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学与治学
自学不是一门学问，而是人人都有的与生俱来的禀赋。试想我们从呱呱坠地，睁眼睛看世界那天开始，为人处世的多少学问不是自学而来？试想古今中外多少生不逢时、处不逢所的人，依靠自学这根拐杖，不也取得了令人景仰的成就？也许禀赋有高低，也许方法有优劣，但人人都有自学的能力毋庸置疑。认清这一点，至少可以减少对“天才”的迷信，减少对外部条件的苛求，增加自身的信心。
治学是与自学不同的一个概念。治学不仅意味着对某门学问知识较全面、系统地掌握，也意味着一定的发现、提出和回答某种问题的能力。打一个不很准确的比方，某门课程可以通过自学来完成，做一篇严格的毕业论文却多少带有治学锻炼的性质。不过，自学的禀赋与能力又无疑是治学的基础。倘若能长期坚持，加之方法对头，通过自学，就能在知识掌握越来越多的基础上，踏入治学的领域。
自学与治学两者有层次之分、境界之别，但都是对人类文明成果的接受和未知世界的探索，都能开拓我们的视野，提高我们的领悟和反应能力。人活着就得学习，不论你通过何种方式学习。因为只有通过学习知识，开展思维，锻炼能力，才能应对当前的许多紧迫问题，才能对未来出现的新问题做出敏感的反应。不管是专业中的问题，还是人生中的问题，非有一定的知识背景和思维能力不能解决。所以，可以这么说，知识和能力，不只是学问、人生成长的标志，也是继续发展的背景。
功夫与学识成正比
学识来自不同的源类和动力。孔子说过：“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一也。”知识是否可以从娘肚里带来，能带多少，尽管现代生物遗传工程对遗传密码已有研究，但这个问题的答案终究还是个未知数，加上现在“知识大爆炸”，对知识的遗传性依赖不得。知识也不能单靠困境中的感悟。最靠得住的，还是依靠禀赋“学而知之”。
既然知识的主要来源还是后天的学习，那么，学识的深浅多寡就永远与自己所付出的时间、精力成正比。因此，鲁迅否认别人说他是天才，他说那是自己连别人喝咖啡的时间也用上了的结果。不止一个人说过：天才等于勤奋。我们凡夫俗子不可能像那些名人那样说出千古警句来，但类似的体会还是有的。记得我进中学的20世纪60年代末，正是大“革”文化“命”的时代，课堂上能学到的东西不多。但鬼使神差，我七求八借读了一些书，同时每星期坚持写一篇连对老师、同学也秘而不宣的习作。现在想起来，这种学习和锻炼还真使自己受益不少。我毫不怀疑，自己这些年来之所以能陆续发表一些东西，就是由于那时打下了最初的基础，特别是文字表达的基础。
当然，我当时的那种学习还不是自觉的。真正的知识和学问的追求，还须将不自觉的热爱提高到自觉追求的境界，这样才能更好地利用天生的禀赋，开发自身的潜能。所谓自觉，首先要在学习上保持主动性。虽然说在“书到用时方恨少”悔悟之后再去学也可以弥补一些缺憾，但是，这种功利主义的被动学习，终究不是学习的正途。就像我们到了朋友登门，才买菜谱，对谱下料做不出好菜来一样。知识和学问，永远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有一个融会贯通方能出神入化的道理。被动的学习往往只能为狭隘的知识左右，而不能真正自由地驾驶它。
其次，学问上的事，不能浅尝辄止，满足于一知半解。在这方面，生活中的许多笑料足以引起我们的警惕。不过，人们容易原谅日常生活中卖弄“半桶水”的人，以“无知，浅薄”一笑了之；对一个治学问的人，“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可是非常要命的。在学案式研究中，那种学理上的分歧，观点上的对立，还较容易引起别人的理解和同情；但基本概念的错误，论据的失实和材料方面的孤闻寡见，最容易让人取笑。尽管谁也不能万无一失，但尽可能少在基本问题上被人抓住话柄，岂不更好？
