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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亲爱的父亲

我的母亲叫陆英(1885年5月27日—1921年10月16日),原籍也是合肥,因为外祖父做盐务官,才搬到扬州的。

母亲陆英留下的唯一照片祖父在为我爸爸选佳偶时,知道扬州陆家的二小姐贤良能干,小小年纪在家就协助母亲料理家事,托媒人定下了这个媳妇。

当时张家在安徽合肥是有名的官宦人家,又要娶名门之女,婚礼自然非常隆重。据说,外婆花了整整一年时间置办嫁妆,东西多得吓死人。陆府从扬州雇船装载嫁妆运到合肥,婚期前雇夫用抬盒装摆好,吹吹打打好不热闹,张家所在的龙门巷外十里长亭摆满了嫁妆,全城轰动。光紫檀家具,就有好几套,不光新房里是全新的,因为张家是几进的大院子,陆家就连大堂、二堂也都陪了全套的家具。金银首饰更是不计其数,尤其是翠,因为母亲喜欢翠。嫁妆中一应俱全,扫帚、簸箕也都是成套的,每把扫帚上都挂了银链条。

当地有个习俗,喜庆日里一定要拿拿新娘子的脾气,杀杀她的威风。所以新娘子的轿子到了张家大门口时,大门紧闭,必须用红包一一打点门房。至于每个红包里有多少钱我不大清楚,反正在当时也不算是个小数。进了大门,到二堂仍有人挡驾,过了这关,到新房门口,伴娘、喜娘们的关最难过,红包的分量要格外重。婚礼中的多少繁文缛节,干干(奶妈)对我们讲时也讲不清许多,她只说坐床撒帐后,媒婆替新娘挑盖头时嘴里不停地说:“小小秤杆红溜溜,我替新人挑盖头,盖头落床,子孙满堂,盖头落地,买田置地……”盖头掀开,新娘子羞怯怯抬眼一看,所有的人都愣住了——不得了!新娘子太漂亮了,一双凤眼,眼梢有一点往上挑,光芒四射,太美了。姨祖母却心头暗想:太露了,留不住,会不长寿的。

果然,母亲21岁嫁到张家,36岁就去世了。母亲一年生一个,16年怀了14胎,留下了我们姊弟9个。还真应了“子孙满堂”这句口彩。

母亲是在生第14胎后因拔牙引起血中毒而死的,不知是不是现在人们说的败血病。病倒后,她晓得自己要死了,就把9个孩子的保姆和奶妈都叫到身边,给他们每人200块大洋,要他们保证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情。无论钱够不够用,不管自己有多苦,一定要坚持把孩子带到18岁。因为她结婚时娘家不但陪嫁的东西多,在她手里的现款也有上万。张家也很有钱,用不上,母亲去世前把余下的所有的钱都还给了娘家。母亲死时我12岁,那是1921年。

保姆们都遵从了母亲的遗愿,陪伴自己负责照顾的孩子到18岁。母亲在家里是非常有威望的,她待人接物、理财和办事能力很强。长辈夸她,同辈赞她,幼辈服她。遇事得心应手,安排得妥妥当当,我觉得她比父亲还能干。我长大后常常自鸣得意地讲:在我们四姊妹中,我的组织能力最强,这大概就是从小从母亲那里学来的。

母亲一年生一个孩子,所以家里总有三个奶妈。上有曾祖的高老姨太,我们叫她老太太;又有大大(母亲)三位孀居的婆婆及叔婆,还有我祖父在四川的徐姨奶;中有我父亲、叔叔、姑姑们;下有我们姊弟。还有管事的、教书的、门房、花匠、厨子、打杂的男女工人们。每天光吃饭就有近40人,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大家庭。母亲忠厚而多才,在她的管理下,大家庭总是平和安稳,从未有过小孩子打架骂人、佣人闹纠纷,甚至连男工、女工谈恋爱的事情都没有发生过。她对人之爱,不分主仆。我们叫母亲为大大,每个孩子叫人家的保姆为干干,管自己的保姆叫娪妈。每天早上吃早点,无论吃什么都要分给保姆一半,比如吃稀饭,总归有点心,大多是大饼油条,随小孩子喜欢留大饼或油条,有时干脆两样裹在一起再分成两半。

