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已淘白了许多记忆，只知道自己1955年生于福建武平县雷公井，那是一个因井得名的小山村。当时比我捷足先登的是家中一连串的不幸：爷爷病殁，两个哥哥在一个月内相继夭折。也许在娘胎里和母亲一起承受过太多的不幸，我在幼儿时期体弱多病，好几次徘徊在生与死的边缘。已经失去两个儿子的父母不愿再放手他们的第三个儿子，请医生也请阴阳先生，既灌我药物也用阴阳先生提供的办法作践我：取女孩的小名，让我在没底的尿桶里钻，还把我过继给一个同族的婆婆。
我从不追究是药物还是阴阳先生的话奏效。重要的是自五岁开始我“像个人样了”，尽管与三岁的弟弟相比，似乎我白吃了两年多饭。不过，当我开始从吞咽药物为主到有正常的胃口消化食物时，家中正常的食物已少得可怜了。我不像弟弟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对野菜、糠饼之类有较好的食欲。我饿得连哭的力气也得省俭。父亲被摊派开筑鹰厦铁路去了，母亲每天只有一斤二两米喂养雏儿和维持自己的生存。回想那个时期，最清晰的印象，是母亲在生产队干活时三次饿昏。有一次她被人从地里背回家，醒来后呼我小名，那声音如同地狱中传来一般，叫我一辈子铭心刻骨。
童年时代的这些经历使我变得像糟蹋了父母的遗传基因一般，个矮、木讷，心灵却忧郁而敏感。上小学后，我的成绩一直很好。本村一个最有文化但被管制的老头总用奇怪的目光看我，不管我如何逃避他，讨厌他，他也还是施些小计亲近我；而中心小学的教导主任，则在我四年级时就扬言他们学校将来要出一个作家。他对我的严厉常使我委屈得流泪，一次仅因作文不如另外一个同学，就把我狠狠批了一顿：“为什么这次不是你写得最好？”
念初小时一直过得心情舒畅，虽然家境贫穷，但老师宠我，同学也不因我衣衫破旧、个头矮小而欺负我。然而好景不长，高小没念完一半，“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老师们个个自顾不暇，已无力关顾得意的学生。因我父亲曾被抓丁当了一年国民党兵，我这个优秀少先队员没有资格加入“红小兵”。为此，同桌两年，教过我织袜子的要好女同学也不愿与我同坐一张板凳了。满校园晃来晃去的“红小兵”袖章使我羞得无地自容。在一次未遂的自杀之后，我向人求借书籍，整天躲在家里看书。从《苦菜花》、《红岩》到中小学课本，还有《三字经》、《三言二拍》和《中医汤头歌诀》。最难忘的是读《高玉宝》时的情形，我边读边哭边用自小熟悉的客家山歌形式记录幼稚的感受。
我至今还闹不明白，是谁的暗中帮助，让我在1969年与周围村子少数有“背景”的少年一起，进了邻公社一所条件稍好的中学，而不像大多数累积三届的小学毕业生一样，安排在就近一所农业中学就读。“伪兵家庭子女”的阴影因约二十里的空间距离离我远了些。虽然很艰苦，四年半的中学学费基本上要靠自己的假期、星期天捞小鱼小虾来挣，每星期家里只提供一瓶少油的腌菜和两升多春荒时无法保证的大米，但我终于出色完成了中学的全部学业。此外，为了排遣与年龄一同增长的苦闷和困惑，我开始了“创作”，几乎每星期都写一篇从不示人的“作品”。至今还清晰地记得一首当时写下的“诗”：“孤坐灯下心缭乱，处世为难人不贤。遥遥一生怎样度，瞻望前程眼欲穿。”写作，开始成了我的某种人生寄托，成了人生苦闷、疑问与思索的表达方式。
即使在“读书无用论”横行的年月，知识和本领也还在起作用。从小学四年级起，每年春节我都为本家族和乡亲们写春联，“文化大革命”开始时还用写满全村的美术字为家里挣过不少工分。也正是中学时代优异的学习成绩帮助了我，使我高中毕业后，“回乡劳动”不足一月就进了一所中学代课，两年半后又因我在推荐考试时写了“全县最好的文章”进了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从此，我在都市文化空气中呼吸，不久便开始发表作品，先是诗和散文，大学毕业一年后又因某种特殊的原因转向了文学理论批评。
后来，我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出席了全国第三次青年创作会议，并于1986年由助教直接晋升为副教授。现在我已出版《六十年散文诗选》、《散文诗的世界》、《美国散文撷英》、《中外散文诗精品赏析》、《灵魂的探险》等著作。一些成果得到国内外二十多家报纸、杂志的评论介绍，专著与论文获过多种奖励。
（本文为1992年9月中华文化出版社出版的《世界华人文化名人传略》条目，题目为收入本书时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