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范围和通例
中国思想史先秦时期的史料，可以划分为文物史料和文献史料两大类。先秦文物史料是指传世的和近代以来考古发掘出土的先秦实物。包括商代和西周的甲骨，商代和西周、春秋战国的青铜器，还包括其他文物。其中，刻有卜辞的甲骨和铸有铭文的青铜器更为重要。卜辞是反映商代、西周宗教观念的重要史料，青铜器铭文是反映先秦宗教观念、宗法思想的重要史料。在中国思想史范围内，先秦时期文献史料比以后各个时期都少，文物史料的地位显得更加重要，从先秦思想史范围来讲，春秋以前文献比春秋战国阶段更少，所以文物史料的重要性就更加突出。先秦文献史料是指有关先秦思想的历史文献，大致包括这样几类：第一类是所谓“五经”，即《易》、《书》、《诗》、《礼》、《春秋》。它们是几部性质不同的书。《易》是占筮用的书，《书》是政治文件，《诗》是诗歌，《礼》是礼仪制度，《春秋》是史书。第二类是春秋战国诸子学派的著述。这类著述很多，《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共列89种书，大部分是先秦诸子学派著述。有许多在后代逐渐散失了，保存到今天的主要有《论语》、《孟子》、《易传》、《墨子》、《老子》、《庄子》、《孙子兵法》、《管子》、《公孙龙子》、《商君书》、《韩非子》、《吕氏春秋》等。第三类是先秦史书，包括记载春秋历史的《左传》、《国语》、记载战国历史的《战国策》和《史记》中有关先秦部分的历史。《史记》是汉代司马迁的作品，不是先秦著述。但因为司马迁写《史记》时所依据的原始资料许多没有保留到今天，所以我们研究先秦思想的时候，对《史记》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此外，有一些先秦史料在汉代或隋唐时期还存在着，甚至宋代也还可见，却在唐以后或宋以后散失了。但《史记》以后的著述中却收录了其中的某些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史记》以后的书籍中的记载也值得重视。例如《申子》这本书，唐代还存在，唐人的《群书治要》中录引其中《大体》篇，《史记》却没有录引。《申子》在唐代以后失传了，《群书治要》的引文就是研究《申子》的重要史料。
先秦文献有一些不同于后代文献的情况，使用先秦文献时，应该对这些通例有所了解。
（一）先秦文献大都不是一个人的著述
从一片最简短的甲骨卜辞到诸子文集中的每一篇著述都有执笔者，这是没有疑问的。但就整部文献来说，先秦的著述都不是由一个人执笔写成的，甚至不是由同一时期的人写成的。“五经”中的《易》是由西周初期以前周族占筮积累下来的资料整理而成的，《书》是三代先后发布的政治文诰的结集，《春秋》是各国史官执笔写下来的大事记。孔子可能整理过这些大事记，但整理者也绝不会是孔子一个人。否则“孔子卒”这件事怎么会写进《春秋》中去呢？《诗》更是西周至春秋早期的诗歌总集。至于《礼》虽有周公制作的说法，但那是靠不住的，即便承认《礼》反映西周的礼仪制度，也不能认为它就是周公的个人著作。过去的学者传说，孔子“赞《易》，修《春秋》，删《诗》、《书》，订《礼》、《乐》”，也只是说孔子在这些文献的最后形成中作了赞、修、删、订的工作，不能认为孔子就是这些书的作者。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的著作也大都不是一个人的著述。《论语》历来不题作者姓名，因为它是孔门后学记述的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而不是孔子的著述。其他子书由后人补题了作者姓名，实际也都不是一个人的著述，例如《墨子》的作者题为墨翟，其中却有后期墨家的作品。《庄子》的作者题为庄周，其中却有老庄学派其他学者的著述。《管子》一书题名为管仲，其实是战国稷下学者著述的总集，其中还包括着不同学派的见解。战国后期诸子著述如《公孙龙子》、《荀子》、《韩非子》中属于题名作者的作品占多数，也有一些篇肯定不是或不能肯定是题名作者的著述。先秦最后一部书《吕氏春秋》则是在吕不韦主持下由其门客集体编写的作品。
（二）先秦文献往往杂入后代人的文字
先秦著述历时久远，或者口耳相传，或者辗转传抄，在流传过程中本身面貌会发生某些变化。特别是秦代焚书造成先秦文献散乱，汉初学者依据保存下来的零散篇章编集成书，或由年长学者口述重记。现存先秦文献一般都是汉初学者编集起来的。先秦文献中杂入后代人的文字就成为不可避免的现象。早在公元6世纪时，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书证》篇中就指出了这个问题。清代王念孙、王引之的《读书杂志》、《经义述闻》中考证出大量这类文例，随后俞樾搜集了更多的同类材料，写入《古书疑义举例》中。我们不能因为发现这类情形而否定整部文献作为先秦史料的真实性，否则就会把先秦文献全部否定掉。同时，从先秦文献中引用材料的时候，应该细心审查，避免把后人的文字作为先秦史料使用。
辨识先秦文献中杂入的后代人的文字，有赖于史学修养和理论修养。有些情况下比较容易辨识。例如一部先秦文献中，某个地方却出现了先秦还没有的地名、制度、用语，就可以肯定这个地方是杂入了后代人的文字。在没有这类证据的情况需要联系思想内容作深入研究，难度就比较大了，是一般初学者不容易做到的。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尽量注意前人的研究成果。参考了前人的成果还不能确定，只好暂时存疑。
（三）先秦文献都有注释
流传至今的每一种先秦文献都有秦代以后人的注释，其中儒家经典的注释特别多。我们要读懂先秦文献既有语言文字障碍，又有历史知识和思想内容障碍，单靠古汉语修养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历代的注释在这些方面都会给我们以帮助。有了注释，有些先秦文献也还不能完全读懂，但毕竟可以读懂得多些。所以，我们阅读先秦文献必须依靠汉代及汉代以后的注释。古人的注释在不同方面价值大小不同。一般来说，古人对语言文字和历史知识的注释可靠性比较大，而对思想内容的注释常常与先秦文献本身有距离，甚至完全不同。我们利用注释的时候，对古人的注释要具体分析，区别对待。
