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尸还魂”之计在于告诉人们：如果能从别人忽略的问题上下手，同样会有大收益。曾国藩做人做事即如此。他能借助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以壮大自己的力量；借助一切可以利用的形式，以实现自己的目标。
《三十六计》第十四计“借尸还魂”曰：“有用者，不可借；不能用者，求借。借不能用者而用之，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其大意是：有作为的，不求助于人；无所作为的，求助于人。利用无所作为的并顺势控制它，不是我受别人支配，而是我支配别人。
“借尸还魂”之计在处世中的体现是：要求你在处世做人时，善于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和条件，把握做人技巧，转变对你不利的因素，争取主动和有利于实现你竞争的决策目标。在现实生活中，做人的学问非常深奥，想运用好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借尸还魂”是做人三十六计中的一计，运用非常广泛，主要是借助别人看来不能用的人或物来为己所用，往往能得到神奇的效果，这正是该计的妙用。
“借尸还魂”之计在于告诉人们：如果能从别人忽略的问题上下手，同样会有大收益。曾国藩治军即如此。
曾国藩认为，绿营兵腐败无能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兵饷太低。绿营步兵月饷一两五钱，练营的守兵月饷一两，绿营马兵月饷二两。这种情况在清朝初年，勉强可以维持生活，至道光以后，米价上涨，绿营兵饷已不够维持五口之家的食用，加之绿营兵的日薄，就更无法依靠兵饷来维持生计了。《道咸宦海见闻录》记载，绿营兵“营中公费，近年益缺，各种杂出费用，无一不摊派兵饷，是以每月每兵仅得饷三钱有零，不够一人食用，别寻小本经纪或另有他项技艺，以资生计”。因此绿营兵就不得不经常出营寻求生计，便忽视了在营训练，最后导致战斗力低下。绿营军营为了聚敛财富，也常常克扣军饷或冒领军饷，导致绿营兵军心不稳。
为了刺激湘军士兵出生入死，曾国藩提出厚饷养兵稳定军心的主张。为此，他制订了湘军官兵俸饷优于绿营的制度。具体做法是：陆军营官月薪五十两，月给办公银一百五十两，凡帮办、书记、医生、工匠薪水及置办旗帜、号补各费用均包括在内。哨官月饷九两、哨长六两、什长四两八钱、亲兵护勇四两五钱、正勇四两二钱、伙勇三两三钱、长夫三两。阵亡者，恤银三十两，伤重者赏银十五两，次者赏银十两，复伤者赏银五两，成为残废另加银两。水师营官月薪水及办公银二百两，哨官十八两，舱长四两八钱，舵工四两五钱、头篙、炮手四两二钱，桨工三两九钱。马队营官月薪及办公费一百五十两，帮办月薪十六两，字识九两、正哨官十八两，副哨官十五两，什长七两八钱、马勇七两二钱，伙夫三两三钱。曾国藩为防止各军统领多设官、长夫，以冒领军饷，特在饷章中规定，凡统带千人者月支饷银不超过五千八百两，统带万人者月支饷银不超过五万八千两。
湘军的军饷是相当优厚的，湘军士卒的月饷几乎是绿营兵士月饷的三倍或三倍以上。统计各项总的收入，营官每月为二百两，分统、统领带兵三千人以上者每月为三百九十两，五千人以上定五百二十两，万人以上者六百五十两。连曾国藩本人也不得不承认“章程本过于丰厚”。湘军将领中除多隆阿“统万人，而身无珍裘，靡葛之奉，家无屋，子无衣履”以外，人人足于财。
曾国藩通过厚饷养兵的原则，收到了一些成效。湘军士兵的兵饷，除个人生活外，还可贴补家用，因此能够安心操练，提高战斗力，一改绿营兵因口粮不足，而常常离营兼做它事，荒于训练的弊病。同时，曾国藩也希望通过给予将领以丰厚的收入，来减少克扣兵饷的事情发生，达到“养廉”的目的。
曾国藩如此厚饷养兵，自然“陇亩愚民，人人乐意从军，率招募则急出效命”，没有了绿营兵征调时那种别离场面。于是，当兵——卖命——发财，成了湖南贫苦农民的第二职业。但厚饷也造成湘军日后筹饷的困难，军饷的筹措直接关系到湘军的作战以至生存发展。咸丰五年（1855年），江忠源部曾因索饷哗变。直到同治四年（1865年），还发生了湘军精锐鲍超部因欠发军饷，发生了“哗变于金口，火掠西南”的事件。由于饷银不支，还曾使湘军的一些军事计划无法付诸实施，“同治二年（1864年），湘军毛有铭部增援寿州，以无饷可领，军行稍滞。成大吉自麻城援寿州，亦以饷缺未能成行”。
由于清政府府库空虚，镇压太平天国主要靠就地筹饷。湘军筹饷范围很广，既有厘金、盐务、劝捐，又有协饷、漕折、关税，几乎遍及清王朝国计民生的各个方面。
湘军的种种筹饷方式，是在太平天国沉重打击下，伴随着清王朝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的不断加深的产物。湘军通过广泛的筹饷方式，得以维持和发展，成为太平天国最凶恶的敌人，就这一点来说，它是比较成功的。这也反映了清王朝已竭尽一切可能集结财力、物力来扑灭人民反抗的熊熊烈火。但同时它也给劳动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曾国藩自有意筹建湘军之日起，心中就明确了两点建军原则：一是要力避绿营军的诸多弊端，一改绿营军不堪一击的局面，建立一支与旧制度完全不同的新型军队。所以，革新绿营军的诸多旧制成为他建军思想的出发点之一。其次，前明戚继光所编练之“戚家军”的一切成制是为未来湘军之模范，很多练兵的方法皆由戚继光法中出。把绿营军和为曾国藩所编练之湘军的反面教材，以革新旧制树立新制；相反，而把“戚家军”成为湘军的正面教材“绿营军”中原本没有，也无法改进得来的好方法，好制度多由“戚家军”法中来，正反两个方面，共同成为编练湘军的主要思想源流。在那样一个时代，军官将领所注重的大多是军营的整体实力，如官兵的战斗力等，很少有人注意到士兵的军饷问题。而曾国藩正是抓住了其他人忽略了的次要问题，并下功夫改善士兵的生活，收到了很好的成效。这是曾国藩掌握“借”与“还”关系和作用的表现。善借，才能有大回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