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尔斯·B。斯特罗齐尔 丹尼尔·奥弗
大多数学科都有过伟大的发端：“经典”作品问世，研究更加深入，向未知的领域挺进，而这些领域此前可能只是被人偶然瞥到，并不曾充分探索。举例来说，弗洛伊德总喜欢说，很久以来，诗人本能地懂得他的学说，他本人不过是用科学语言把它们表述出来，使凡夫俗子也能明白罢了。英雄主义时期创作的著作在当时是光辉灿烂的，只是后来才有些黯淡下来。所以，对18世纪的第一本英文小说更感兴趣的，是文学教授而不是普通读者，马克斯·韦伯也才会要求当代研修社会学的学生要有耐心和决心。这条普遍规则有些可爱的例外，比如柏拉图的著作无疑比现代哲学家的著作更好读，不过，上述普遍法则依然成立。此外，在经典诞生时期，随着新研究的开展，通常会产生对方法的执著。这就好比汪洋大海中的一座小岛，线条简单的地图不可能把某一枚珠宝的存在标记出来；在某种意义上，就连岛屿本身也必须在全新绘制的世界地图上被小心地标记。
普遍的观点认为，弗洛伊德和他的小圈子之所以把重点过多地放在对广泛的历史、艺术、文学、宗教和文化的理解上，是因为他们早期没有足够的病人，不能让他们以一定的科学精神来探讨精神分析问题。他们真正感兴趣的是精神分析学的临床和理论问题，心理史学和心理文学不过是替代品。但这种观点有失偏颇，它贬低了早期弗洛伊德学派在探讨隐含动机和一切更深的人性方面作出的深刻努力。诊察室在某些特殊方面是很重要的（它是实验室），但它得出的资料缺乏广泛的理论价值，除非它也适用于最广义的文化。早期弗洛伊德学派的心理史学不是琐碎的：它是一切问题的根本所在。
弗洛伊德在受到孤立的10年中取得了显赫的成绩，还有他与威尔海姆·弗里斯（Wilhelm Fliess）分道扬镳，这些都成了刻意酝酿的1902年运动的组成部分。这一年，弗洛伊德第一次约请几位受自己著作影响的同事，每个星期三晚上去他家里开会。前4年，他们的会谈没有留下记录。不过，从1906年起，奥托·兰克（Otto Rank）用笔记忠实而详尽地记录了讨论的内容，这份笔记一直有规律地持续到1911年，之后断断续续地记到1933年（1918年后没有了科学讨论的记录）。可喜的是，兰克的笔记资料被保罗·费登（Paul Federn）保存下来，没有落入纳粹之手。后来，赫尔曼·南伯格（Herman Nunberg）与保罗·费德的儿子恩斯特（Ernst）重新誊写、翻译、编辑并出版了4卷本的笔记。因此，这些“维也纳精神分析协会会议记录”（Minutes of Vienna Psychoanalytic Society）为我们提供了考察第一个应用精神分析学团体的独特窗口。
他们的讨论旁征博引，经常十分热烈。1907年12月4日，伊西多·萨杰（Isidor Sadger）提出了几条思路，对康拉德·费尔南多·迈耶（Konrad Ferdinand Meyer）进行精神分析。马克斯·格拉夫（Max Graf）引导讨论，他认为迈耶是一位无足轻重的诗人，三言两语就把迈耶打发掉，他还说萨杰用以“支持其观点的假说和论据是马虎大意的”。威尔海姆·斯泰克尔（Wilhelm Stekel）给萨杰的论文扣了一顶“肤浅心理学”的帽子，表示担心萨杰的文章“有损我们的事业”；根据斯泰克尔的观点，萨杰的陈述纯粹是“胡说八道”，流于粗鄙下作：“诗人与母亲的关系应该只提一次，而且要很谨慎，不该唐突地一再强调。”奥托·兰克想在萨杰的论述中找到一些弥补不足的优点，但很快就被保罗·费德的声音压了下去。保罗很生气，萨杰没有讨论迈耶的性发育：“萨杰只字不提诗人的性发育。”费德发表了他的看法，因为我们不知道真相，所以写不出他的病史。迈耶一定有过不同寻常的性体验。一个神经过敏的人（即萨杰）从迈耶的作品中看出他与妹妹存在乱伦关系。迈耶可能喜欢手淫，为此在他母亲面前感到羞耻。