为了利用古人的注释，应该知道古人注释的体例和流派。汉代的注释有“传”、“说”、“训”、“故”（亦作“诂”）等名目，“故、训者，疏通其文义也；传、说者，征引其事实也。故、训之体，取法《尔雅》，传、说之体，取法《春秋传》。”（黄以周《儆季杂著·史说略·读汉书艺文志》）汉代的注释还有“注”（也写作）、“解”、“笺”、“章句”等名目。“注”取义于灌注，好比孔道阻塞，灌水使之畅通，多为解释文字。“解”也叫“解诂”，着重于分析内容。“笺”是表识的意思，如今人读书时夹在书中的纸条式笔记，所记的内容是对原文的补充发挥或不同见解。“章句”是概括原著内容、推畅原文义旨的一种注释，是后来“批疏”、“讲章”体裁的开端。魏晋开始又出现“集解”、“正义”、“疏”等名称。“集解”是“集各家说，记其姓名；有不安者，颇为改易。”（何晏《论语集解序》），是后来“集释”、“集说”体裁的开端。“正义”是唐代出现的对经书的官方解释，是在旧注的基础上引申发挥，也就是注释的注释。“疏”也是唐代出现的对注释的注释，不同于“正义”的是，“疏”是私人编写的，而不是官方组织编写的。唐以后注释古代文献的作品很多，却没有出现新的体裁。
（四）先秦文献的格式、用字与后代距离较大
形式整齐、条理缜密，有著述者自定的篇名、书名的最早著述当推《吕氏春秋》。多数先秦文献本来没有篇名，现在看到的篇名是后人整理编定时加上去的。《诗经》、《论语》、《孟子》的篇名都是编集者从各篇第一句取几个字为篇名，有的甚至不能成词，这样的篇名不能概括整篇的内容，我们不能望文生义地从篇名推测其主题和思想。另一种情形有所不同，如《墨子》、《庄子》、《商君书》、《荀子》等书的篇名，多数可以概括整篇的内容范围或中心思想，但那些篇名也是后人加上去的。至于书名，更是后人编集成书后加上的，各书中包括的著作本是分散流传的，自然不可能有总的书名。不署作者姓名也是先秦文献格式与后代的不同点。秦王政读了《孤愤》、《五蠹》而不知作者是谁，经李斯说明才知道是韩非所写。可见直到战国末年，著书仍是不署名的。许多先秦文献的作者至今无法确定，主要原因就在这里。
先秦文献用字与后代主要的不同是使用假借字多。汉字有本义、引申义、假借义。一个汉字只能有一个本义，但可以用几种引申义和更多假借义。现代人使用汉字一般不用假借，用一个字代替另一个字就是写了错别字。但先秦没有这个规矩，用假借字不算错误，所以用假借字特别多。例如一个“齐”字，不但可以从齐平的本义引申为正直、如同、适中、平等诸义，而且可以借用“齐”字代替斋戒的“斋”字、分的字、调剂的“剂”字、跻蹬的“跻”字、缏的（音咨）字、盛的（音咨）字、腹脐的“脐”字、菹的字。可以用“光”字代替“广”字，用“方”字代替“旁”字，用“明”字代替“孟”字，“政”字代替“正”字，用“文”字代替“紊”字，用“依”字代替“隐”字，用“众”字代替“终”字，用“亡”字代替“忘”字，用“形”字代替“刑”字，用“取”字代替“聚”字等等。当然古人用假借字也不是没有任何限制，主要是以音韵相同或相近为原则，也有少数是以字形相近互相通借。但古今字形有变化，字音变化更大，我们遇到读不懂的文句时，不能任意用另一个同音字去代替作解释。要说那个字是假借必须有专门考证。而这又需要有古文字、古音韵和训诂的专门知识，不是一般读者所能做到的。还不具备这些方面的专门修养时，就要依靠前人的注释和好的工具书。
第二节 《周易》、《尚书》、《诗经》
和《左传》、《国语》《周易》是一种古代的占筮书，本称《易》，《左传》中始称《周易》，战国末始称《易经》。《周易》经文来源于卜筮资料。《周易》经文的卜筮形式使其内容割裂零乱、片断无序地分散在卦、爻辞中。它通过对具体事物的观察描述以表达思想，解释现实和推测未来。因此，卦、爻辞具有象征意义，或从脱离字面的具体意义引申出普遍意义。在哲学思想方面，《泰》卦九三爻辞提出的“无平不陂，无往不复”的发展观念，在《复》、《小畜》、《噬嗑》、《家人》、《大有》等卦的卦、爻辞中也有类似观念。《谦》、《否》、《履》、《中孚》、《随》、《小畜》、《归妹》、《需》、《乾》、《渐》、《大畜》、《屯》等卦的卦、爻辞中对发展变化的主客观条件作了表述。在政治思想方面，《泰》、《井》、《大有》、《观》、《临》、《萃》、《节》、《艮》、《豫》等卦的卦、爻辞中表述的德治思想，可以与《书》中的政治思想互为表里，都是重要的西周思想史料。
《周易》学在古代形成了专门学问。有人统计，汉代以后诸史著录的《易》注有好几百种，加上史志未著录的和近代著作，可达千种，仅《四库全书总目》著录的就有185种，存目317种。按流派分，有注重象数的汉学《易》和注重义理的宋学《易》。两派著述中都有一些文字考释，至今仍可参考。近代学者摆脱象数、义理，直接从经文出发，钩稽古史资料，探讨思想内容，开辟了《易》研究的新方向。
《周易》的主要注本：①东汉郑玄《周易注》（辑本），是汉代最有代表性的注本。②唐李鼎祚《周易集解》，集汉唐35家注，集唐以前汉学《易》之大成。③魏王弼、晋韩康伯《周易注》，“尽扫象数”，以老子学说解《易》，为后来宋学《易》奠定了基础。④宋程颐《周易程传》，宋学《易》的代表作。⑤宋朱熹《周易本义》，宋学《易》的又一代表作。⑥近代学者的著作主要有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顾颉刚《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李镜池《周易探源》、高亨《周易古经今注》等。附带说明一点，《易》及其他古代文献的注本有不同版本。每种注本有哪些版本，收入哪些丛书中，这本教材不能一一介绍。需要时可查阅《中国丛书综录》及有关史料学专著。
与《周易》有关的《易传》是一部哲学著作，包括十篇，也叫“十翼”、《易大传》。《易传》的篇名和内容是：《彖》上、下两篇，解释64卦的卦名、卦义、卦辞，分别排列于64卦经文之后。《象》上、下两篇，解释卦名、卦义者64卦条，解释爻、辞、用辞者386条，分别插入经文相应部分之后。《系辞》上、下两篇，主要论述《易》的义蕴与功用，也谈到筮法和八卦起源，还选释爻辞19条，独立成篇。《文言》一篇，解说《乾》、《坤》两卦卦、爻辞。分别排在《乾》、《坤》两卦经文之后。《说卦》一篇，主要记述八经卦所象的事物；《序卦》一篇，解说64卦的顺序；《杂卦》一篇，杂解64卦卦义，这三篇也都独立成篇。《易传》的写作时代和作者历来争论不休。目前多数人认为，《易传》是战国至秦汉之际的作品，各篇产生的时间也有先后作者是儒家中一个派别的学者。《易传》产生于《周易》经文形成之后好多世纪。我们一定要注意，只能把《易传》作为战国思想的史料看待，不可与《周易》经文混为一谈。
