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人计”用在为人处世上，即不为利益所迷惑，专注于自己要做的事。曾国藩的治心不是单纯的对心理欲求的限制，既包括心理活动，也包括行为规范。从范围上说，是治心、治身、治口浑然一体；既有表面的现象，也有发自内心的本源。
《三十六计》第三十一计“美人计”曰：“兵强者，攻其将；将智者，伐其情。将弱兵颓，其势自萎。利用御冠，顺相保也。”其大意是：对抗兵力强大的劲敌，宜制服其将帅，对足智多谋的将帅，应瓦解其斗志。敌方若将帅斗志衰退、士气消沉，就会失去战斗力。
“美人计”在处世中的体现是：做人者利用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的心理，来达到以柔克刚的目的。
“美人计”用在为人处世上，即不为利益所迷惑，专注于自己要做的事。曾国藩的治心不是单纯的对心理欲求的限制，既包括心理活动，也包括行为规范，从范围上说，是治心、治身、治口浑然一体；既有表面的现象，也有发自内心的本源，他用阴阳来比喻。忿，就是愤激、愤怒、情绪化。曾国藩称他为“阳恶”，也即表现在语言行为上出口不逊，情绪难以控制。曾国藩非常赞同清人石成金在《谨身要法》中对愤激危害性的概括。石成金说：
七情所偏，惟怒尤甚。怒如救焚，制之在忍。非徒害人忤物，抑且愤事伤生。凡居官者，逞怒于刑，则酷而冤；发怒于事，则混而乱；迁怒于人，则怨而叛。须要涵养其气质，广大其心胸。非理之触，心思明哲所容；无故之加，必虑祸机所伏。先事常思，情恕理遣。如此风恬浪静，非惟无患，且可养生。
曾国藩初入仕途，对宦海波折体会不深，而又自视过高，因而对这对那都看不惯，常有牢骚忿激之情绪。他的早期日记称为《过隙影》，在这方面自我检讨的文字很多：
我会客时有一句话说得很欠检点！由于忿恨在心里扎根太深，所以有时一触即发了！饭后谈到了过去的小事情，我大发脾气，气愤的话脱口而出，有忘记了身份和亲情的情状。虽然经过了朋友的说服规劝，我还是肆意谩骂，那时绝没有什么禁忌害怕的。树堂昨天说：“心里的劣根没有除净，时间长了必定会爆发一次，而且一爆发就会不可收拾了。”我自己积下了这次火气，仅仅自我反省了几次，其他的就只知道埋怨别人。本年立志重新做人，可是才过两天，就与我立下的志向决裂到这种程度！即使痛哭流涕、追悔不已，难道还有什么用吗？我真是像人们所说的与禽兽有什么两样呢！
带军打仗之初，这种愤激之情仍不时溢于言表。他强调愤激行为是一个人涵养不够、气量不足的原因，同时也与担当大事、督己责人有很大关系。在给他弟弟曾国荃的信中说：
大概担当天下大事靠的是精神状态，积蓄郁结的多，也就倔强之至，也就不能不表现出一些愤激行动。以后我兄弟有动气的时候，彼此要互相劝说告诫，保存倔强，去除掉愤怒激动，这就行了。
曾国藩还用林则徐“制怒”的典故来自我教育。林则徐性格急切，遇有不平事常迁怒于人，为此常常适得其反。任江苏巡抚后，林则徐痛切意识到这一弱点，也深刻体悟到担当封疆大吏，如果不能自我克制，则贻误更大。因此，进驻巡抚衙门的第一天，就亲书“制怒”二字悬挂在听事堂，一是自我监督，二是让僚属监督他。久之，人亦服其有雅量，终成一代名臣。
愤激的进一步发展就是暴躁，愤激表面上是言语伤人，情绪窒人，但暴躁就不仅伤人，还伤害自己的身体。曾国藩说，暴躁最易伤脾、伤肝，对身体最有妨碍。所以他把“暴”称为治身的“阳刚之恶”。
曾国藩进而认为，一个人常以和气悦人悦己是吉祥福分的征兆，而如果常有乖戾之气，就会招致祸端。他曾多次为自己在家守丧期间的愤怒脾气而检讨，说因此才有曾国华之死。曾国藩平生自负甚高，正当国家多事之秋，他想大干一番时，清廷却令他在家为父守丧，这使曾国藩心里很不是滋味。
在此期间，曾国藩忧心仲仲，遂导致失眠。朋友欧阳兆熊深知其病根所在，一方面为他推荐医生诊治失眠，另一方面为他开了一个治心病的药方，“歧、黄可医身病，黄、老可医心病。”欧阳兆熊借用黄、老来讽劝曾国藩，暗喻他过去的做法，未免有失偏颇。
治口就是慎言语，即不议人短处，曾国藩遵循的尤其是不背后议论人。中国有“祸从口出”这句话，曾国藩加以发挥，在给他弟弟的信中说：