弗里茨·威特尔（Fritz Wittels）觉得场面有点失控，他对“斯泰克尔和费德两个人掺杂私人情感的愤怒发作”表示气恼。弗洛伊德也劝大家心平气和一点，但他接下来却表达自己的意见，说“萨杰的研究没有说明任何问题”。接着，弗洛伊德给出了他本人对诗人迈耶的人格及形成，以及迈耶诗歌意义的简要概括。萨杰遭到众人批评，他说了最后一段话。他说，他原本希望听到的不仅仅是咒骂和侮辱。他还说，他没有从这些批评中领悟什么。“从诗人的著作中准确地推断出他的真实体验是不可能的，没有什么可以把实情与幻想分开；我们不知道哪些是真相，哪些是诗人的想象。”
过了不到一年，1908年10月14日，这回轮到斯泰克尔遭受叱责了。他发言的内容是弗朗兹·格里尔帕策（Franz Grillparzer）的戏剧《幻梦人生》（Der Traum，ein Leben）。我们从兰克的笔记中得知，斯泰克尔似乎把这出戏看做洞悉格里尔帕策这个人的资料，认为他承受着精神痛苦，患有神经官能症。斯泰克尔最后总结说，格里尔帕策是一位强迫性神经官能症患者。用这个团体的标准来看，讨论刚开始是很温和的。费德在斯泰克尔的发言中看到了“斯泰克尔这个人，看到了他的缺点和优点。斯泰克尔向来缺乏批评性的判断，他把所有的东西都胡乱堆砌在一起，在细节上是完全武断的”。然而，赖特勒（Reitler）喜欢斯泰克尔的发言，他提到了发言内容的几个有趣的要点。赖特勒的意见得到了威特尔、斯坦纳（Steiner）、里（Rie）、萨杰和兰克的响应。
这时弗洛伊德开口了。他不但不同意斯泰克尔的诊断，还认为，“丝毫没有证据表明，格里尔帕策是个神经官能症强迫症患者。”此外，弗洛伊德觉得斯泰克尔“错误地理解”了格里尔帕策的性问题，他的研究方法也太“激进”，没有章法，不加区别。弗洛伊德的批评似乎影响了其他评论者：阿尔伯特·约阿希姆（Albert Joachim）、阿道夫·多伊奇（Adolph Deutsch）、爱德华·希施曼（Edward Hitschmann）和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lder）等——除了多伊奇，他们都不客气地表示，自己很不喜欢这篇论文。约阿希姆对斯泰克尔的方法提出质疑，理由是“艺术家的创作与神经官能症患者的创作只是部分相像”。希施曼用挖苦的口吻批评了斯泰克尔的论点。格里尔帕策成年以后自觉受到爱的束缚，原因是他童年时没有得到过母爱，对此希施曼很不解：为什么“许多男人也没有得到过母爱，却没有变成阳痿”？阿德勒最后指责斯泰克尔把格里尔帕策剧作中的单个要素想当然地罗列在一起，他的分析完全错了，由此结束了大家对斯泰克尔的攻击。斯泰克尔在“最后申辩”时，只对“教授”表示感谢，他指出自己的论文完成了它的使命，因为它引出了弗洛伊德的回答。
这种对弗洛伊德超乎寻常的敬重和团体成员之间不留情面的争论表明，与会者之间的交接丝毫不逊色于他们所探讨的问题，也是非常有趣的研究领袖问题的心理史学模型。弗洛伊德是无所不在的。小组在他家里开会，按照他的要求讨论他的观点。我们有一种感觉：大家的争论都是为了博得弗洛伊德的赞许。在讨论中，弗洛伊德肯定甲方还是乙方，会决定性地改变讨论的方向。如果不能很好地领悟弗洛伊德的观点，其结果似乎是遭到大家的一致排斥，虽然我们始终没有搞清楚小组成员更换的确切原因。当然，这样的团体是要求非常严格的：每周开会，持续地接受审察，时刻都要对弗洛伊德表示顺从。