《尚书》是战国以前官方文件的汇编，汉代列为“五经”之一，始称《书经》、《尚书》。《尚书》是上古史书的意思。其内容为史官所记统治者的言论，体裁有诰（君对臣的讲话）、谟（臣对君的讲话）、誓（君主誓众之词）、命（册命或君主的某种命令）、典（记载重要史事的文字）。这些名称有时在篇名中标示出来，有时不标示出来，而只以人名、事件、内容为篇名。
《尚书》编集成书是在春秋战国期间，具体年代和编者没有定论。汉代学者多认为《尚书》是孔子删定的。当代学者已经论定，其中有的篇如《尧典》写成于战国，孔子删定《尚书》说法很难成立，即便孔子做过这个工作，战国时代又有人改定过，这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尚书》在先秦已经广为流传，《左传》、《国语》和先秦诸子中已经纷纷引用。秦代焚书之举使《尚书》几乎绝传。有个做过秦博士官的人伏胜，在秦焚书时把一部《尚书》藏入壁中。至汉初他再取出时已断烂毁失不少，只凑得29篇（或说28篇，后又加1篇），在家乡济南教授门徒。汉文帝派晁错去济南听伏胜口授，将29篇用汉代通行的字体记录下来，成为《今文尚书》。汉代又有用先秦六国文字书写的几种《尚书》传本，篇数、内容与《今文尚书》有所不同，称为《古文尚书》。西晋永嘉之乱中，《古文尚书》与其他大量古代文献都散失了，从此汉代流传过的《古文尚书》不复存在。东晋时，豫章太守梅赜自称得到一部《古文尚书》，献给朝廷。其中除包括伏胜所传《今文尚书》各篇外，又多出25篇，还多出《孔安国序》和孔安国的传文。这部《古文尚书》流传1000多年后，被证明是一部伪书。因此，其中《今文尚书》所没有的25篇不能作为先秦文献引用。这25篇的篇名是：《大禹谟》、《五子之歌》、《胤征》、《仲之诰》、《汤诰》、《伊训》、《太甲》（上、中、下）、《咸有一德》、《说命》（上、中、下）、《上、中、下》、《泰誓》（上、中、下）、《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陈》、《毕命》、《君牙》、《命》。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所有《尚书》版本都是出自伪《古文尚书》，也就是说都包括着以上25篇后代的托古作品，使用时需加以区别。
《尚书》今文中的虞书、夏书不可能是虞、夏时代人们所记，其中有的篇经过考证，有一定史料价值。夏书中的《甘誓》可能是商代人所写，其中提到“五行”、“三正”的观念，是早期五行观念产生的最早史料。商书和周书，特别是周书各篇在思想史上有很重要的史料价值。特别值得重视的一类是反映商代和西周宗教观念的各篇，如《汤誓》、《盘庚》、《牧誓》、《金滕》、《洪范》和《大诰》等。还有一类是反映政治思想的各篇，如《西伯戡黎》、《康诰》、《多士》、《多方》、《无逸》等篇。
《尚书》注本也极多。具有代表性的注本有：①《尚书正义》，旧题孔安国传，唐孔颖达正义，是汉学的代表作。②《书经集传》，南宋蔡沈撰，是宋学的代表作。③《尚书古今文注疏》，清孙星衍撰。此书辑录汉、魏、隋、唐旧注，并对旧注作疏，是较为完备的注本。④《尚书正读》，曾运乾撰。⑤《尚书译注》，王世舜撰。后二书是近人、今人所作，便于初学。
与《尚书》有关的有一本《逸周书》，所记内容为西周和春秋史事，原有71篇，今本存60篇。刘向推测它是孔子删定《书》时选剩的材料，成书时代迄今没有定论。其中有些篇写成于先秦，或有先秦史料为据而作是可以肯定的。书中反映的宗教观念和图腾观念可以作为先秦史料研究。它的多种注本中以清陈逢衡《逸周书补注》较为详实。
《诗经》是西周至春秋的一部诗歌总集，本称《诗》，作为儒家经典之一称《诗经》。共305篇，包括《风》160篇，《雅》105篇，《颂》40篇。汉代人认为《诗经》中的诗是王官采集来的（见《汉书·艺文志》）。近代人指出，《诗经》中的诗有多种来源：有的是乐官采取来的；有的是官吏献给周王，而转入乐官手中的；有的是贵族为祭祀或其他用途创作的，又由乐官谱了曲；有的是诸侯进献的乐歌；还有的是各诸侯国的乐官带到周王朝的乐歌（见高亨《文史述林》）。
《左传》、《国语》引诗的范围基本不超出《诗》300篇，《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鲁国请吴公子札听周乐，当时乐工演唱了《诗经》中的全部诗歌（只有《曹风》，吴公子札的评论中没有提及）。这些记载证明春秋末《诗》的定本已经形成。《诗》300篇的整理者可能是孔子。西汉时传《诗经》的有鲁人申培、齐人辕固、燕人韩婴、鲁人毛亨四家。四家所传经文大体相同，解说互有歧异。至南宋时，其中三家传本都已散失，只有毛亨传本流传至今。
《诗经》中的《周颂》、《商颂》、《郐风》、《豳风》是西周作品，《鲁颂》、《王风》、《郑风》、《唐风》、《秦风》是春秋时期的作品。《雅》和其他国风中有西周作品，也有春秋作品。《诗经》中反映着西周初年至春秋末年许多重要历史事件。作为思想史资料，《雅》、《颂》中反映着统治阶级的祖先观念和宗法思想，还反映着统治者“敬天保民”的政治观念。其中西周末期厉王、宣王、幽王时期的作品和春秋时期的作品，有不少反映出当时宗教世界观的动摇，具有无神论的萌芽。国风部分则可以看出下层群众的反抗意识以及社会伦理观念。
古人研究《诗经》的著述中，影响最深远的是《毛诗序》。它的作者历来说法不一，《后汉书·卫宏传》认为《毛诗序》的作者是卫宏，得到近代多数学者的认可。但《毛诗序》多附会穿凿，解释与诗意违背。宋代学者开始力图摆脱《毛诗序》的束缚，重新认识《诗经》。至清代，关于《毛诗序》的争论仍在继续，其原因是宋代至清代的学者都不能从《诗经》是儒家经典的观念中解放出来。近代学者顾颉刚、郑振铎、胡适、闻一多、高亨等人，摆脱经学的束缚，从诗篇的本意认识《诗经》，开辟了《诗经》研究的新方向。
