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王兆胜的《闲话林语堂》大凡有价值的传记，定然是传主灵魂与精神的肖像，又是作者心灵的回声。诚如法国新传记作家莫洛亚所言，须是“学者的理智打进了心理学和伦理学的园地——不论对于任何问题，都要自己去探讨，并且接受自己的研究结果”。所谓学者的理智打进了心理学和伦理学，并且接受了自己的研究成果，意思大抵是传记作者要以自己对传主的深入研究做基础，但又必须把研究心得转化为对传主的心理世界和人格魅力的鲜活感受，才能赋予传主灵魂与血肉。当然，这样的传记不是“研究”出来的，也不是“写”出来的，而是体验和憬悟出来的，是一个生命拥抱另一个生命，一个心灵神交另一个心灵的结果。
《闲话林语堂》正是这样一部好书，尽管它或许不能说是一部完全的传记，而是一种自由、随意和尽兴的“闲话”，“哪个地方有意思，有趣味，我就到哪里去，直到心领神会、快快乐乐和心满意足为止”。然而，就林语堂这个具体对象而言，难道还有比“闲话”更适合的谈论方式吗？林语堂是不能正襟危坐去谈论的，就人而言，他是个“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对面只有知心友，两旁俱无碍目人”的博大闲逸之人；就文而言，虽然他也写过《京华烟云》、《红牡丹》等有名的小说，但读者显然更认同他的散文，甚至认为他是中国现代为数极少的几个最得散文精髓的作家之一。在中外源远流长的传统中，虽然散文也非不能用来服务于经国之大业，或者锻炼成匕首和投枪，但它更是一种道旁的智慧：所谓随笔，所谓小品，都强调它无拘无束、随心所欲、意到笔到的一面。西方有自蒙田以来“絮语散文”的传统，而鲁迅翻译的厨川白村《出了象牙之塔》一书则认为散文就是“和好友任心闲话”：“如果是冬天，便坐在暖炉旁边的安乐椅子上，倘若夏天，便披浴衣，啜苦茶，随随便便，和好友任心闲话，将这些话照样移在纸上的东西，就是essay。”
因此，“闲话”是散文的基本品格，甚至可以说，散文就是“闲文”，与其说它是一种文类，不如说是一种性情。它首先必须有“闲”，有闲情逸致，有超然淡泊之心，这样才能接纳、包容和静观大千世界，才会获得生活的真滋味和真智慧，才会有情趣、有文采、有幽默感。而这样一种性情之文，也是只能以“闲话”般的宁静平和之心去走近和领略的。我认为，正是由于作者以前做博士论文时深入结识了“林语堂的文化情怀”，得到过许多生命和文化的启迪，而在进入中年后，性情趋于冲淡，获得了一种秋天般明净旷远的心境，面对林语堂时，才会犹如面对知己，彼此间心心相印，充满着心灵的默契。在这种意义上，《闲话林语堂》既是对林语堂人生意境和文章价值的新发现，又是一种对自我生命希求的新发现。
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物传记是中国图书市场的一道风景，有名的没名的，政治家、野心家、文人、商人、明星、主持人，自传、他传、正传、别传，可谓四面开花，以至于不少学者提出申请，要将传记文学的研究列入国家或部、省级社科规划项目。这也没有什么不好，“五四”时代开始写自传或他传已是一种风尚了。但那时的传记写作大都基于浪漫精神和自我表现的冲动，而现在的不少传记却与商业营销策略有关。20世纪90年代不少印得很好或卖得很俏的传记，要么是有权（钱）有势者的功德簿，要么有很多的奇闻轶事和个人隐私。至于传主的心灵肖像和思想文化品格，反而常常被搁置一边。《闲话林语堂》与那些读物的不同之处，是有生命文化的大关怀，有自我生命感受与激情的热烈拥抱，因而向读者展示了比较丰富、比较真实、比较鲜活、比较正确的林语堂这个人。揭示了这类在悲剧背景下主张幽默、倡导性灵及追求审美人生和智慧的文化人，他的生命哲学和生活方式的独特价值，以及与中国几千年文化传统的深刻关联。这样的人，在汹涌澎湃的革命潮流中，在以斗争作为最高哲学的年代，自然是一无是处；但在冷战时代结束的全球化背景中，特别是在“9·11”恐怖事件之后，却越来越显示出不同寻常的意义。
2002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