还有那只瓮。在1908之前，小组成员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一张纸上，放在瓮里。一个人发言之后，在座的其他人必须发表评论，次序由从瓮里抽出的名字随机决定。这是弗洛伊德的主意，他想以此避免一言堂，鼓励小组成员自我克制。然而，这只瓮在教学法上的意义是，“教授”在用巧妙的方式每周给自己的学生/追随者打分，具体考察他们对自己理论的理解程度。难怪小组成员提到了这只瓮的专制。费德后来甚至报告说，小组许多成员在发言结束、讨论开始前，为了避免自己的名字被抽到，会偷偷溜出去。难怪1908年，“关于重组会议的提议”第一条就是废除这只瓮。在1908年2月5日讨论各种建议的会上，多数提议都引发了唇枪舌剑的交锋，只有第一条提议（废除那只瓮）是一致通过的。
从我们的角度，很容易看出维也纳小组内部隐含的紧张关系，就像弗洛伊德的传记著作中常常写到的，它揭开了弗洛伊德专横地把自己的个性强加给小组，迫使大家遵从自己观点的真相。早期精神分析团体的这一面具有类似于宗教、至少是意识形态运动的性质。激烈的分歧是允许、甚至得到鼓励的，真正的异议则必然意味着与弗洛伊德彻底决裂。此外，团体有一位当仁不让的、强有力的领袖，他操纵自己的追随者，迫使他们臣服。追随者在心理上接受了这个程序，因为他们把弗洛伊德本人和激动人心的精神分析学新理念理想化了。后来，弗洛伊德本人在描述这种关系时说，追随者渐渐地把弗洛伊德当成了大家共同的理想自我（ego ideal），在这个意义上，他们调和了各不相同、相互冲撞的人格，形成一个小组，这个小组由于弗洛伊德的领导而具有了心理学意义上的凝聚力（coherence）。
然而，要记住的是，弗洛伊德在小组里是具有独到观点的。还有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外界对精神分析理论极尽嘲讽。也许为了推动事物向前发展，保持大家对相关主题的研究和讨论不跑题，小组需要有一定的强制执行的连贯性。对于弗洛伊德领袖角色的专制，小组成员也并非毫无察觉。他们抗拒那只瓮。会议在1908年甚至搬出了弗洛伊德的家。许多发言与弗洛伊德的观点截然对立，留下大量有待探讨的问题，弗洛伊德和他的追随者都不能轻松地确定一条正统的指导路线。举例来说，斯泰克尔在头几年一贯喜欢特立独行，令人耳目一新。小组在继续发展，不管它还有什么别的活动，都极大地培养了小组成员的创造力。
一个例子是1908年11月25日的会议。发言人是奥托·兰克，他简略说明了自己对英雄诞生的神话故事的看法。他后来根据这项重要的研究写了一本专著，深入探讨了各国开天辟地的神话之间奇特的相似性，和英雄诞生及其童年生活的一再重复的要素，即英雄出身贵族，早年遭到遗弃，通常是被丢到水里，后来被人搭救，在卑贱的环境下由慈爱的养父母抚养长大，后来他摆脱了无名小卒的身份，赢得声名和荣耀。兰克指出，神话故事里的这些常见主题与童年幻想的普遍性有关。在散漫的讨论之后，弗洛伊德提出几条相当精辟的洞见，受到它们的启发，他后来至少写了两部著作——《图腾与禁忌》（Totem and Taboo）和《摩西与一神论》（Moses and Monotheism），它们还引出了他在20世纪20年代才正式形成的焦虑理论。