《诗经》的主要注本：①《毛诗正义》，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陆德明音义，唐孔颖达疏，是汉唐研究《诗经》的代表作。②《诗集传》，宋朱熹撰，是宋代研究《诗经》的代表作。③《毛诗传疏》，清陈奂撰；《毛诗传笺通释》，清马瑞辰撰。这两本书是清代研究《诗经》的代表作。④近代以来的注本有高亨《诗经今注》等。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通称，又称《左氏春秋》、《左氏传》，是《春秋》三传之一，按照《春秋》编年顺序记述春秋时代的历史。历来认为《左传》的作者是左丘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说：“鲁君子左丘明……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但是清代经学家皮锡瑞认为《左传》是刘歆伪造或后汉人所作。康有为、崔适、钱玄同也都同意他的看法。皮锡瑞在《春秋通论》中提出这个看法依据是《汉书·刘歆传》中有这样一个记载：“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话而已，及刘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其实，这几句话并没有否定左丘明是《左传》的作者。《国语》是春秋国别史，记载周、鲁、齐、晋、楚、郑、吴、越八国的历史，共21篇。因为“其文不主于《经》（指《春秋》）”（韦昭《国语解》），又称为《春秋外传》。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帛书中有一种佚书，定名为《春秋事语》，可能是《国语》的另一传本，已严重残损。《国语》的作者是左丘明，没有异议。作《左传》、《国语》的左丘明是什么时代人则有不同说法，或认为是孔子以前的人，或认为是孔子弟子，或认为是战国时人。一般认为，左丘明与孔子同时，但并不是孔子的弟子。
《左传》和《国语》被看作解释《春秋》的书，这两部史书内容丰富，史料价值远在只言片语式的《春秋》之上。研究西周、春秋思想，可以在《左传》中找到许多可贵资料。《左传》中叔兴、藏文仲、史、韩简的言论，反映着春秋时代天命神学的动摇和无神论思想萌芽，见于昭公元年，僖公十五年、十六年、二十一年，庄公三十二年。医和的言论反映着春秋时期的医学思想，见于昭公元年。史墨的言论，反映着春秋时期的朴素辩证法思想，见于昭公三十二年。子产、晏婴的言行，反映着春秋时期的重人轻天思想和开明政治思想，见于昭公十八年、二十六年，襄公三十一年。此外，桓公六年、十五年等处的记载是研究春秋时代伦理观念的重要史料。《左传》中多次引用的孔子言论可与《论语》相比照，是研究孔子思想的重要史料。《国语·周语》中伯阳父论地震的言论和《国语·郑语》中史伯论五材的言论，是西周末期阴阳五行学说的重要史料，《国语·越语》保存着范蠡哲学思想的最基本的史料。
《左传》的主要注本：①晋杜预《春秋左氏传集释》，是现存最早的、流传最广的《左传》注本，唐孔颖达为其作《疏》。②晋杜预、宋林尧叟合注、唐陆德明音义《春秋左传杜林合注》；晋杜预注、清姚培谦补辑《春秋左传杜注补辑》，清顾炎武《左传杜注补正》，都是杜预注本的补充。③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是最新、最详备的注本。另有沈玉成《左传译文》，杨伯峻、徐提《春秋左传词典》与之相配，给阅读、研究《左传》提供了极大方便。《国语》的主要注本：①三国吴韦昭注《国语》，是现在最早注本。②民国黄模《国语补韦》。③近人吴曾祺《国语韦解补正》。④近人徐元诰《国语集解》，博采诸家并有撰者按语。
第三节 诸子著述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著述繁富。西汉刘向将诸子分为十个学派，并认为小说家一派的著述是“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汉书·艺文志》），因而可以不计，主要是九个学派。我们把兵家加进去，仍可算十个学。这十个学派的著述佚失很多，但除阴阳家和农家外，儒、墨、名、法、道德、纵横、杂家、兵家八个学派都有著述流传至今，成为春秋战国思想的基本史料。
《论语》是儒家创始人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论汇编，由其弟子或再传弟子追记写出。西汉时，有“齐论”“鲁论”、“古论”三种不同的传本并行，内容互有出入。后来“齐论”、“古论”失传，只有“鲁论”流传下来，就是今天《论语》的通行本，共20篇。《论语》是研究以孔子为代表的早期儒家思想的基本史料。《论语》的注本很多。三国魏何晏《论语集解》是流传最广的一种注本，南朝梁皇侃的《论语集解义疏》、宋邢的《论语注释经解》都是何晏《集解》的疏。宋朱熹《论语集注》是另一个重要的注本，宋赵顺孙《论语纂疏》是朱熹《集注》的疏。清刘宝楠《论语正义》，是清代著述中最好的《论语》注本。杨树达《论语疏证》和杨伯峻的《论语译注》则是近现代有代表性的注本。
《孙子兵法》13篇，春秋末期吴人孙武或其后学所作，是中国最早的兵书，也是研究春秋时期军事哲学的重要史料。关于孙武的唯物主义思想，主要见于《计》篇、《地》篇、《田间》、《谋攻》各篇。关于孙武的军事辩证法思想主要见于《势》篇、《虚实》、《谋攻》、《九变》各篇。关于孙武的认识论史料，主要见于《田间》、《计》篇。主要注本有：《孙子十一家注》，是三国以下古代人所作注解的汇集，11家是曹操、李筌、杜佑、杜牧、王、张预、贾林、梅尧臣、陈、孟氏、何氏。近现代人的注本有：杨柄安《孙子集校》，郭化若《今译新编孙子兵法》。1976年文物出版社又出版了《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南宋以来，一直有人怀疑《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为一书。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同时出土了《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证明这个怀疑是错误的。《孙膑兵法》是战国孙膑所作，对《孙子兵法》的军事思想有所发展，已于1975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1984年中华书局又出版了张震泽的《孙膑兵法校理》。