元和姐姐记得家中大人们常夸赞说,大大送亲戚或长辈寿礼是“桃”(寿桃一高盘)、“面”(寿面一高盘)、“烟”(皮丝烟一包)、“酒”(酒一大坛)、“茶”(上等茶叶双罐)、“腿”(火腿一条),另配两色物件,共计十样礼品,派人用抬盒抬着送去。

大大样样事做得周到妥帖,从不失礼。

在苏州寿宁弄八号,家里有四个书房,父亲一个,母亲一个,孩子们共用两个。别人家的书是放在书架上的,我们家的书到处都是,连地上都堆满了书报。父亲不光是收藏各种各样的书,还把当时所能看到的所有大报小报都配齐。家里虽然专门给我们请了一个先生教古文,但书房里的古书、新书尽我们自由翻阅。比如《红楼梦》,我很小就读了。当时还很看不起,认为白话文不如文言文深奥,我也会写。现在到了八十九岁,越看越不会写了。张家的读书风气很浓。母亲的书房门口有一个匾额,上面的字我实在记不全了,只记得有一个“芝”字,一个“兰”字。母亲还让家里所有的保姆都学认字读书,带三妹的朱干干学得最快,她每天早上替母亲梳头时,面前摆二十个我们家自制的生字块,梳好头也认完了二十个字。那时我觉得脸上最无光的事是带我的保姆认字顶笨了,家里常有人问她:“窦干干,窦大姐,你认得多少字呀?”她说:“西瓜大的字我识得一担。”我是她的小先生,真觉得丢人,气得要死,总埋怨她“笨死了,笨死了!”。

母亲教我们几姊妹唱《西厢记》的扬州歌,我还记得清清楚楚:“碧云天气正逢秋,老夫人房中问丫头,小姐绣鞋因何失,两耳珠环是谁偷,汗巾是谁丢?红娘见说纷纷泪,‘老夫人息怒听情由,那日不该带小姐还香愿,孙飞虎一见生情由……’”

还教我们唱:“杨八姐,去游春,皇帝要她做夫人。做夫人,她也肯,她要十样宝和珍。一要猪头开饭店。二要金银镶衣襟。三要三匹红绫缎,南京扯到北京城。四要珍珠穿面盆。五要金盆……六要天上星一对。七要七盏九莲灯……九要仙鹤来下礼。十要凤凰来接人。皇上一听纷纷怒,为人莫娶杨八姐,万贯家财要不成。”

母亲的这张照片是在上海拍的。辛亥革命刚过,我们全家搬到上海,当时我只有22个月大,父亲、母亲很喜欢看戏,我从三四岁开始就随他们看戏。因为是包厢,即使有时父母不去,保姆也可以带着孩子去。父亲还喜欢摄影,这在当时是很新鲜的事。他有好几架照相机。母亲很喜欢拍照,这张照片是在上海的照相馆里穿西洋装照的,究竟是哪一年照的实在是搞不清楚了,大约总是在辛亥革命三年后吧。

母亲应该能留下许多照片,但却只剩了这一张。弟弟曾在一篇文章里写过这样的一句话:“其余的照片都在二姐的哭泣声中,被人毁掉了。”

1938年深秋,那时我和有光在雾重庆有一个温暖的小家。一天早上我正要到枣子岚垭去参加曲会,有光问我:“今天还要去吗?”我说:“是呀,有什么事吗?”他支吾着:“我没什么事,你去吧。”往日我每次去,他总要说“早点回来”,今天话语有些吞吞吐吐,神色不对。我有些迟疑,但还是去了。心里不踏实,只唱了一个曲子就匆匆赶回了家。一切却是很平静的样子,照常的午休、下午茶。晚饭后,有光轻轻地走到我身边,拿给我看一封电报:“父逝,告弟妹”。是大姐打来的。