实际上，发言内容既细致详尽又合纵连横的时候也不少。1907年5月8日，阿道夫·多伊奇讨论了不久前自杀的年轻诗人沃尔特·卡莱（Walter Calé）。多伊奇认为，卡莱具有“喜欢沉思、喜欢手淫的年轻人”和多愁善感者的“典型特征”。多伊奇在诗人的剧作《克林索尔》（Klingsor）中找到了证据，说明卡莱的“神经紧张”和忧郁之间存在关联。这出戏是卡莱17岁时写的，剧中克林索尔用阉割自己来谋求权力。多伊奇还讨论了卡莱献给妹妹的爱情诗。他指出，两人之间也许真的发生过关系，因为诗中多有愧疚和赎罪的表示。多伊奇猜想卡莱是把对母亲的爱转移到妹妹身上，这爱也许是实现了的，但他却无法摆脱它固有的矛盾。“他（卡莱）既不能跑到别的女人身边，”多伊奇最后说，“也不能在同性爱中找到救赎，于是他选择了自杀。”针对多伊奇发言的讨论是庞杂的，弗洛伊德也作了评论，他详细论述了母亲对男子成年以后的一切恋爱关系所产生的影响。弗洛伊德这条一般观点的证据来自歌德，他最后说：
这种爱的条件存在于每个人身上，一切都可以追溯到婴幼儿时期。选择爱的道路，或者说正常的精神状态，是为了避免走上别的道路，导向更加严重的恐惧症。婚姻的历史非常有趣：许多人结婚是为了惩罚自己。
一般来说，这个最早的精神分析团体对诗歌和诗人很着迷，再没有比弗洛伊德就此所作的评论更有趣的。举例来说，1909年1月13日，弗洛伊德严厉批评了与众不同的斯泰克尔，因为后者称所有的诗人都是歇斯底里患者。弗洛伊德指出，斯泰克尔误解了压抑的本质，在他看来，压抑是“一种普遍的性质，它不仅是所有神经官能症，也是其他精神现象的性质。”此外，弗洛伊德还指出，一些伟大的作家如左拉是偏执狂或者强迫性神经症，但也有许多无疑是正常人，比如席勒。弗洛伊德最后作出结论，我们对诗人的性早熟其实一无所知，因为我们对爱情和性的过早发育知道的很少。在这次讨论中，弗洛伊德引用文学作品的证据发表了对于歇斯底里、压抑和性心理发育以及正常心理的一些重要的理论观察。有时候，非临床证据可以说走了另一条路，它们在一些纯理论讨论中被作为相关资料引入。例如，1906年11月21日，菲利普·弗雷（Philipp Frey）发言的题目是“论正常人的夸大狂”。这个话题引出了马克斯·卡亨（Max Kahane）对诗人、演员、艺术家以及国家甚至宗教夸大狂的讨论，即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弗洛伊德补充说，可能带有挖苦的意思，他很早就注意到，未达到自己预期成就的学者们表现出夸大狂的倾向。“他们用夸张的自尊，”他说，“来掩饰真心的遗憾。”
文学作品是这些早期分析家最重要的非临床资料来源。不过，在现实的意义上，这个世界任由他们探讨和研究。1909年1月27日，雨果·赫勒（Hugo Heller）作了“论魔鬼的历史”的发言，它其实上是一篇论述该问题的书评。赫勒指出，对魔鬼话题的主要兴趣在于，它为检验弗洛伊德的个体心理学理论提供了一个大众心理学的战场，由此引发大家对这个问题的精神分析学讨论。接下来的观点五花八门，有的说魔鬼是“正在发展的文明所谴责的一切事物的清单”；阿德勒认为它是一道屏障，是为了强调魔鬼下流的男性气质和巫婆被严重扭曲的女性面貌，两者似乎都来自父亲和母亲（萨杰）；有的说魔鬼是更为纯洁的生殖器，是一根阴茎（威特尔）；还有的说，从魔鬼现在站在我们面前的完整形状来看，可以说，它是无意识的、被压抑的本能的化身，是人类被压抑的性成分直到最后细节（比如肛原性）的化身（弗洛伊德）。