《墨子》是墨家学派著作总集，原书71篇，现存53篇，其中《亲士》到《三辩》7篇是墨子的作品。《尚贤》到《非儒》24篇记墨子与其弟子的言论。这一部分中每一个篇名都有上、中、下三篇（唯《非儒》只有上、下两篇）。内容大体相同，可能是“墨分为三”后，相里氏、相夫氏、邓陵氏三派分别记述下来的。《经上》至《小取》6篇，通称《墨经》，是后期墨家的作品，着重阐发墨家的逻辑思想和科学思想，已经扬弃了墨子的鬼神观念，是研究后期墨家思想的基本史料。《耕柱》、《公输》5篇是墨子弟子所记墨子的生平言行。《备成门》以下11篇内容为守城兵法，是墨家军事思想的史料。清代以前，《墨子》这本书一直被忽视，只有晋鲁胜和宋乐台作过注，也都失传了。《墨子》本文被收入《道藏》保存下来。近代开始，《墨子》受到重视，出现许多注本，主要有：清毕沅《墨子校注》，是两千年来对《墨子》全书第一次进行校勘整理的注本，清孙诒让《墨了间诂》，吸收毕沅以后《墨子》研究者的成果，是现在的通行注本。吴毓江《墨子校注》，在《墨子闲诂》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补充和纠正。以上几种是《墨子》全书的注本。另外，近代以来出现了多种《墨经》的注本，有的注解包括《经》上、下，《大取》、《小取》六篇，有的只包括《经》上、下，《经说》上、下，《经说》上、下四篇。这样的注本主要有范耕研《墨辩疏证》、鲁大东《墨辩新注》、伍非百《墨辩解故》、谭戒甫《墨辩发微》、邓高镜《墨经新释》、高亨《墨经校铨》。关于《墨子》中的军事著作的注本只有一种，即岑仲勉《墨子备城门各篇简注》。
《老子》也称《道德经》。相传为春秋末老聃著，一般认为编定于战国时期，基本保留了老子本人的思想。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甲、乙本及《韩非子·解老》都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与今本顺序不同。这本书是先秦道家的主要著述之一，是研究老子的唯一直接史料。书中涉及用兵问题，但它不是兵书，而是一部哲学书，历来没有争论。解放后有人提出“《道德经》是一部政治哲学著作，又是一部兵书”（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1册，第376页）、“《老子》是一部兵书”（帛书《老子》的《出版说明》）的看法，没有得到多数研究者认可。现存主要古代注本有：汉河上公注《老子道德经》，魏王弼注《老子道德经注》，唐傅奕《道德经古本篇》，明焦《老子翼》，明清之际王夫之《老子衍》，清魏源《老子本义》等。近现代人的主要注本有：劳健《老子古本考》、奚侗《老子集解》、高亨《老子正诂》、朱谦之《老子校释》、马叙伦《老子核诂》等。帛书《老子》的出土，对这本书的文字校定、字句解释，都有一定帮助。
《孟子》，战国时孟轲及其弟子万章等作，或说是孟子弟子、再传弟子记述。《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为7篇，《汉书·艺文志》著录为11篇，包括“外书”4篇。“外书”4篇是否是先秦著作本来就有疑问，而后来又失传。今存“外书”4篇是明代人的伪作。今本《孟子》7篇是《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尽心》，各分上、下篇，共为14卷。这本书是研究孟子思想的基本史料。《孟子》书中多处引用了墨子的观点，可作为研究墨子思想的间接材料。《孟子》书中引用道家杨朱学派的观点（见《孟子·滕文公》下），农家许行的言论（见《孟子·滕文公》上），因为杨朱、许行、告子都没有著述传世，孟子的引文就成为研究这些学派思想的珍贵史料。《孟子》的古代人注本主要有：东汉赵岐《孟子注》、南宋朱熹《孟子集注》、南宋赵顺孙《孟子集注纂疏》、清焦循《孟子正义》。今人注本主要有杨伯峻《孟子译注》。
《庄子》是战国道家主流派老庄学派的著述总集。《汉书·艺文志》著录为52篇。今本是经西晋郭象编定的，共33篇，分为“内篇”7篇，“外篇”15篇，“杂篇”11篇。一般认为“内篇”是庄周的作品，“外篇”和“杂篇”是庄周后学的作品，也有人提出相反的看法。还有人认为“内篇”与“外篇”、“杂篇”不反映作品时代的先后，而是按照内容来分的，如说“内篇明于理本，外篇语其事迹，杂篇明于理事”（唐成玄英《庄子疏序》），或说“内篇明无，外篇明有”（唐荆溪《止观辅行口诀》）。无论如何，《庄子》一书作为研究战国老庄学派的最重要的基本史料是没有问题的。应特别指出《庄子·天下》篇是我国历史上第一篇总结先秦学术思想的著作，从道家的学术观点出发，对先秦学术思想的发展过程和各学派的关系提出了看法。《天下》篇还保存了杨朱和辩者惠施等人的重要史料。《庄子》一书历代注本很多，主要有：晋郭象《庄子注》、明焦《庄子翼》、明清之际王夫之《庄子解》、清王先谦《庄子集解》、近人郭庆藩《庄子集解》等。
《管子》，托名管仲所作，实际是战国稷下学者的著作总集，还有汉初人附益的部分。各篇作者难以具体考定。这本书在战国末年已经流传很广，韩非说，当时“藏商、管之书者家有之”（《韩非子·五蠹》）。西汉刘向曾收集到《管子》书564篇，删去重复的以后定为86篇。今本有十篇有目无文，实存76篇。《管子》一书内容十分庞杂，包括法家、道家、名家不同学派的思想及天文、历数、舆地、农业和经济等知识。政治思想的史料，见于《牧民》、《形势》、《五辅》、《霸形》、《霸言》、《立政》、《权修》、《重令》、《八观》、《正视》、《治国》各篇。法治思想的史料见于《法禁》、《法法》、《任法》、《明法》、《七法》各篇。哲学思想的史料见于《宙合》、《四时》、《五行》、《内业》、《白心》、《心术》上、下，《水地》、《枢言》各篇。经济思想方面的史料见于《轻重》、《侈靡》、《度地》、《地员》各篇。《管子》一书的注本主要有：唐尹知章注《管子》（一题唐房玄龄注），清戴望《管子校正》，郭沫若、闻一多、许维《管子集校》。