我把电报放在枕头底下,整整哭了一夜。

人一落生,世上最亲最亲的两个人,顶顶疼爱我们的爸爸、妈妈,都没有了。爸爸在世时,即使相隔再远,也总幻想有一天能全家相聚,再重温童年幸福的生活。爸爸去了,那无限美好的时光将永远只能留在梦里了。

父亲张吉友和三弟定和(1918)

1921年,父亲坐在母亲的棺木旁,久久凝视着母亲年轻美丽苍白的脸,凭人怎么劝也不让盖棺盖的情景,一遍遍在我眼前出现,如今他们又团圆了,妈妈还是那么漂亮吗?我的永远不老的爸爸、妈妈……

我的曾祖父张树声清同治年间曾在苏州任江苏巡抚,后升任两广总督等职。曾祖父生有九个儿子,祖父张云端是长子,曾任过四川川东道台。祖父膝下无子,父亲是从五房抱过来的。父亲四个月时正好祖父要上任,就带上父亲和奶妈乘船同去。船日夜行驶在惊涛骇浪中,巨大的声响伤害了小婴儿的耳膜,父亲从此终生听力不好。

祖父死在任上,父亲回到安徽合肥张家老宅。

当时合肥有五大家族:周、李、刘、蒯、张,张家敬陪末坐,也算得是望族。合肥西乡的田大多是张家的,东乡的田大都是李(即李鸿章)家的。刘家后来到上海办金融,很开明。张家和刘、李两家都有姻亲。

当地有民谣《十杯酒》,记得其中两句:一杯酒,酒又香,合肥出了李鸿章……三杯酒……合肥又出张树声……

家里有万顷良田,每年有十万担租,是典型的大地主家庭。父亲可能是因为很早就离开了老家接受了新思想,他完全冲出了旧式家庭的藩篱,一心钻进了书堆里。这个家庭带给他的最大便利和优越条件是他可以随心所欲地买书。他痛恨赌博,从不玩任何牌,不吸任何烟,一生滴酒不沾。

父亲17岁结婚,妈妈比他大四岁。达理知书温良贤德的母亲不但担起了管理一个大家庭的重任,而且一直像大姐姐一样爱护、关心、帮助父亲。

辛亥革命后,1913年,父亲带全家搬到上海。那时我22个月,叫名(虚岁)三岁。我们住的是一个石库门的大房子,七楼七底,还有亭子间,院子很大,可以摆十几桌酒席,月租金是二百两银子。如果不是发生了一个意外事件,也许我们还会在上海住下去。

1916年,祖母去世了,丧事办得场面很大,家里每天有十几桌客人,还请了和尚念经和放焰口。忙乱中,突然有一天发现大门口有一颗炸弹,全家人都吓坏了,出丧的日子比预定提前了几天,家里怕出问题,没让我们站在孝子孝孙的队伍里,孝棚里的许多东西也是假的。好在没出什么大问题。为了避免再有意外,1917年,全家搬到苏州。

在苏州,我们度过了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父亲对书籍的热爱和对知识的渴求也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满足。当时能订到或买到的所有报纸他都要看,《申报》、《新闻报》、《苏州明报》、《吴县日报》等,以及一些比较出名的小报,如《晶报》、《金钢钻报》等。至于家里的藏书,在苏州是出了名的,据讲不是数一也是数二。家里专门有两间很大的房间,四壁都是高及天花板的书架,整整齐齐摆满了书。除了为数不少的善本和线装书外,父亲不薄古人也爱今人,现代和当代出版的书籍,各种名著和一般的文艺作品他都及时买进。尤其是“五四”以后一些最新鲜最富营养的作品,如鲁迅先生的作品和许多流派的新书名著他都一本不漏。

