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以为只有“关门捉贼”，才能治乱。为什么？
鉴于鸦片战争以来至太平大国起义爆发这十余年间，全国各地人民群众的反抗和斗争风起云涌的实情，曾国藩忧心忡忡。面对纷乱局势，他对于满清政治的腐败表示不满，从而提出大胆的批评。究其原因，他认为：
末年以来，中国从南到北，从沿海至内地，从城市到乡村，处处都呈现出动荡不安的景象。推本探源，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官吏的贪污。他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初指出：
今春以来，粤盗益复猖獗，西尽泗镇，东极平梧，二千里中，几无一尺净土。推寻本原，何尝不以有司虐用其民，鱼肉日久，激而不复反顾？差太吏之泄泄于上，而一切废置不问者非一朝夕之故矣。
其结果，也就酿成官逼民反，危及整个地主阶级的统治。
其次，世乱由于是非不明，用法不当。曾国藩认为，吏治之所以腐败，农民起义之所以不断发生，虽有诸多原因，但整个国家、整个社会缺乏公正之舆论，不能对那些贪官污吏绳之以法，不能对那些造反者严加镇压，主要是因为没有严格按照封建的道德法则予以制裁。他指出：“今日天下之变，只为混淆是非，麻木不仁，遂使志士贤人，抚膺短气，奸猾机巧逍遥自得。”他继而表白自己的心境说：
国藩入世已深，厌阅一种宽厚论说，模棱气象，养成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世界，误人家园，已非一日。偶有所触，则轮困肝胆，又与掀振一番。
对于时势的忧虑，对于人心的麻木，对于有法不用，无法可依的混乱局面，他那痛心之感、愤慨之情油然而生。
再次，世乱由于人心陷溺，麻木不仁。曾国藩认为，这个问题为政治腐败的关键所在，远比前面两个问题严重得多。他激切指出：
窃尝以为无兵不足深忧，无饷不足痛哭，独举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或仅得之，而又屈居卑下，往往抑郁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食饕退缩者，果骧首而上腾，而富贵，而名誉，而老健不死。此其可浩叹者也！
这种情形，体现在官僚士大夫身上更为明显，也更为严重。朝野上下，各级官吏办事推诿，不负责任，得过且过，不求进取。他认为这都是人心陷溺的表现。从而，他一针见血地予以指出：
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退缩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动辄请旨，不前任咎是也。琐屑者，利析锱铢，不顾大体，察及秋毫，不见舆薪是也。敷衍者，装头盖面，但计目前剜肉补疮，不问明日是也。颟顸者，外面完全，而中已溃烂，章奏粉饰，而语无归缩是也。有此四者，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
这是对当时官吏腐败实情之惟妙惟肖的真实写照。由于他看到问题的症结所在，也由于他感到问题的日益严重性，所以他在咸丰皇帝上台之初，连上奏折，希图劝说皇上采取措施，革除弊政，挽回颓风，从政治上来一番整顿。然而，奏折递上，并未发生什么实际效果，相反，满清政局越来越向着风雨飘摇的轨道迈进。
这里曾国藩提出一个问题：去关谁，去捉谁——当然是贪污之吏。
曾国藩是个以儒者自许的老翰林，胡子粗粗的，指甲长长的，腰背弯弯的，走路拖拖的，平生不会骑马，不善刀矛，走起路来，连蚂蚁也怕踩死一只，可是他在惩办“吏治”、维持地方治安的工作上，却完全是“关门捉贼”式的作风。
曾国藩指出：“今日天下之变，只为混淆是非，麻木不仁，遂使志士贤人，抚膺短气，奸猾机巧逍遥自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