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瞬息万变的社会历史的转型期，人对时间的感觉是悖论性的。经验过程的每一天都觉得紧张而又疲惫，感受生存的不易和应对的困难；而在每一过程的末端，又总感到时光的迅疾与无情。我们面临一种巨力的牵引，也不知是天堂还是地狱，飞升还是坠落，无法反顾，不能前瞻，也缺乏平静的心情。这就是现代生活吗？
经历了许多晴阴交织、善恶纷呈、焦虑与信心并存的日子，我奇怪自己竟获得了一分难得的安宁。是的，边缘与中心的位置正在迅速地调整，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调换了社会生活的主角，意识形态话语的权威性受到挑战并开始分解与隐形，代之以商品话语权威的无形统治。这是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染，千百年占据主角位置的读书人最为不适与焦灼的时刻。队伍的分化与公众社会的冷淡不断把我们推向双重孤独的临界点：好梦难续，田园将荒，如入无人之境。然而，谁能说这不是中国知识分子从传统形象到现代面貌完成转型、重塑自身的历史契机！也许从根本上看，这不是被抛弃和遗弃，而是一次换血与更新。置于边缘地位不一定是坏事，不再受宠和看护的同时，依赖性、附属性与奴性也随之取消，焕发出自觉和自强精神来。如此，角色到位，学科独立与展开便出现可能的前景。这正是百年中国的最大匮乏，也是百年来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社会的转型，把我们带入了一块无论天使或魔鬼都不看重的“自由的土地”，罗兰·巴特说：“于是我们的目光不无任性地仍旧落在那些陈旧而美好的事物上，它们的所指是抽象的和过时的。这样的时代既是颓废性的又是预见性的，这是温和的启示性的时代，是包含有最大快乐的时代。”
我想这不是一种阿Q式的自我宽慰，更不是鼓励社会对文化的疏离。而是说，文化，只有进入社会的内在要求和文化人的自觉追求时，才是健全的。它是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而不是谋取集团功利或个人功利的手段。
当然，新的机遇和可能也伴随着从未有过的严峻和困难。处于社会转型期的知识分子，毕竟是痛苦和焦虑最深的一群。现实的生存压力是一层，心理和精神的失调是更深的一层，一方面，社会尚未形成在没有指令的情况下保护和推进文化发展的自觉风气；另一方面，我们大多数知识分子尚不能在不断的边缘化过程中，挣脱传统的进退模式，在现代事业格式中真正到位。
经济是个人和民族生存的基础，但社会是个多系统的组合体，人类进步依靠各方合力的推动。经济指标的追逐，也极易使学者变为病人，使艺术丧失灵魂。在这个功利主义的时代，我们要做自我调整，我们会失落许多，为了生存甚至要做出某些迁就和让步，但在触及根本价值与存在意义的时候，或许我们别无选择。假如精神关怀是出自生命本源和内心需要，假如以文化的价值为价值，那么，让我们说，这是我们的使命，也是我们的宿命。
1992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