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汉基
认识梁奇达校长是在1962年，我被录进暨南大学经济系的一次欢迎新同学入学的大会上，他在台上作报告。当时的讲话，事隔几十年，大部分已经忘记了，只有一句话，现在还记得。他说：“你们从海外千里迢迢，回到祖国求学，这是你们热爱祖国。我们萍水相逢，就交个朋友。希望你们学习进步，生活愉快。”
当时，我听到这句话，心里很高兴。觉得一个堂堂高等学府的校长，具有如此平易近人的作风，实在是难得。我生活在海外，长期认为师道尊严，凡是校长讲话，就是训话。梁校长的讲话充满对侨生的热情关怀，还要跟我们像朋友一样生活相处，使在场的众多新同学都很感动，从一入学就给我们留下良好印象。在我们5年的学习过程中，梁校长的教导一直温暖着我们的心，在这个大家庭里，享受着学习和生活的幸福。
暨大对华侨、港澳学生采取“热情欢迎，亲切关怀，严格要求，耐心教育”的方针，考虑到侨生的特点，60年代梁校长在学校推行各级领导和教师定期到学生饭堂就餐，便于与学生谈家常，逢年过节邀请侨生到老师家共度佳节。所以，我在校期间感到师生关系很融洽。我入学第二年从经济系转到中文系，更感受到这种温暖。因为，班主任徐顺生老师、指导员黄旭辉老师，都是“新出炉”的本校毕业生。他们都秉承了梁校长的作风，与我们和谐无间，学习、生活在一起，亦师亦友。记得入学的第一个周末，学校放电影。两位老师都跟我们坐在一起，有说有笑，有问必答。给我们介绍学校的情况，尤其详实讲述师生合力挖掘“明湖”的事迹，听了很受教育和感动。不久，徐顺生老师带领我们到学校农场劳动，他要我们挑担子不要太重，他说：“你们目的是学习知识，劳动只是一种实践和身体的锻炼。”在他的关怀下，一星期的劳动，我们都过得很愉快。黄旭辉老师为了有更多的机会指导我们的学习和生活，一直住在学生宿舍，和我们保持更紧密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初，黄旭辉老师到香港公干，带着学校对旅港同学的关怀，特地找到我们带来了问候，并询问我们的工作和生活，给我们当时还处在英殖民地香港生活的校友很大的鼓舞。后来，黄旭辉老师提升为副校长，更时时处处关心香港校友会。这时候，我仍叫他黄老师，他也不以自己身为副校长而有所不高兴。这都是梁奇达校长培养出来的好作风。
我和梁奇达校长最后一次见面，是20世纪70年代初，他被下放到肇庆地委工作。那时他只是地委宣传部的干部。我在四会县委工作。一天，他从地委下到县里，我在县委大院的走道上碰上他。我介绍自己是暨南大学的学生，他紧紧握住我的手。只是一般地寒暄几句，没有多谈就离开了。那时候“文革”尚未结束，他的处境和心情我很理解。握手间，我体会到他对暨大的学生充满热情。我和梁校长接触不多，但他崇高的人格魅力，一直令我敬佩和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