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泛地理解“打草惊蛇”之计，即一个人可以不顾个人安危，勇于出面，重拳出击。在曾国藩身上则表现为他对贪吏的愤怒出击。的确，曾国藩“打”住了、“惊”住了这些人，因为他们被曾国藩的魄力震住了。
面对清朝的腐败，曾国藩看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也感到了问题的日益严重性，所以他在咸丰皇帝上台之初，连上奏折，希图劝说皇上采取措施，革除弊政，挽回颓风，从政治上来一番整顿。然而，奏折递上，并未发生什么实际效果，相反，满清政局越来越向着风雨飘摇的轨道迈进。太平军自1851年1月金田起义后，有如熊熊烈火，正在向东南各地蔓燃。清军前往镇压，结果都节节败退。
面对东南数省烽烟纷起的形势，曾国藩担心清政权根本无法对付这场阶级的大搏斗。更为可虑的是：当权集团中的绝大多数人对时势或是茫然无知，或是根本不当作一回事，仍然花天酒地，无所事事。曾国藩怀着焦虑的心情写信给友人说：
内度身世，郎署浮沈，既茫乎未有畔岸；外观乡里，饥溺满眼，又汲汲乎有生涯日蹙之势。进不能以自效，退不能以自存，则吾子之迫切而思以吁于九阍者，实仁人君子之至不得已也。
为了提醒清廷及时采取有力措施，尽快扑灭农民起义的烈火，他于1851年4月上疏皇帝，提出裁兵、节饷，加强训练军队建设的建议，试图首先从军队入手，打开一个新的局面。他以自己的“血诚”揭露清朝军队的腐败状况及提出了一些改革措施。
然而，此次上奏又如石沉大海，不见回音，咸丰皇帝并未采纳曾国藩的意见。相反，在军事上，失败的消息从广西等前线不断传来。曾国藩甚感局势愈来愈严重，而自己的建议又屡不被采纳，真是“书生之血诚，徒以供胥吏唾弃之具，每念及兹，可为愤懑”。
然而，这种“血诚”愈多，“愤懑”愈甚，则使曾国藩对政局的发展愈来愈关注，对朝廷的希望愈来愈迫切，愈感“受恩深重，不能不报”。于是，他壮着胆子，于1851年5月再上一疏，语词激烈，锋芒直指咸丰皇帝。此疏主要目的是为了杜绝皇上的“骄矜”之气和扭转廷臣的“唯阿之风”。关于这个问题，他在家书中说得非常明白，当今皇上虽天资聪颖，但“满廷臣工，遂不敢以片言逆耳，将来恐一念骄矜，遂至恶直好谀。”因此，他不顾个人利害得失，决心犯颜直陈。他指出此疏的目的在于：
是以趁此元年新政，即将此骄矜之机关说破，使圣心日就兢业而绝自是之萌。此余区区之本意也。现在人才不振，皆谨小而忽于大，人人皆习脂韦唯阿之风。欲以此疏稍挽风气，冀在廷皆趋于骨，而遇事不敢退缩。
他不满咸丰帝的“官样文章”，凡上奏或者“留中”不发，或者以“无庸议”了之，这对于如火如荼的形势，无异拒绝了任何“灵丹妙药”，也就只能走向死亡。曾国藩是个有作为者，他不愿与王朝共沉沦，他要振臂一呼，为王朝鼓与吹。
此疏警告咸丰皇帝：“一念自矜，则直言日觉其可憎，佞谀日觉其可亲何，流弊将靡所底止。臣之过虑，实类于此。”此疏一上，“咸丰帝览奏大怒，摔诸地，立召军机大臣，欲罪之。”幸亏祁隽藻、季昌芝为之苦苦求情，才使曾国藩免于获罪。此后，曾国藩虽不敢直言批评皇帝，但他对朝廷大政方针仍为不满，尤其是太平军斩关夺隘，所到之处，贫苦农民纷纷加入，各地会党更趋活跃的局势，使得他忧心如焚，一度发出了“补天倘无术，不如且荷锄”的感叹。
曾国藩能在一二年之内连上数折，不厌其烦，屡屡陈言，尤以为少见。曾国藩之所以能有此举动，除了他受中国古代刚直大臣遗风影响之外，更主要、更重要的问题在于他对国内政治的密切关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力维护，对清朝统治集团的血性忠诚。一句话，他的使命感和道义感致使他放胆高论，不避斧钺。
在这个意义上讲，曾国藩对于权贵高位、对于贪吏污官敢于“打草惊蛇”，实在是魄力所致！
曾国藩自然是操纵权术、兵术的行家里手，他精于“打草惊蛇”之计的作用，故随时炮制此计。
魄力乃英雄之气也。凡大成功者，必须把自己的人生使命与解决时局之弊结合起来，所谓“以天下为己任”，匡时救世。而不是仅仅局限于某一方面的成就。他们的活动，虽不是永远，但必定是有敢于将自己的思想锋芒直刺社会要害的时候。曾国藩在对鸦片战争以来至太平天国起义爆发这10余年间，清朝吏治的腐败、军队的无能而忧心忡忡的同时，敢于一再上疏“教训”刚刚登基的皇帝一事即属此举。该出手就出手，是硬汉所为，但不是乱伸拳头，乱踢脚，关键要有套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