《商君书》，亦称《商君》、《商子》，是战国时商鞅及其后学的著作，成书于战国末年。《汉书·艺文志》著录《商君》29篇，今存24篇，还有《刑约》1篇有目无文。有人认为“《商君书》与《管子》同，亦出传学者之手”（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或认为除《境内》篇外，“其余均非商鞅所作”（郭沫若《十批判书》，第321页）。多数学者承认，《商君书》中记有秦昭王时的历史事件，又有称秦孝公谥号的文字，证明书在传抄中有后人加入的文字，但基本为商鞅著作，是研究商鞅思想的系统史料。全书贯穿着提倡“耕战”的法家主张。《更法》、《开塞》等篇反映其“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的历史观。《定分》等篇反映其“以实定名”的认识论。《画策》等篇反映其重视“时势”、依据“必然之理”办事的思想。主要注本有：清严可均校《商君书》、近现代人朱师辙《商君书解诂》，王时润《商君书诠》，高亨《商君书注释》。
《公孙龙子》是先秦名家流传至今的唯一著作。《汉书·艺文志》著录为14篇。今本六篇，首篇《迹府》是后人辑录的公孙龙片断事迹，其余《白马论》、《指物论》、《通变论》、《坚白论》、《名实论》五篇约1900字，是公孙龙自著。“其书大旨，疾名器乖实，乃假指物以混是非，借白马而齐物我，冀时君悟而正名实。”（《四库全书总目》）主要注本：宋谢希深《公孙龙子注》，是现存最早注本。清陈澧《公孙龙子注》。近现代人王《公孙龙子悬解》，谭戒甫《公孙龙子形名发微》，陈柱《公孙龙子集解》，庞朴《公孙龙子译注》。
《荀子》，汉代称《孙卿子》。西汉刘向看到过322篇，删去重复的290篇，编定为32篇。《汉书·艺文志》著录为33篇。今本32篇，是经唐杨重新编定的。32篇中大部分为荀况所作。《大略》、《宥坐》、《子道》、《哀公》、《尧问》各篇疑为荀子后学的杂记。《天论》论述唯物主义自然观，《非相》反对迷信巫术，《正名》讨论认识论和逻辑问题，《性恶》集中阐述人性学说，《解蔽》论述认识方法，《王制》、《富国》记述社会政治思想，《礼论》探索礼的理论根据，《乐论》是音乐理论，《劝学》、《修身》论述教育思想，《论兵》提出军事理论。《非十二子》是一篇学术史著作，对先秦各学派12位代表人物它嚣、魏牟、陈仲、史、墨子、宋、慎到、田骈、惠施、邓析、子思、孟子的学术思想进行评论，认为各家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又各有不足之处。主张以“尧、舜之则”、“孔子、子弓之义”来“总方略，齐言行，壹统类”。《荀子》的主要注本有：唐杨《荀子注》，清谢墉、卢文《荀子篇释》，清王先谦《荀子集解》、近人梁启雄《荀子简释》。
《韩非子》，原名《韩子》，后人为与韩愈区别改称《韩非子》。《汉书·艺文志》著录为55篇，与今本篇数相同，大部分为韩非著作。《初见秦》、《存韩》、《难言》、《爱臣》、《主道》、《有变》、《十过》、《饰邪》几篇是否为韩非的著作，存在一些争论。容肇祖《韩非的著作考》（见《古史辨》第四册）一文对《韩非子》真伪问题提出的疑问最多。总体来看，除个别传抄文句外，《韩非子》各篇都可作为韩非思想的史料。《韩非子》的主要注本有：清王先慎《韩非子集解》，收集了清代学者校勘、训诂的研究成果。近代陈奇猷《韩非子集释》，比王先慎的《集解》内容更为详备。梁启雄《韩非子浅释》注解比较简明。
《吕氏春秋》，亦称《吕览》，战国末秦相吕不韦集合门客编著，被视为杂家的代表作。这部书是先秦时期的最后一部文献，也是先秦文献中唯一不存在真伪问题的文献。其内容丰富，史料价值很重要。全书由《八览》、《六论》、《十二纪》构成，共26卷260篇，20余万言。内容以儒、道思想为主，兼及名、法、墨、农、阴阳各家，保存着后代散失了的先秦各家思想史料。《劝学》、《大乐》保存着儒家的有关史料。《月令》（《十二纪》中各组文章的首篇）保存着阴阳家的有关资料。《贵生》、《重己》、《情欲》、《尽数》、《审分》保存着道家有关资料。《振乱》、《禁塞》、《怀宠》、《论威》、《简选》、《决胜》、《爱士》保存着兵家有关资料。《上农》、《任地》、《辨土》保存着农家有关资料。《当染》、《首时》、《尊师》、《高义》、《上德》、《去宥》保存着墨家有关资料。《应言》、《淫辞》保存着名家有关资料。主要注本有：东汉高诱《吕氏春秋注》、清毕沅《吕氏春秋新校注》、清梁玉绳《吕子校补》、近人许维《吕氏春秋集解》等。
战国诸子学派中还有纵横家一派。纵横家的著作，《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著录了12种，已经全部失传。其中《苏子》一书，有人认为即今传《鬼谷子》，实不可靠。而《汉书·艺文志·六艺略》中有《战国策》33篇。章学诚《校雠通义·内篇二》说：“《战国策》一书，当与兵书之权谋，诸子之纵横家，重复互注，乃得尽其条理。”马王堆出土帛书中有一种内容与《战国策》相似，称《战国纵横家书》。无论从内容看，或从历代人的观点看，《战国策》作为纵横家的史料是没有问题的。《战国策》由西汉刘向编定，分为东周、西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12国策。“其事继《春秋》以后，讫楚汉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间之事。”（刘向《校战国策书录》）其中详载张仪、苏秦等战国纵横家的策谋和言论。通行东汉高诱的注本。
第四节 文物资料
文物资料又叫实物资料，是人类社会历史的遗物（如工具、武器、装饰品、日用器具）和遗迹（如宫殿、住宅、宗庙、城堡、都市、坟墓）。文物资料不但反映各自时代的物质生活状况，也反映各自时代的精神生活状况。例如，宗庙、坟墓和冥器反映历史上人们的宗教鬼神观念，建筑、装饰品和生活器具的文饰形制反映历史上人们的审美观念。因此，广义地说，先秦文物资料对先秦思想史研究都有某种价值；带有刻、铸或书写的文字的先秦文物资料更是先秦思想史的直接资料。带有文字的先秦文物资料有很多类，例如：甲骨、青铜器、石器、简牍、帛书、陶器、铸币、印章封泥、符节、武器、工具等。其中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简牍、帛书四类是研究先秦思想尤为重要的资料。