天下的事变化很多，变化的道理更深不可察。人情难知，天道更难测，别处的事情不要毫无忌惮的大加议论。孔子说：“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弟的听闻本来不多，多疑则全不阙，言则更不慎。捕风捉影，扣盘扪烛，就要硬断天下之事。天下的事情果真就这样容易了断吗？
由于“口祸”招致他人忌恨，曾国藩在守丧期间进行了深刻的检讨。事实上，曾国藩经过深刻的心理反思和多年的实践，非常真切地意识到，仅凭他一人的力量是无法扭转官场这种状况的，如若继续为官，那么唯一的途径就是去学习、去适应。“吾往年在官，与官场中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榛。此次改弦易辙，稍觉相安。”此一改变，说明曾国藩在宦海沉浮中日趋精明及旷达了。
以“治心”为题解析曾国藩注重精神修养、提升品格的人有很多，如李鸿章、梁启超、蒋介石等人。蒋介石终生研究曾国藩。蒋介石一再谦恭，说自己不敢“擅改昔贤之遗集”，但由于曾国藩文集“皆经世阅历之言”，而且都是他“所欲言而未能言之者”，所以战战兢兢，编成完书，认为其治心经“不惟”统兵者之至宝，实为治心治国者之良规。愿本校同志人各一篇，则将来治军治国，均有所本矣。”当时作为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如此重视曾国藩治心成功，当然有他的目的。该书作为黄埔军校的教材，影响了现代许多政治家、军事家。据太平天国史专家罗尔纲回忆，蒋介石增补的《治心篇》在许多报刊上连载，可见影响之一斑。曾国藩曰：
治心之道，先去其毒，阳恶曰忿，阴恶曰欲；治身之道，必防其患，刚恶曰暴，柔恶早慢；治口之道，二者交惕，曰慎言语，曰节饮食。凡此数端，其药维何？礼以居敬，乐以导和。阳刚之恶，和以宜之；阴柔之恶，敬以持之；饮食之过，敬以检之；言语之过，和以敛之。敬极肃肃，和极雍雍，穆穆绵绵，斯为德容，容在于外，实根于内。动静交养，睟面盎背。
曾国藩是高手，就是能找到对策，有效地治疗心中的疾病。人有疾病，是一种痛苦，人无疾病容易忘形。曾国藩是“医师”，巧用手术刀给人看病，其处方是：
治心的方法，应先除去心的毒害，外在的毒恶是忿怒，内在的毒恶是私欲。治身的方法，一定要防备身的恶患。刚烈的恶习是暴躁，柔懦的恶习是散漫。治口的方法，有二者要交互警惕，一是谨慎说话，二是节俭饮食。大凡这数种，用什么药来医治呢？以礼来居守恭敬，以乐来导致和顺。外表刚强的恶习，用和来调适它。内里柔懦的恶习，用敬来把持它。饮食的不节制，用敬来检束它。说话多的过失，用和来收敛它。敬达到完美而表现为肃肃，和达到完美而表现出雍雍。尊敬和睦，这才是有德的容貌，雍容表现在外表，实际根源于内心。动和静交互颐养，温雅润泽就见于面，盎于背，成为有德者的仪态。
曾国藩深知一个要治得舒畅，不在于计较眼前的一得一失，而在于用一种平静的心态看得天下大事和小事，做到不伤筋动骨，不急于求成。在这里，曾国藩提倡的治心之道是“去恶”，实际上恶念往往是一个人心中摆脱不了的本性——因为他要与别人主动或被动地争夺眼前那点东西。天下大事，何者为大？天下小事，何者为小？只有靠自己的身心之欲去调控，去把握，去处理。故节制自己看来容易，实际上不亚于女人减肥，因为这个世界过于五光十色，让你身心不安。曾国藩所谓“内心浮躁，无法成大事”，是绝智之言，细品起来，是每一个成功者都有的真实心得，都说到了心坎上。足以让未成功者取得诀窍。
人世间总有各种各样变形的人、扭曲的事。你不怕不行，因为这些怪人怪事都是靠歪门邪道围追堵截你，让你气喘吁吁、狼狈不堪，甚至死去活来。曾国藩深知内心浮躁不是大人所为，而是小人的特长。因此，曾国藩从与阴险脸过招的实战中，琢磨出“别人急我要慢、别人动我要静、别人跳我要走、别人狂我要安、别人哭我要笑”的人生真经。只有这样，才能活出自己的味道来。
恶欲缠身，注定失败。明白天地开阔，才是大器之人。曾国藩认为修炼内功，须先排除恶念。此为明心大策。
人生挺立，私欲缠身，无法拒绝，故有修炼，更有出道之法。曾国藩明确表示治心之道，必须去掉两样东西，一曰阴恶之念，二曰阴恶之欲，即排除私愤私欲。
66 功名不是至宝