有时候，这个小组直接探讨文化和文学人物以外的政治问题和领袖。1907年4月10日，弗里茨·威特尔提交了一篇关于塔特扬·莱昂蒂耶夫（Tatjang Leontiev）的论文，后者是一位俄国革命志士，曾图谋暗杀沙皇政府的一名高官。好坏暂且不究，威特尔的发言也许可以看做是心理日志的发端。心理日志是心理史学的一个分支，在政治学的多数分支和CIA里保持着活力。威特尔比较了莱昂蒂耶夫与众多女性刺客的异同，从《圣经》人物开始——包括雅亿（Jael）和犹滴（Judith），雅亿把一枚钉子钉入西西拉（Sissera）的太阳穴把他杀死，犹滴砍下了荷罗孚尼（Hologernes）的头——一直谈到圣女贞德（把莱昂蒂耶夫与圣女贞德作比是很奇怪的）。不过，听了威特尔的解释，理解选择这些故事的原因似乎容易了一点。威特尔认为，雅亿的钉子“是阴茎的象征”。犹滴以为荷罗孚尼要强奸自己，就用剑砍下他的头。也是类似的例子：
这么做解放了肉体，因为肉体呼唤着要实现可歌可泣的英勇业绩。在理想主义的动机下，掩盖着怎样的满足啊……她也许还是处女，因为她打算实施自己的计划时必然会流血。父亲带她去参加婚礼时，她抬头望着他说：“没错，玛拿西（Mannasseh）看起来完全不一样。”这里第一次提到了父亲的重要性。我们还可以欣然假设，所有这些暗杀故事当中，女儿对父亲萌生的最早的性的爱慕起了作用；因为这种爱总是遭到拒绝的。
讨论说明小组对政治现状的态度比威特尔的发言所暗示的更理性、更敏感。阿德勒和弗洛伊德都对威特尔没能充分评估革命志士所处的政治环境表现得很激动。阿德勒强调指出，意识形态不能从感情生活中剥离，他接着说，意识形态也不能解释一切，虽然它本身是可以分析的。弗洛伊德关心的是威特尔谴责刺客的严厉态度，他指出了这种不加掩饰的无意识动机的局限性。他说，扎实可信的分析必须对隐含的情感具有一定程度的宽容。不过，弗洛伊德评论时，还是肯定了威特尔分析的基本思路。“让这些女人拿起武器的，”他说，“是受到压制的情欲。恨的一举一动都出自性的倾向。被拒绝的爱尤其容易促发这种转变。”
两年以后，阿德勒作了一次关于马克思主义心理学的陈述，把上述笼统的问题集中了起来。现有的对阿德勒这篇论文的总结只有寥寥几行，所以很难指出它的特点。不过阿德勒似乎强调说明，利他主义具有本能的基础，它“遍及生活中数不清的关系”。利他主义作为一种反向作用，把关于意识的精神分析学与马克思主义思想联系起来。“在工人阶级当中，”阿德勒接着说，“它（很遗憾，此处指代不清）的存在是与每一种困苦潦倒相关的，是存在于阶级意识本源的结果。”弗洛伊德听到阿德勒的思路兴奋起来，他详细探讨了压抑与文明之间的张力，这番议论预示了他20年后的著作《文明及其不满》（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除此之外，讨论散漫地转向了比如费德等人的平淡无奇的思想，费德指出，马克思和弗洛伊德都为人们提出了把自己从基督教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的办法。
因此，维也纳小组的讨论是内容广泛、无拘无束的，虽然目的始终很明确——就是把弗洛伊德的思想应用于文化、艺术、文学和历史。小组成员一开始就很清楚，他们面临着具体的方法问题。他们对具体的诗人、艺术家或者历史人物展开研究，很早就用来指代其研究方法的术语是“病史”，或者像《会议记录》的编辑的说法，“从医学角度撰写的、格外关注心理异常的传记”。“病史”属于当时常见的学术造词，但它敏锐且尤为准确地抓住了维也纳小组的论断和方法的实质。比如，伊西多·萨杰头几年作过几次关于诗人的性病态和情感病态的发言，把它们作为他对更大范畴的人格遗传医学研究的组成部分。弗洛伊德像往常一样奠定了讨论的基调。在1909年将近年末时，他作了关于达·芬奇的论述，他附带地却又（对小组而言）明白地指出：“要想了解达·芬奇性格的特殊性，在承认这一点的基础上，我们当然首先要研究他的性生活。”
