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间计”用于曾国藩的办事原则上，体现为注意小变又不失大处。小变为常人所忽视，但曾国藩却能反向思维，深解其用。
《三十六计》第三十三计“反间计”曰：“疑中之疑。比之自内，不自失也。”其大意是：在疑阵中再布疑阵，顺势把敌人作为内应，可以不受损失地取胜。
“反间计”之计在处世中的体现是：进攻方用“间”，而被进攻方多用“反间”，关键是看反间一方高明与否。运用得好，可使对方“偷鸡不成反蚀把米”。聪明的做人者往往在于后发制人，即利用对手的亲信为自己服务：必要时以诱惑对手、战胜对手。
“反间计”用于曾国藩的办事原则上，体现为注意小变又不失大处。小变为常人所忽视，但曾国藩却能反向思维，深解其用。
在晚清政坛上，曾国藩以明大局、识大体著称，咸丰帝在一篇上谕中对他的这一优点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曾国藩能始终把握住形势发展，立于不败之地，也颇得力于此。倘若经过深入分析，就会发现，曾国藩对“小大之变”有辩证的认识，使之清楚小节与大体、小处与大局的微妙关系，能通过运用这种关系而从中得利。
曾国藩对“小大之变”的分析有这样两个方面：
第一方面，做事应当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
古今胸怀宽广、怀抱大志的人很多，然而真正能建功立业、传世不朽的人却少之又少，这固然与天赋、时机有关，同时也同他们的努力，特别是努力的方法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多数人虽有大志，也了解大局变化趋势，但却缺乏一步步踏实肯干的精神，往往流于空想。凡事都非一蹴而就，必然要经过不断地努力和积累，由小而大、由弱而强的过程。倘若只知向大处看，而不从必须做的小事上着手，肯定无法实现目标，犯了“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的毛病。同时，如果没有全局眼光，不了解大体，即使工作再努力、辛苦，也只能收到事倍功半的效果，因为缺乏明确的目标做引导，也无法真正具备参与到时代潮流的竞技场中的资格。所以曾国藩指出：“为政者，当尽其在我者，务其远者大者。”儒家的学说为了避免上述偏差，设计了由修身而齐家，由齐家而治国，由治国而平天下的个人发展规划。这四个阶段囊括了人生各个方面，如果都能做得好，就具备了成大事、建大业的必需素质。而这四个阶段，正是由小而大的变化过程。曾国藩的人生曲线与此极为吻合，他无论修身、齐家还是治国、平定天下，都取得了别人望尘莫及的成就，而这几方面，实际又是息息相关的。
曾国藩总结出这样一句话：“天下事当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作为对“小大之变”的理解和概括。
这是咸丰九年（1859年）十月，他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的。信中说：
近年军中阅历有年，益知天下事当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陆氏（陆九渊）但称先立乎其大者，若不辅以朱子（朱熹）铢积寸累功夫，则下梢全无把握。故国藩治军，摒去一切高深神奇之说，专就粗浅纤悉处致力，虽坐是不克大有功效，然为钝拙计，则犹守约之方也。
此处曾国藩举陆九渊、朱熹“鹅湖之会”争论的焦点为例，辩证地认识“小”与“大”的关系。“鹅湖之会”，是程朱学派与陆王学派一次重要的哲学讨论会。陆九渊认为自己的学说是“易简工夫”，讥笑朱熹为“支离事业人”。陆氏认为，人的认识途径，应该是“先发明人的本心，然后使人博览”，即所谓“先立乎其大，而后天之所以与我者，不为小者所夺。夫苟本体不明，而徒致功于外索，是无源之水也”。朱熹则认为，应当先“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即通过“格物”、读书，然后达到对“理”的体认。因此陆九渊批评朱熹“教人为支离”，太过繁琐。他们二人的争论成为后来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分野，自宋至清，两派互不相下。曾国藩则以程朱为主，兼宗陆王，对两派都有所取舍。所以上面一段话中，他说陆氏称先立乎其大者，也要有日积月累从小处做起的功夫，才能达到目标。实际上对两派都有认同之处。曾国藩对“小大之变”的理解，也与此同理。
在实践上，曾国藩凡事从全局、大处考虑，但在小处的具体步骤又有条不紊，极有章法。譬如他以治国平天下为志向所在，但在日常生活中从来谨严以处，一丝不苟，他坚持早起，每日必读数页书，坚持亲自写家书、批奏稿，以勤、俭、廉自戒，从不敢违背。正是在这些小事上的认真对待，才保证了他宏大目标的实施。
在用兵治军上，他不仅亲自选拔将帅，还经常亲临指挥训练，风雨不辍。为了能打败强敌，他认为器械十分重要。对武器装备做了具体规定，规定矛杆用竹必须是“老而坚者”，“桐木必须小树圆身，大树锯开者不可用”。他发现部下邹寿璋捐办的矛杆不合格，立即下令改换。他还亲自研究炮子的打造，将原来生铁为原料，改用熟铁，结果解决了炮子“经药辄散”的问题，又使射程增加了一里多。他的这种小处着手的做法，保证了事情能按计划、有步骤地向既定目标发展，为其最后成功创造了条件。
第二方面，行小变而不失大常。在主张凡事从小处入手、由小搏大、以小损换大利的原则的同时，曾国藩非常谨慎地看到因小失大的问题。有些人为了小处利益，看不到大局利害，结果贪了小便宜，却遭受了极大损失。无论现实生活中还是政治军事等大事中，这样的例子都不胜枚数。有人总结诈骗术之所以能成功，就在于诈骗者看透了人们贪图小利的心理并加以利用，因此，要想防止这种情况发生，人们必须有大局观念，不能为小处、局部的利益所蒙蔽。曾国藩进而提出了“舍小图大”的观点。有时宁可局部、小处利益受损，也不能使全局受害。天津教案中，曾国藩忍痛下令逮捕并处死二十名中国百姓，以平息事端，正是贯彻了这一用变法则。他认识到，当时国家实力相比于列强而言，实不可同日而语，也无力与之争锋，在战争一触即发之际，大局是整个国家得以保全，小处是二十名百姓生命。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他做出了这个痛苦的选择。后来李鸿章也基本是按照这一思路处理的，使清朝政府度过了一次严重危机。
曾国藩把当时人人顾眼前局部利益而不顾大局的现象视为一大弊政。咸丰元年（1851年）他给咸丰帝上疏激切地批评了这一积习。他说：“现在人才不振，皆谨小而忽于大，人人皆习脂韦唯阿之风。”欲以此疏挽回官场颓风，希望朝廷官员“皆趋于骨鲠，而遇事不敢退缩”。
“行小变而不失大常”，是曾国藩用变的一个重要原则。这句话出自《庄子》，曾国藩咸丰八年（1858年）失意之时对此书做了精读，使他的为人有了一次彻底改变。他在读到《宙合》篇时注释道：“以为鸟起于北，意南而至于南。起于南，意北而至于北。苟大意得，不以小缺为伤。庄子谓行小变而不失大常，亦此意。”这段话中具有深刻的辩证内涵。既说如果大的目标和利益得到保证，在小处采取灵活手段甚至稍有损失都是可以的，同时又明确指出，如果大的利益、目标受到损害，小处的得失也就毫无意义了。曾国藩多次引证庄子的这一观点，在实践中也真正做到了既有灵活性，又坚持自己的原则。这是与常人不同而采取的反向思维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