甲骨文是西周及西周以前的遗物。清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甲骨文首次被认识。近90年来，经过非科学发掘时期（1899～1927年）、科学发掘时期（1928～1937年）和继续科学发掘时期（1949年至今），共出土甲骨15万片以上。目前已经释读的甲骨文字有2000左右，确认了的甲骨文字有1000多个，基本上可以通读。
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商代晚期王室占卜记事用的龟甲和兽骨占出土甲骨的绝大部分。商王常用甲骨占卜吉凶，卜毕将所问之事或所得结果刻或写于甲骨上。在甲骨文里可以看到商代国家和阶级状况的资料，可以看到商代农业、畜牧业、渔猎业、商业和交通方面的丰富资料。同样，在甲骨文中，有关商代思想文化方面的资料也很丰富。天文历法方面，有月食、日食和一些星宿的记载，也有“十三月”，“频大月”等置闰材料，有干支记日和每日不同时间阶段的时称等。在气象方面，有不少卜雨、卜风及易日、云、雷、雹、雪、、虹等记录。在医学方面有不少疾病的记录和生育的记载，并能准确地推知预产期。还可以看到商人崇拜上帝、四方风神、日、东母、西母等神灵，也崇拜岳、河、土等土祗和夔季、王亥、王桓等祖先神，还有鸟图腾的遗痕以及亲族制度的材料。这些方面是商代思想史的重要直接史料。到目前为止，著录甲骨文的专著已达百种，最为完备的、集大成的甲骨文资料汇编是《甲骨文合集》。这部资料由郭沫若主编，胡厚宣总编辑，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甲骨文合集》编辑组集体编辑，1978～1982年中华书局出版。《甲骨文合集》将甲骨文内从分为3大类21项。即：
（一）阶级和国家
1.奴隶和平民；2.奴隶主和贵族；3.官吏；4.军队、刑罚、监狱；5.战争；6.方城；7.贡纳。
（二）社会生产
8.农业；9.渔猎、畜牧；10.手工业；11.商业、交通
（三）思想文化
12.天文历法；13.气象；14.建筑；15.疾病；16.生育；17.鬼神崇拜；18.祭祀；19.吉凶梦幻；20.卜法；21.文字。
西周时代的有字甲骨，1954年首次在山西省洪洞县发现，以后又在北京昌平白浮西周墓、陕西丰镐遗址、周原遗址等处发现。属于周原遗址的陕西岐山凤雏出土最多，其中有字者289片。周原地区发现的甲骨，一般认为是灭商前后的，也有人将其划分为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穆王三个时期。按内容分，一类为与占卜有关的少量卜辞和大量记事辞；另一类为记占筮时的筮数，或可称为卦象。西周甲骨记载了不少重要史料，可作为思想史资料的有：周原甲骨文中关于祭祀的卜辞，其中列举了祭名、祭时，是反映当时的宗教意识的直接史料，周原甲骨文中用数字组成的八卦符号，对研究八卦起源和《周易》有重大意义；周原甲骨文中出现了“既魄”、“既死”等殷墟卜辞中没有的月象观念，可与《尚书》中的月象观念参照互证，了解西周文化的特点。已发表的完整的材料是陈全方《陕西岐山凤雏村西周甲骨概论》，刊于《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10辑。
有铭文的青铜器从商代中期开始出现。商代青铜器上的铭文大都只有一个字或几个字，内容大都是族徽、人名，如“戈”、“妇好”、“司母戊”、“咸、父己”等。四祀其卣铭文50字，戍嗣子鼎铭文30字，小臣犀尊有铭文27字，这几件是商代最长的铭文，都是殷末的器物。
青铜器高度发达是西周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周朝贵族大臣铸作的器物，在西周青铜器中占很大比例，也有鲁、卫、燕等诸侯国的器物。北起内蒙、辽宁，南到江西、湖南、四川，东起山东半岛，西到甘肃、宁夏都有西周青铜器出土，其中以陕西、河南出土最多。西周青铜器的发现和研究可以追溯到西汉，大量发现和著录始于北宋，近代开始对西周青铜器进行科学发掘和研究。西周墓葬中出土青铜器较多的有陕西宝鸡茹家庄西周墓，河南浚县辛村卫国墓，洛阳北窑墓，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北京昌平白孚西周墓，房山琉璃河燕国墓等。出土的窖藏铜器，以周原铜器窖藏出土最多，长安铜器窖藏、喀左铜器窖藏、四川彭县竹耳街铜器窖藏也较多。西周铜器多有长篇铭文。清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岐山的西周铜器毛公鼎铭文497字，是现存最长的铭文，许多西周青铜器铭文记载了重大历史事件，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从思想史研究来说，铭文中多有嘏词（祈求上帝、祖先保佑的词句），反映着西周人们的宗教观念和祸福观念。西周的册命金文，记述器主觐见周王，受封官职，并得到赏赐的过程，如颂鼎和膳夫山鼎，反映西周的封赏礼仪、舆服、官制，与政治思想有密切关系。有关诉讼、判决、刑罚的铭文，如鼎攸从鼎等，反映西周的法律制度和法制思想，很有价值。此外，不少西周铜器铭文记有铸器或有关事件的时间，是历法天文思想的重要史料。
东周的青铜器中，以各国诸侯和卿大夫的礼器数量为多。除东周王室外，吴、越、徐、楚、江、黄、单、邓、蔡、许、陈、宋、曾、滕、曹、薛、朱杞、纪、铸、齐、鲁、卫、虞、虢、稣、晋、赵、魏、韩、郾、代、中山等几十个国家都有青铜器流传至今。东周铜器铭文一般都很简短，也有少量长达数百字的，如秦公晋公齐侯钟、中山王鼎、壶的铭文。
