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岸观火”之计，蕴藏着深刻的做人办事之道。“隔岸观火”有“坐山观虎斗”之意，即为先不急于取胜，“隔岸”观察“火”的动向。以确保自身的安全。等到时机成熟，再采取行动。曾国藩无论为官还是作战，都深谙此道，因而才未惹火上身，平步青云。
《三十六计》第九计“隔岸观火”曰：“阳乘序乱，阴以待逆。暴戾瓷睢，其势自毙。顺以动豫，豫顺以动。”其大意是：敌方秩序混乱，宜静待他局势恶化。敌方自相残暴，便知其势必自取灭亡。顺应敌情策划计谋，还要适应敌情的变化见机行事。
“隔岸观火”之计在处世中的体现是：“隔岸观火”是指当那些往往无中生有、搬弄是非的人，当别人发生矛盾冲突、相互争斗时，自己可采用“坐山观虎斗”、“渔翁得利”的态度。一旦两败俱伤，形势发展有利于自己时，就采取行动，轻易地达成自己的目的。
“隔岸观火”之计，蕴藏着深刻的做人办事之道，即如果你看不起对手，是去纠正他的毛病，还是静观他的表演呢？在这个问题上，曾国藩通过教训，选择了后者。为什么呢？且看：
曾国藩最熟悉官场风气，对清廷的许多问题都有自己的看法，但他不轻易表露。太平天国应如何平定，他与清廷的看法也不尽一致。对太平军北伐，清廷一直心有余悸，因此始终把“北防”作为战略重点，要湘军北上。对此，曾国藩在认识上予以疏导，指出“自古办窃号之贼，与办流贼不同。剿办流贼，法当预防以待其至，坚守以挫其锐；剿办窃号之贼，法当剪除枝叶，并捣老巢”。建都天京的太平天国正是“窃号之贼”，与石达开、捻军等“流贼”不同，如攻其必救的天京、安庆，就不会“北窜”；因为，“窃号之贼，未有不惜死力以护其根本也”。
曾国藩与胡林翼拟定四路进兵计划，并于1858年底至次年初取得了胜利，曾国藩部已进驻安庆二十余里外之高桥。多隆阿军于4月进至桐城外围，李续宾军进驻桐城之青草塥，为两路策应。
正当湘军摆开阵势，进攻桐城、安庆时，清廷因江南大营溃败，命曾国藩领军东援。曾以兵力单薄加以拒绝。4月19日，清廷以曾署两江总督，认为“为今之计，自以保卫苏常为第一要务”，仍令其驰援苏常。苏州易手后，清廷仍认为如安庆“指日可复”，可选先攻取再东援；否则，就应先保浙复苏。因为苏州为“财赋之区，且系数省咽喉，自应以急筹攻复为上策。现在贼势已直趋杭、湖，势将糜烂两省，尤为刻不可缓”。显然，在清廷看来，复苏保浙更重于攻取安庆，是战争全局的关键所在。
与之相反，曾国藩认为，以往战争经验证明必须以上游为“立脚之根本”，“自古平江南之贼，必踞上游之势，建瓴而下，乃能成功”。而攻夺安庆尤为关键一战，“目前关系淮南之全局，将来即为克复金陵之张本”。江南大营正是因未据上游而失败，如弃安庆不围而援苏常，那就既蹈其覆辙，又打乱皖北部署。同时，他又根据当时的形势，进一步分析不能东援的理由：江南大营以苏常为根本，苏常已失，这个“根本”已不存在；湘军以两湖为根本，湘军东援，就远离可恃之根本，处于无可依托的困境；更为紧迫的是，太平军在东线获胜，夺取苏常后，势必西征，争夺上游。因此，必须“竭五、六两月之力，办江楚三省之防”，以迎战西征的太平军。总之，要湘军立即大举东援，保浙复苏，在战略上是错误的。
但是，初膺重任的曾国藩不愿一开始就顶着不干，给清廷留下不驯的印象。为此，他于1859年6月11日，将大营由宿松移至皖南祁门，并奏报立即组建新军、数月后大举东援的计划。
这两次战略分歧不是偶然的。湘军集团以湖南为巢穴，以两湖为立足之根本。且看准了太平天国革命者，在政治上是“窃号之贼”，决不轻弃其“根本”；在军事上踞下游，又不能不争上游以护其“根本”的特点。故坚持全力围攻安庆。但建都北京的清廷，对此却缺乏认识，或根据太平军北伐的教训，而偏重北防；或因江浙是其主要财政收入之地，而重下游，轻上游。这就是说，清廷既不知己，又不知彼；而湘军集团则“知己知彼”，故能制定并坚持保上游，争上游，以清下游的方针。值得注意的是，曾国藩在处理分歧时，不是简单的顶着不干，而是在认识上耐心加以疏导，并照顾清廷的尊严，在部署时加以敷衍。这样，就做到既不放弃原则，又不给清廷留下桀骜不驯的印象。不久的事实证明了这一方针的正确。围攻安庆，太平军并未北进；攻下苏常后，太平军又未及时进攻浙江。在这种情况下，见识浅陋，惯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清廷，也就欣然听从曾国藩等自行办理。后来攻金陵的战略部署，清廷也就不再遥控了。
不得罪巨室，即势家大族，是为官不败的第一个方法。当官的人无不知道个中奥妙。如果在一个大城市，同驻两个各不统属的机构班子，官与官就很难相处了。如果再加上一个旗人官僚，一个汉人官僚，麻烦就更多了。过去胡林翼处处忍让旗人官文，甚至不顾他二品大人的体面，当官文的小老婆过生日时，率领所有文武一同贺寿。到了曾国荃与官文相处时就不一样了。