拒绝美名，拒绝诱惑，对一个人来说是很困难的。曾国藩以为，功名是绝大多数人抢夺的目标。人的职位越高、功名越大，越容易颐指气使、得意忘形，而此时的失败也越多。曾国藩之所以受到一个多世纪的许多伟人、名人之崇拜，成为封建时代最后一尊精神偶像，与他拒绝功名诱惑有很大关系。
“声闻之美，可恃而不可恃”，“善始者不必善终”，这也是曾国藩对功名的看法。
曾国藩宽慰、告诫弟弟说：
我们现在处于极好之时，家事有我一个人担当，你们就一心一意做个光明磊落、鬼服神钦的人。待到名声既出、信义既著，即使随便答言，也会无事不成。所以不必贪财，不必占便宜。
可见，曾国藩是把名誉和贪婪相联系的，贪婪的人，恶名加身；大度的人，清誉在外。一旦名声远扬，就可以不拘小节了。曾国藩的见识可谓高拔，甚至可以说有点狡猾，他把好名声看成人的立身之本，本应正，源要清，不可本末倒置。
曾国藩对家族的名望或声誉十分看重，为了保持这个家庭的名望和声誉，曾国藩可以说殚思竭虑，鞠躬尽瘁。
常言道，树大招风。由于家大业大势大，兄弟几人都在朝廷做大官，于是乎外面就有不少关于他们兄弟的传闻。
曾国藩就不止一次地听说过对他们兄弟恶行的指责。曾国藩听了以后，不想秘而不宣，而是一一转告各位兄弟：或者直接责备，或者委婉相劝，希望他们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因为名望所在，是非由此而分，赏罚由此而定。有一年冬天，朝廷中有一个叫金眉生的官员就被好几个人弹劾，结果家产被抄，被没收，妻子儿女半夜站在露天下，饱受风寒冰冻之苦。曾国藩说，难道这个金眉生果真万恶不赦吗？其实不过是名声不好，惩罚随之而来罢了。
所以说，人言可畏，众口铄金，积毁销骨。那些议论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兴起，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结束。众口悠悠，沸沸扬扬，防不胜防。那些有才华的人，因为那些怀疑与诽谤无根无据，虽然恼怒，但还是悍然不顾，结果诽谤一天比一天严重。那些有德行的人，因为这些诽谤无根无据而深感恐惧，于是收敛下来认真反省，并对自己今后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十分谨慎，结果诽谤不攻自破，谣言一天天平息下去。
曾国藩说：
我忝居高位，又获得了极高的虚名，时时刻刻都有被颠覆的危险。通观古今人物，像我这样名大权重的人，能够保全善终的人极为少见。因此我深深担忧在我全盛之时，不能庇护你们，到了我被颠覆之时，或许还会连累你们。所以我只有在我没事的时候，时常用危词苦语来劝戒你们，这样或许能够避免大灾大难啊！
曾国藩不停地反省自己：
孟子说：“我爱别人，别人却不亲近我，自己要反躬自省，自己的仁爱是否有不到的地方；我们以礼待别人，别人却不理睬我，自己要反躬自省，自己的礼仪是不是不周到。”我的声望越来越高，就是我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从何说起，只恐怕名望超过了实际这全部责任在于做哥哥的提倡、做表率大凡功成名就之人，名望欲高，愈是珍重这份荣誉。曾国藩过人之处在于，他对自己的名望始终抱有怀疑的态度，甚至根本就认为没有什么名望。他从自己至爱的兄弟们身上，看到了名望遮掩下的裂痕和隐患，由此及彼，别人会怎样就可想而知了。
怀着这种深沉的认识和忧郁，曾国藩把这一感触不时传送到兄弟们身上。他鼓励、劝勉他们为百姓多干实事，勿为名望二字所累；他说：“那才是我曾家门户的光荣，阿兄的幸运。”这是曾国藩拒绝诱惑的一段自白。
67 不可占人半点便宜
“美人计”对于曾国藩而言，另有新意，即反对自己占人好处（可引申为“美人”），并且不可占人半点便宜，这叫不贪。曾国藩心明眼亮之处在于不贪，会施以恩惠是他取得长久胜利、让大家齐声说好的手段。这说明曾国藩懂得：赢得别人赞赏最好的办法是恩惠术。
曾国藩的恩惠术不是一般人能学得来的，因为这是超人的智慧。明代人杨继盛在临终前给他儿子的遗嘱中写道：“宁让人，勿使人让；吾宁容人，勿使人容；吾宁吃人亏，勿使人吃吾之亏；宁受人气，勿使人受吾之气。人有恩于吾，则终身不忘；人有仇于吾，是即时丢过。”这既是箴言，也是苦药，更是一个临终老人对人性的彻悟，蕴藉着多么丰富的人生奥义。他只讲了一个“恕”字，但每一句都是宁人负我，我勿负人。
