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六计》第三十二计“空城计”曰：“虚则虚之，疑中生疑；刚柔之际，奇而复奇。”其大意是：以弱对强，最宜装作未加防备；干脆以己之短惑对手，使之更加难以揣度，不敢轻易来犯。所以在敌强我弱、敌众我寡之际，以虚对实就显得更加奇妙不测。
“空城计”在处世中的体现是：做人者一种心理应用技巧，是在自己的竞争能力远远不如对方时，以大胆的计划、奇异的竞争方案，配以虚张声势的行动，使对方判断错误，往往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以此扭转竞争面临的局面，取得最佳效果，这正是“空城计”之妙用。
“空城计”多指地势术。曾国藩说：“探看地势是第一要义。”他主张审地势，要将城池要隘、平原旷野、深山穷谷、江河湖溪、大道小径，以及“敌来之路，应敌之路，埋伏之路，胜仗追击之路”，“一一探明，切勿孟浪”。
咸丰三年（1853），曾国藩初出兴办团练。太平军已经于2月初10日攻克江宁府城，改名天京，定为太平天国首都，并于4月派两支大军分别西征北伐。9月间，驻湖南衡州的曾国藩，开始着手改革军制，决心扫除绿营积弊，募练万人劲旅，作为镇压太平天国的军事资本。史学家把此称为创建湘军的正式开始。10月，曾国藩在衡州设船厂，加紧筹建湘军水师。正值这种湘军整军备战，太平军西征北伐的大背景下，曾国藩在给湖南巡抚骆秉章的信中写了这样一段话：“武汉之咽喉不通，即南北之血脉不贯；北省如此，南省势成痞症。不得不急思拯治，自是至当不易之论然细思武昌苟失，则西制荆襄之命，东固建业之根，长江三千里，遂使贼封而有之盖鄂省存，则贼虽分窜来南，长沙犹有幸存之理；鄂省亡，则贼虽不分窜来南，长沙亦无独存之势，特少延数月。唇齿利害之间，此不待智者而知也。”曾国藩从大处着眼看地势，分析了湖南和湖北唇齿相依的地理关系，认为湖北失守，长沙也不能幸免。在曾国藩看来：“古来大战争、大事业，人谋仅占十分之三，天恒居十分之七。”这“十分之七”中，地理地势是“天恒居”的重要构成部分，自然是天时地利的大势。他认识地势对军事行动影响的这种思路，同样表现在咸丰四年给皇帝奏报的《通筹防剿大局绅民设局捐办船炮折》中，他说：天下大局，西北的形势在陆地，有利于用车马；东南的形势在水路，有利于用船只。这种看地势筹大局，依地形定策略的宏观眼光和思路，古来为兵家称道。《资治通鉴》记载了这样一件战事：宋明帝泰始二年，晋安王子司马勋叛乱，各军与子勋的部将袁颉抗争于浓湖，长久没有分出胜负。龙骧将军张兴世建议：“敌兵占据上游，兵强地险，我方坚持下去尚有余力，但制服他们的力量并不充足。如果以数千奇兵，潜伏在他们的上面，根据地势险要而坚壁把守，见有利可图而行动，使他们头尾都惶惶不安，进退都怀疑有人阻击，中流既然已经梗塞，而粮食运输就很艰难。这是制服敌人的奇策！钱溪江岸最狭窄，离大军不远，下面临着盘旋的水流，船下来后必然要来岸边停泊，又有横浦可以藏船。千人守险，万夫不能通过。冲要之地，没超过这里的。”沈攸之、吴喜都赞美他的计策，于是就选七千名士卒、轻舟二百只配给张兴世，依计而行。历史没有雷同，然而有相似之处。后来，曾国藩驻军江西，面对上游武汉、下游金陵都被太平军控制的形势，也有类似的策略。但在江西七里港的座船上，给自己的澄侯、温甫、子植、季洪四位小弟写信谈了自己的考虑。他说：我治理内湖水师，就以鄱阳湖作为基地，也不过用三分之一的兵力与太平军鏖战。剿灭上游贼寇，就在九江、武穴、田家镇等处游弋，不出湖口二百里之内。有利就战，不利就退回鄱阳湖营地之内。剪除下游太平军，就在彭泽、望江、安庆等处游弋，也不出湖口二百里之内。有利就战，不利就退回鄱阳湖营地之内。这样办理，上游武汉的太平军和下游金陵的太平军，中间长江航路被我军占领梗阻一段，敌势不能贯通，足够置太平军于死命。
曾国藩筹划用兵，对地势极为关注。他主张：大局所在，只论地形的险要，君父的谕旨，有时也不敢遵从。他认为：对于地势远近、方向都全不了解，必然屡败不振。因此，常常以书信、批文训导部将：一要必须亲自探看地势，观察地形，把进退路线打探清楚。并规定看地形所带最多不超过五人，最好一人独往。二要根据地形来决定自己的行动，水师炮船力避在河道狭窄战船难以旋转之地作战；陆师力避在山区进退不易的山谷冒险进军。三要把“地势一一看明，何处最冲，可以屏蔽各路，何处次冲，仅能守一隅”。因地用兵，处处严防。可见曾国藩的“地势术”与“空城计”之间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