商周金文著录极多，有三种最为重要：①《三代吉金文存》，罗振玉编，罗福颐助编，共20卷。集录罗氏家藏商周金文拓本4831件，是现有搜集最全的金文拓本集。按照器类和字数编列，便于检阅。②《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郭沫若编。选录了解放前发现的重要铭文，包括西周金文拓本250件，东周金文拓本261件，并附有考释（除附见之器外，全书实收324器）。分别按照王世和国别编次，第一次把“一团溻沌”的传世铜器变成具有体系的可供利用的科学资料。③《殷周金文集录》，徐中舒主编，收集了解放以来至1980年发现的铜器铭文973件。本书收入的铭文是根据拓本或影印件重新摹写的。按照以土或收藏地区编次，附有按照器形分类、按铭文字数多少排列的索引。
早在商代就用竹简木牍作书写材料。写在简牍上的书籍称为“册”、“典”，但战国以前的简牍还没有发现过。汉代以来，历史上几次发现战国简牍，如汉景帝时鲁恭王在孔子旧宅壁中发现的儒家经典，晋武帝时在汲县魏墓中发现的大量竹书，南齐高帝时在襄阳楚墓中发现的竹书《考工记》等。这些实物都已不存在。解放后在河南、湖北、湖南、四川四省的战国墓中多次发现竹简，分别属于楚国、随国、秦国的遗物。
战国楚简已在八个墓葬中发现：河南信阳长台关1号墓；湖北江陵的望山1号墓，2号墓，藤店1号墓，天星观1号墓；湖南长沙的五里牌406号墓，杨家湾61号墓，仰天湖25号墓。战国随国的竹简在湖北随州市西郊擂鼓墩附近的曾侯乙墓中发现。战国秦国的简牍在湖北云梦县睡虎地11号墓和4号墓中发现，还在四川青川郝家坪50号墓中发现。以上12个墓中，曾侯乙墓是战国早期的墓葬，其余都是战国中晚期的墓葬。
已发现的简牍的内容可分为四类：一是遣册，即随葬品簿录。如仰天1号墓和望山2号墓的竹简，均详细记载殉葬器物，可与出土实物对照。曾侯乙墓的竹简记车马兵甲等，不见于出土实物，可能为送葬所用，或车马另有葬坑尚未发现。二是占卜、祭祷记录。如望山1号墓、天星观1号墓的竹简记述墓主患病期曾曾进行占卜，并向先王、先君、上下神祗举行祝祷，列出了祖先和神祗的名称。三是书籍。长台关1号墓竹简中有佚书一种，近六百字，有“先王”、“三代”、“君子”等词，富于儒家色彩，是目前能够见到的中国最早的原本书。出土简牍书籍最多的是睡虎地11号墓，有十种书籍：①《编年纪》，记秦昭王元年（公元前306年）至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7年）间大事及一个名叫喜的人的生平；②《语书》，是秦南郡守滕颂公布的文告；③《秦律18种》；④《效律》；⑤《法律杂抄》；以上三种是秦律。⑥《法律答问》，是对秦律的解释；⑦封珍式，内容为审理案件的程序规定；⑧《为吏之道》，内容为官吏应遵守的一些守则；⑨《日书》甲种；⑩《日书》乙种；以上两种内容为时日吉凶迷信。郝家坪50号墓木牍《为田律》，是关于农田规划的法律。四是书信。睡虎地4号墓出土木牍两件，是秦始皇二十四年（公元前223年）两名从军到淮阳一带的人所写的家书，是现已发现的最早的书信原本。
简牍文字记载了丰富的内容，反映着战争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丧葬状况，占卜祈祷内俗，特别是法律制度和经济制度，对于研究思想是可贵的史料。
战国简牍资料主要有：随县擂鼓墩1号墓考古发掘队《湖北省随县曾侯乙墓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7期。谭维四、舒之梅、郭德维《随县曾侯乙墓发掘的主要收获》，载《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出版。中山大学古文字研究室楚简整理小组《一篇浸透着奴隶主思想的反面材料》，《文物》1976年第6期。湖北省博物馆《楚都纪南城的勘察与发掘》，《考古学报》1982年第2期。郭德维《江陵楚墓论述》1982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出版。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7年出版。四川省博物馆、青川县文化馆《青川县出土秦更修田律木牍》，《文物》1982年第1期。
帛（白色丝织品）作为书写材料在先秦与简牍并行。《晏子》外篇第七说：“昔吾先君桓公予管仲狐与谷，著之于帛，申之以策，通之诸侯。”依这个记载，公元前七世纪齐桓公时已用帛作书写材料了，到现在为止，已发现的先秦帛书只有楚帛书一件。1942年在长沙子弹库楚墓中盗掘出土，现为美国私人收藏。1973年发掘了这座墓葬，判明其年代在战国中晚期之间。这件帛书宽38.7厘米，长47厘米，书写楚国文字900余字，四周绘有12个神的奇异图形，图形旁各题神名。并附有一段文字。四角绘有植物枝叶图形，这件帛书可能是战国时代数术性质的佚书。
还应提到，除上述先秦文物资料外，汉墓中出土的竹牍和帛书有许多汉代人抄写的先秦文献，同样是先秦思想史的珍贵文物资料。这样的发现主要有两处：①马王堆汉墓。它是西汉长沙国丞相、侯利仓及其家属的墓葬。其中发现大量帛书，经修复整理和考订，已判明的共有28种12万余字。其中的《周易》、《战国纵横家书》、《老子》甲、乙本、篆书《阴阳五行》、《春秋事语》，都是先秦思想史上有重要价值的文物资料。见于湖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文物出版社1973年出版。湖南省博物馆《马王堆汉墓研究》，何介钧、张维明《马王堆汉墓》，文物出版社1982年出版。②银雀山汉墓。这是汉武帝时期的墓葬。所出土书籍中有抄写的《孙子兵法》、《尉缭子》、《六韬》，这三种现有文献传本。出土简本与传本篇章分合不尽相同。还有抄写的《孙膑兵法》、《守法守令十三篇》、《地典篇》、《唐勒篇》等已佚的先秦文献。已发表的材料有：吴九龙、毕宝君《山东临沂西汉墓发现〈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等竹简的简报》，《文物》1974年第2期；罗福颐《临沂竹简概述》，《文物》1974年第2期。银雀山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汉墓竹简（壹）》，文物出版社1975年出版。
§§第二编 两汉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