曾国藩对人性的理解比杨继盛还要黑暗。他认为，从前那些施恩于我的人都是另有所图，少则数百，多则数千，不过都是钓饵耳。将来万一我做了总督或者学政，不理他们吧，失之刻薄，理会他们吧，即使施一报十，也不能满足他们的欲望。正是出于这种理解，曾国藩在京城八年，从来不肯轻易接受他人的恩惠。他对弟弟写道：“情愿人占我的便宜，断不肯我占人的便宜。”并嘱咐他们：“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宜，不可轻取人财。切记切记。”
也许处身官场的人，没有不同意曾国藩的说法的，这固然包含着对占便宜失身失节的领会，但更多的是一种怕麻烦的心理，总是担心应接不暇，纠缠不断。曾国藩是一个精明人，当然想到了这一点。
总之，占便宜，无论哪一种形式，哪一种性质，哪一种目的，都可以一言以蔽之：便宜好占，或者难堪，或者麻烦。
1849年，曾国藩在京城的寓所只有两样东西，一是书籍，一是衣服。衣服是做官的人必不可少的，而书籍是曾国藩一生的嗜好。
就是这两样东西，曾国藩也表示，将来罢官以后，除了适合夫人穿的衣服外，其他都与兄弟五人抓阄平分。所有的书籍，则一律收藏于“利见斋”中，无论兄弟还是后辈都不得私自拿走一本。除了这两样东西，曾国藩说他绝不保留任何东西。
据曾国藩自己说因为经济紧张，他在北京做官，虽然对家庭有些接济，可是欠了一千两银子的债，回家又需要几百两的路费，“甚难措办”。
曾国藩劝诫曾国荃：身居高位，不可骄傲。但曾国荃总是听不进去，曾国藩不得不又给他写一封信：“你对我的劝戒，总是不肯虚心体验，动辄辩论一番，这最不可取。我们身居高位，万众瞩目，不可不慎。大凡总督巡抚总以为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自满自足。君子过人之处，只在虚心而已。不但我的话你要细心寻思，而且外面所有的逆耳之言，你都应该平心考究一番。所以古人认为，居上位不骄极难。”
做官的人，做大官的人，做官做久了的人，一容易骄傲，二容易奢侈，有时不一定自己想这样，而往往是别人迫使自己这样。曾国藩就遇到过这样的事。
一天，曾国藩的属下李翥汉说，他依照李希帅的样式打了一把银壶，可以炖人参，可以煮燕窝，花费了八两多的白银。曾国藩听说后深深感到愧悔。他说：“现在百姓都吃草根，官员也多属贫困；而我身居高位，骄奢如此，并且还窃取廉洁节俭的虚名，真是令人惭愧得无地自容啊！以后应当在这些方面痛下针砭的工夫！”
还有一天，魁时若将军与曾国藩谈心，说他家四代都是一品大官，而他家的妇女并没有穿戴绸缎软料。这给他很大震动，他反省自己，平日常常以“俭”字教人，而近来在饮食起居却“殊太丰厚”；自家的妇女在穿戴上也过于讲究了。他“深恐享受太过，足以折福”。
为了表示一生清廉的决心，曾国藩曾说：
在几个弟弟中，我对待温弟（曾国华）似乎过于严厉，但扪心自问，觉得还没有对不起兄弟的地方。我不是信口开河，大凡做大官的人，往往对妻子儿女特别照顾，对兄弟则失之苛薄；往往私肥自家，对亲戚同族则失之刻薄。我从三十岁以来，就一直把升官发财当成一件可耻的事情，把官囊积金留给子孙享用看作可羞或可恨的事情。所以我暗中发誓，决不靠做官发财，决不把做官得来的钱财留给后人。苍天在上，神明鉴临，我决不食言。所以，我立定此志，决不凭做官发财，决不留钱给后人。如果俸禄较多，除了供奉父母衣食所需之外，全部都用来周济贫穷的亲戚，这是我一向的愿望。
曾国藩非常注重名声，拒绝诱惑，故头脑时刻清醒，乃为智人！
曾国藩进而认为，一个人常以和气悦人悦己是吉祥福分的征兆，而如果常有乖戾之气，就会招致祸端。
曾国藩从与阴险脸过招的实战中，琢磨出“别人急我要慢、别人动我要静、别人跳我要走、别人狂我要安、别人哭我要笑”的人生真经。只有这样，才能活出自己的味道来。
曾国藩宽慰、告诫弟弟说：
占便宜，无论哪一种形式，哪一种性质，哪一种目的，都可以一言以蔽之：便宜好占，或者难堪，或者麻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