大姐元和曾回忆说:“父亲最喜欢书,记得小时候在上海,父亲去四马路买书,从第一家书店买的书丢在第二家书店,从第二家买的书丢在第三家书店……这样一家家下去,最后让男仆再一家家把书捡回来,住的饭店的房间中到处堆满了书。”在苏州的闹市观前街上,有两家规模较大的书店,老板、伙计都与父亲很熟悉,父亲一去他们就陪着在书架前挑选。平时书店进了新书就整捆地送到家里来,父亲买书都是记账的,逢年逢节由管家结账付钱。当时苏州的缙绅富户不少,但像父亲这样富在藏书、乐在读书的实在不多。

父亲的藏书我们可以自由翻看,他从不限制,书籍给我们的童年和青少年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快乐。但钟鸣鼎食、诗书传家的生活并没有使父亲满足,他想让更多的孩子,尤其是女孩子接触新思想,接受新生活,用知识和文化的力量,使她们摆脱旧的陈腐的道德观念的束缚,成为身心健康的对社会有用的人。父亲开始办了一个幼儿园,他的初衷是想完成一个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的系列规划,但因力所不及的种种原因,真正办成并坚持了17年的只有乐益女中。为乐益,父亲倾注了全部的精力和财产。余心正先生在《启蒙先贤张冀牖》一文中曾经写到:

自古以来,教育成家,在质不在量,更不在规模之大小,学生程度之高低。张老先生仰慕“乐土吴中,开化早,文明隆”,辛亥革命后举家来苏,筑小小园林,从办幼儿园、小学开始,再办平林男中、乐益女中。接着两次办起高中部,皆因时局变迁,当局掣肘而匆匆下马。他原想学马相伯老人办一个“苏州复旦”的心愿,亦因世事茫茫,终成虚话。

……

然而,学校之尊严,维护不易。老先生捐出祖产巨资,让出宅园二十余亩,建校舍四十余间,应有的教学设备,无不具备。他有十个子女,如按三千大洋培养一个留学生计,有三万元亦能全部出国留学了,但他连这笔钱也省下来,用于学校。为的什么?为的坚决不拿别人一文钱,无论是当局的津贴、教会的赞助、好心人的募捐,一概谢绝;惟如此,方始做得我行我素,独立自主。可是,他又决非一钱如命,迥异于一般私立学校之以“创收”为目的,每年拨出十分之一的名额,招收免费生,以便贫家女儿入学。比例之高,江浙一带罕见。老先生对莘莘学子如此厚爱,对诸亲好友却悭吝异常,凡有告贷,均以“闭门羹”却之。

父亲对我们四个女孩子尤其钟爱,他为我们起的名字不沾俗艳的花草气:元和、允和、兆和、充和。后来有人在文章中说,张家女孩子的名字都带两条腿,暗寓长大以后都要离开家。我想,父亲从小给了我们最大限度的自由发展个性、爱好的机会,让我们受到了尽可能好的、全面的教育,一定是希望我们不同于那个时代一般的被禁锢在家里的女子,希望我们能迈开健康有力的双腿,走向社会。

父亲在家里从不摆架子耍威风,甚至对佣人也没有训斥过,只有一次门房杨三赌钱,父亲敲了他的“栗子”(用指头敲脑门儿),因为父亲最最恨赌钱。我们四姊妹中,大姐元和文静端庄,是典型的大家闺秀;三妹兆和忠厚老实、聪明胆小,但有时也非常顽皮,因为是家里的第三个女孩子,没有人娇惯她,她也习惯了在做了错事后挨罚时老老实实的,不哭也不求饶,处罚决定都是母亲作出的,大多是罚坐板凳或关在房间里不让出来;四妹充和聪慧乖觉,规规矩矩,加上从小过继给了二祖母当孙女,很少和我们在一起,印象中她从不“惹事生非”。我是家里男女孩子加起来的头号顽皮大王,从小体弱多病,仗着父母的疼爱“无法无天”,有时还欺负好脾气的父亲。父亲年纪轻轻就有些秃顶,没有几根头发却很欢喜篦头,一有空就靠在沙发上说“小二毛,来篦头”。我站在沙发后面很不情愿地篦,篦着篦着他就睡着了。我拿梳子在他脑袋上边戳边说:“烦死了,烦死了,老要篦头。”他只好睁开眼睛躲着梳子,“哎,哎,哎,做什么,做什么戳我”。我顺势扔了梳子,父亲并不真生气,自己把头发理好找话逗我开心:“小二毛,正在看什么书?”