1868年5月16日，曾国藩被授予武英殿大学士，其后，由于筹办“剿”捻的后路军火有功，封予他云骑尉世职。在一年中数迁，曾国藩可谓荣耀之至，这也表示清政府似乎对他很重视。可是，恰恰相反，他感觉到一个阴影一直围绕着他，这就是曾国荃弹劾官文一事。
官文是旗人，在汉官密布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深得清政府的器重，授以湖广总督之职。胡林翼任湖北巡抚时，知其不可动，遂处处推美让功，以笼络官文，使得湘军在诸事上均比较顺利。胡林翼死后，官文与湘军关系维持着表面的和气，但实际上已变得十分疏远。此次，曾国荃接任湖北巡抚，与官文同城，骤然间双方的关系紧张起来。
因为湖北按察司唐际盛与曾国荃的至友黄南坡仇隙很深，于是唐际盛便怂恿官文，奏请曾国荃帮办军务，以使其离开武昌，免于督抚同城。由此，曾国荃便与官文结怨，并伺机进行报复。
曾国荃先是奏参唐际盛，接着就弹劾官文。由于曾国荃营中无文员，奏折草拟后无人商量，恰逢曾纪泽在营中，但又不知参劾官文后的政治利害，因此奏折发出后，语句多不中肯，且文句冗长，首尾不相顾。曾国藩的心腹幕僚赵烈文在日记中载道：“原折沅公亲笔，而刚（曾纪泽）所商定，并为缮写，以贪庸骄蹇，欺罔徇私，宠任家丁，贻误军政，循例纠参装头，后列各款，语多不中肯，文句亦冗沓拖长，首尾不相顾。”
曾国荃怕曾国藩知道后，阻挠其弹劾官文，因此故意背着他。外间知道曾国荃参劾官文后，不仅湖北的士绅持反对态度，就是曾国藩的门生故吏也认为此事大为不妥。曾国藩十分担忧，唯恐由此开罪了满洲贵族，于以后不利。因此，曾国藩在事先和事后均表示出忧虑之情，不太赞同此举。在1865年9月《致沅弟》的书信中。他嘱咐曾国荃说：“顺斋排行一节，亦请暂置缓图。”原因是：“此等事幸而获胜，而众人眈眈环伺，必欲寻隙一泄其忿。彼不能报复，而众人若皆思代彼报者。”总之，“弟谋为此举，则人指为恃武功，恃圣眷，恃门第，而巍巍招风之象见矣，请缓图之”。随后，曾国藩又在给曾国荃的书信中说：“顺斋一案，接余函后能否中辍？悬系之至。此等大事，人人皆疑为兄弟熟商而行，不关乎会晤与否。”再过十天，曾国藩已得知奏参官文的事已发，反复叮嘱曾国荃：“吾辈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胜人处求强则不可。”一再告诫：“福益外家若专在胜人处求强，其能强到底与否尚未可知。即使终身强横安稳，亦君子所不屑道也。”曾国荃的性格是，一旦他认定了的事就非干不可。他陈述自己为何要参劾官文的出发点是：“臣窃维端揆疆寄，乃国家之重臣，非于军务、吏治、国计民生、地方安危，确有关系，虽至愚极戆，何敢曝其所短，轻列弹章？”进而，他在奏折中具体列举了官文七条罪状。事情发生后，经反复筹思，曾国藩便“密折保官（官文），请勿深究”。可是，曾国藩此举，却引起了外间的纷言，一时间曾国藩“劾老九”之语，纷纷扬扬，使得曾国藩无言以对，只有“麻木不仁处之”，以静观时变。
军机处派出专查此案的钦差，则“字字开脱，列据各司道文武禀覆供词，以驳原参，几无一事稍有影响，连阅前后两折，直如儿戏，直足令人喷饭”。甚至有人认为曾国荃指责官文“肃党”一事不实，要求照例反坐，治曾国荃诬陷罪。
慈禧那拉氏心里清楚，此次参劾纯属湘系与满洲权贵之间的权力之争，而捻军正盛，还需要利用湘淮两军出力。因此，开去官文的湖广总督职，留大学士衔，回京后又令其掌管刑部，兼正白旗都统。实际上对官文并没有什么损害。
但令曾国藩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此后不久，一大批湘军官员被纷纷开缺回籍，如陕甘总督杨岳斌、陕西巡抚刘蓉、广东巡抚郭嵩焘、湖北巡抚曾国荃、直隶总督刘长佑。这不由得使曾国藩警醒起来，他觉得这有可能是参劾事件所引起的后果。曾国藩在给郭嵩焘的信中提到：
这不能不使曾国藩为自己的末路忧心，而且他日益感到朝廷对自己的冷淡和疏远。对为宦不得罪巨室更有了一层深切的体验：“去年年终考察，吾密劾者皆未动，知圣眷已差，惧不能始终，奈何？”
9月13日，曾国藩奉到上谕：“着调补直隶总督，两江总督着马新贻调补。”曾国藩深知，由两江调往直隶，这并非是对自己重用，而身在直隶，上下瞩目，只恐难以任久。可及早辞谢，又难于为陈请开缺的措辞。
曾国藩前后的明显变化，表明他更知“隔岸观火”之计是避免大小麻烦的一种良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