见识总是越多越广越好，学问总是做得越细越深越好。这些当然需要花时间、下工夫得来，一分耕耘才有一分收获。这次我到北大做学术访问，参加课题研究，有一点让我非常感动和受启发：这里的一些学术前辈已很有学术成就，但他们没有学问到头、大功告成的感觉，反觉得自己以前受一个激动年代的影响，未经深思熟虑，不少东西写得匆忙，因此，准备重新系统地批阅材料，在有生之年写出传世之作来；而一些已经崭露头角的中青年学者，经过20世纪80年代东西文化撞击之后，也深感自己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那些学贯中西的学术前辈的差距，拼命学外语、读古书，以及调整知识结构，以迎接一个新的学术时代的来临。这一切都让人感到，20世纪80年代那种充满青春的激情和诗意，充满革新和破坏精神，因而不免带有空泛和浮躁情绪的文化气氛过去之后，更严格的学术规范正召唤着严谨、扎实的学风。我们正在从旧学术规范的变革，走向新学术规范的建设。毫无学识准备，赤手空拳是无法在20世纪90年代的学术领域里立足的。
不是没有方法的问题
在宽广无边的学问、知识面前有种危机感，从而在学习上舍得花力气、下工夫，是很重要的。不过，治学并不是装书包、掉书袋，塞得越满越好，掉得越多越显得有学问。读五本书就一定比一篇论文更有价值？是否什么都得弄通弄懂？不求甚解就一无是处？难说。这全得具体问题做具体分析。各人的气质不同，治学的阶段不同，学科的要求不同，治学的方法和策略也就不同。最适合自己的方法，永远是实践得来，摸索得来的。身体力行的实践、摸索活动，应该是治学的基本法则。
但是，不实践不摸索不行，无视一些基本方法也要走弯路。尽管很难有绝对管用的学习方法，但一些基本适用的方法还是存在的。比如，由于人生有限，学问无穷，我们就需要有必读书和闲书之分，案头书和床头书之别，知道哪些是必须认真对付的著作，哪些是随读随扔的读物。又如，在当今优秀著作与一般读物、经典与印刷垃圾同时占领读书市场的商品社会中，我们要有选择的眼光，尽量买好书，读好书。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说，即使读一流的书，也至多只能成为二三流的学问家。一个搞学问的人，除开那些通用书外，真正的“案头书”、“看家”书，其实也不过三五十本，当然，这些书质量一定要高，一定要读深读透。
光会在书斋里皓首穷经还不行。一个治学的人，不仅要有学识和博览，还要有博见与生动的感性。“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之所以是至理名言，就在于它道出了理性与感性、学问与体验不可分离。
“行万里路”作为一个有丰富内涵的比喻，不只意味着对世道人情的亲身感受与体验，不只意味着受名山大川精气灵性的熏陶启迪，还意味着“行路”过程学人之间的思想、学艺的交流与撞击。一个闭门读死书的人很难成为一流的学问家。虽然有康德这样一生不出家门六十里的大学者，但我们不要忘了他每星期都请客一次与别人进行“学术交流”，这说明他对思想交流比谁都看得重。凡是搞学问的人都很重视学术信息和思想交流。其中有很多东西是无法在书本和公共传播媒介中获得的。
治学中最重要的一点，应该是养成一种思考的习惯。凡不经思考理解的知识不是自己的真见解。那些硬记硬背的东西都是死的，只有通过自己头脑理解、消化、吸收了的知识才是活的，可以驾驭的。小到一个概念的掌握，大到某个知识系统的梳理，非有健全的思考力不行。一个学人在成长过程中，最初起步时，主要是接受知识；思考力主要在理解、消化方面体现出来，不能太标新立异。但到了一定阶段，就不能人云亦云，需要思维的独立性，带着批评的眼光鉴别与认同对象，能够从中发现和提出问题。善于敏感地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这不仅是学识和思考力的标志，也往往是学术研究的起点。学问中的问题，是聚集知识的海绵，攀登科学瞭望台的阶梯。正是问题的发现和全力以赴地寻找答案，成就了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胡适、陈寅恪、顾颉刚、钱钟书等近现代学问大师。也许开始时我们发现和提出的问题还比较幼稚简单，或许进一步阅读和思考时，一些问题别人已有正确答案，但我们带着问题搜集资料和研究的时候，至少锻炼了我们的治学能力。只要我们有发现和思考问题的习惯，总会找到自己的用武之地，贡献出自己的学术成果。
1991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