父亲在这种时候常给我讲故事,他讲的故事不但有趣味还有文采,让人一辈子也忘不了。比如近八十年前讲的一则成都诗婢家的小故事:那个注四书五经的郑玄(郑康成),家里尽为诗婢、书婢。有一天一个丫头跪在院中,另一丫头看见问:“胡为乎泥中(为什么滚一身泥巴)?”跪着的丫头答道:“薄言往愬(也曾向他去倾诉),逢彼之怒(他反而向我大发怒)。”家中、丫环玩笑时皆用《诗经》中语、可见文采通过细微言行所倡导的家风是什么了。这样的小故事还有几则,我给孙女庆庆讲过,可惜这一代人都太忙,不一定记得住也不一定感兴趣。重孙小安迪五岁正是可以听这样的故事的年龄,可他在加拿大,不可能有人给他讲,每次回来的时间太短,玩还不够呢。

我是急性子,说话快,走路快,做什么事都快。我看书一目十行,父亲更快,一目十二行。我做过试验,和父亲同看书,我还有几行没看完他已经翻页了。父亲爱看书不但影响了我们,连家里的佣人、保姆做的时间长了都染上了书卷气。他们从识字开始,到看书甚至评论故事情节和书中人物。我还能记起他们常说的有《再生缘》和《天雨花》。

父亲从小喜爱昆曲,年青时就对曲谱版本进行研究。我十一岁左右,1921年前,昆曲传习所尚未成立,爸爸就带我们到全浙会馆(苏州养由巷)看昆曲。全是曲友演戏。有教育局长潘震霄的戏,其他的戏全不记得了。我爸爸带去的曲谱好多好多,比我们的个子还高。他要我们看戏时对照看剧本。我们只顾看戏,怎么也对不上台词,看戏又看剧本我们认为是苦差事。父亲请了专门的老师在他的书房里教我们姐妹识谱拍曲,让我们看书看戏。我淘气得要命,只看戏不看书。大姐顶规矩,认认真真学,后来又参加曲社,拜名师,习身段,生旦两角都擅长,以至终身姻缘、爱好、事业都因昆曲而起。父亲的爱好多种多样,尤其对新出现的东西,从不放过。当时照相机是极新鲜的东西,我们家里有近20台,小孩子可以随便玩,我们几姊妹都没有兴趣,五弟寰和喜欢摆弄,父亲和蔡元培先生的这张照片就是他照的。留声机家里有大大小小十几台,各种唱片不计其数,架子上放不下就放在地板上,有些受潮都翘起来了。百代公司出品的家庭小型电影放映机一问世,父亲就买了一台,这在当时是再“新潮”不过的事了。

我们在苏州的家里,爸爸和大大各有一间书房,中间隔着一个芭蕉院。有时可以看到他们隔窗说话,那永不落叶的芭蕉像一条绿色的绸带连着爸爸大大的心,书房平时没有人去,我曾偷偷钻到母亲的书房看过,记得最清楚的是母亲的书桌上有一个铜镇尺,上面刻着七个字“愿作鸳鸯不羡仙”,这一定是爸爸妈妈的共同心愿。

距父亲去世整整60年了,父亲的言谈举止在我心里依然那么鲜明、亲切、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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