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人类没有酒，我们的生活会枯寂索寞多少呢？当你高兴或者苦闷的时候；当朋友重逢或者离别的时候；当劳累一日的农夫拖着疲惫的双腿迈进家门，把自己重重摔在靠墙的板凳上的时候；当在单调的机械节奏下辛苦一天的工人坐上饭桌的时候；我说，最好来一杯酒。犹如做完为人之父义不容辞的一切，当喧闹的一天终于平静下来，你如释重负般回到书桌前，需要有一根烟驱散不宁的心绪一样。
酒是人类的朋友，更是功利主义一统天下，高科技图腾、生活整一化的当代社会，人为物役、思维日趋单向度的人类在短暂的时刻舒松自我、呈露本真的一个重要媒介。我不知道戈尔巴乔夫政治上的失败是否跟他在前苏联实行禁酒令有关，但历来的文治武功依靠禁酒来实现的确实少见，无论我国汉代萧何提出“三人以上无故群饮，罚金四两”，还是美国1920年实施酒禁，最后都是不了了之。这倒并不因为历代穷困潦倒、郁郁寡欢的文人墨客留下了多少关于酒的神话，诸如竹林七贤以酒避祸，李白斗酒诗百篇之类，而是由于越来越被纯粹的理性所钳制的人类需要转身的余地，需要品味一下本我的滋味，需要抒情和发散。任何一个有过喝酒经历的人都不难发现，当几杯酒落肚，卸下尊贵等级的面具，脱掉正人君子的长袍，抛开功名利禄的烦扰和柴米油盐的苦恼，我们的同类刹那间便让人觉得比平时增添了几分可爱和亲近。酒，实在是与生命相关的东西。
我并不嗜好喝酒，酒量也差，但自我庆幸的是能凑凑热闹并且能醉。我几个北京朋友就是这么评价我的。那是三年前，我在北大做一年的学术访问。当初，我对此次发狠摆脱家务和孩子的北上，珍惜得有些迂腐，除了三顿饭和睡觉外，几乎都躲在校外北大文学所的办公室里读书写作，害得不少朋友找我总是扑空。于是几位朋友便有了一次预谋的聚会。多好的日子啊，灰蒙蒙的天空，白皑皑的大地，大雪天的壮丽景观让我们个个兴奋无比。从西郊到东城，我们旁若无人地在横贯全城的公共汽车里争论如今谁也不怎么感兴趣的文化问题，任凭一个细心的朋友太太不断诅咒：这群呆子，真该让小偷把你们口袋全掏了才好！如此好的天气和如此高的兴趣，酒桌上自然喝得尽兴。从中午到黄昏，谁也不记得自己喝了几杯酒，说了多少话了，只是觉得我们这群步入中年的男人，都还剩几分评说江山，嬉笑怒骂的豪气。正是这次酒后返回的路上，一个朋友把我的肩膀拍得好疼，结结巴巴地说：“王光明你小子还能醉，还是我们的朋友！”记得当时听了这话我浑身一激灵，酒也醒了三分：难道这些年来连生病的权力也没有的生活，真把我规范得像机械复制人一般了吗？
这不是说我提倡醉酒，实际上我对那些纵酒无度的贪杯之徒的反感也绝不亚于别人。正如“举杯消愁愁更愁”一样，酒并不是人渡出生存苦海的方舟，借着酒的翼翅短暂的升腾之后总还要回落地面，回到理性、秩序的社会生活系统中去。然而，如同理性与非理性、超我与本我都是完整真实人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样，完整生命的单维度展开终将失去它自然本真的形态。因此，在更深的意义上，醉翁之意确乎不在酒，而在个体生命对本身自然状态的回顾和品味，在于人对自由与激情的呼唤和愿望。
正因为酒与生命的自然和自由有关，喝酒的动机和程度也该出自天然才好。心积块垒或幸有喜乐，迎朋送友或观花赏月，或独酌，或对杯，或群饮，想喝便喝，喝多饮少，由心从意，求一种随意的清欢和抒情遣兴的氛围，那才是喝酒的佳境。其实喝酒的情趣不在酒的名贵、菜的精致、场所的讲究，而在心情的投合和气氛的融洽。前者是由经济条件决定的，后者却千金难买。比如我现在除家乡的客家米酒和个别有名的红酒外，很少喝档次低的商品酒了，但喝酒最美好的记忆，却是大学时代与朋友喝几毛钱一斤的黄酒和“地瓜烧”的情形。那是因为喝酒与人生功利无关，没有别的期待，亦不需要做出任何承诺，更无需面对社交场合庸俗、虚荣的繁文缛节，纯然是友情的欢悦和生命的抒情，乘着微醺的酒意，进入身心轻松、通体舒畅的交流和对话境界。人生适逢这样美好的时刻，你多喝几杯，醉它几回又有何妨？
1994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