的晚会上，邀请包括我在内的老文工团员回暨大，表演过去演过的优秀节目，让新同学看看。梁校长希望把暨大文工团的优良传统传承下去。我当时非常高兴，答应按时回暨大排练。
回暨大才发现，当年文工团员不少还健在，有的已出国，梁校长一叫，也回来参加排练。由于时间紧，顾不上叙旧就排起舞蹈来。这时我发现女同学的优胜之处。时隔十多年，她们依然能歌善舞。可我再也跳不起来了，而且就在这时我发现经过这十多年的自我改造，我真的有了很大的变化，至少不会舞之蹈之了。我怕影响排练，自动退出了这次活动。我一直为逃避那场演出而感到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