这种方法论观点是把临床法则扩展到文化层面。萨杰大言不惭地说，他写病史“纯粹是出于医学兴趣，不是为了揭示艺术创作的真谛。顺便说一句，即使用精神分析的解析法，也始终无法解释艺术创作的过程”。弗洛伊德小心地防备别人机械地用自己关于神经官能症的观点给文化材料分门别类，但是对于用精神分析理论来说明“病史材料”，他从来没有质疑过。在维也纳小组内部，只有一个人对小组探讨心理传记的方法提出了严肃的反对意见，他就是马克斯·格拉夫。有一次，他区分了案例史和心理描述的不同。他说：“案例史是病史，只有在资料丰富、病状存在的情况下才可能有案例史。但病史几乎不能揭示创作过程。”他指出，要想了解创作过程，“必须具备弗洛伊德本人那样的艺术敏感性”。这是一条精辟的观察，可是因为格拉夫明显地渴望讨好弗洛伊德，这条论断失去了它在方法论上的力量。
大家对应用精神分析理论的局限性还是有所察觉的。小组明白，他们正在非临床领域搜寻临床的证据。他们这么做，态度即使不算太谦恭，往往也很谨慎。谈到与一个国家的精神生活相关的压抑时，谁也不能一点不受伤害。况且，弗洛伊德认识到，在他开创的事业和我们现在所谓的社会学和人文科学之间，方法论上存在根本的差别。弗洛伊德认为，心理学最终将以生理学和化学为基础。他放弃了自己的“科学心理学研究项目”，只是因为他对大脑的机能和细胞的神经活动所知甚少，无法全面地推进这项研究。于是，他转而开始研究心理学的比喻。他毕生的努力，正如他后来故作谦逊时所说的那样，不过是兜了一个圈子。然而，历史和文学不是自然科学中更为深奥、更为基本的现实的道旁驿站。弗洛伊德明白这一点，虽然有时候他表现得刚好相反。小组可能意识到了，也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在接下来的20年里，弗洛伊德的维也纳讨论小组展开了无数次心理史学研究。弗洛伊德本人至少有5本著作是直接受讨论的启发写成的，它们分别是：《图腾与禁忌》（1913）、《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Group Psychology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Ego）（1920）、《文明及其不满》（1930）、《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1967）和《摩西与一神论》（1936）。他的追随者们的文章被集中在《意象》上发表，这本杂志创立于1912年，1927年前一直由奥托·兰克担任编辑。奥托也是小组早年的秘书。《意象》杂志的副标题是“精神分析学刊”（Zeitschrift für der Psychoanalyze auf der Geisteswissenschaften），这个标题值得引起特别思考。
《意象》的出版在1912年至1937年间从未间断。刚开始，它的重点是文学主题，经常提到宗教，偶尔会探讨历史和领袖问题。在这方面，《意象》切实反映了小组早期的立足点（《意象》的作者多是小组成员）。因此，在刊行头10年，《意象》只发表了5篇（全部文章为138篇）与本书主题直接相关的文章。如果算上关于宗教和人类学的文章，这个数字大概可以增加3倍。比如，弗洛伊德在《意象》上发表过《图腾与禁忌》的几个章节。艾丽斯·巴林特（Alice Balint）于1913年写了《家庭中的父亲角色》（Der Familienvater）投给《意象》，文章认为，大草原上的印第安人不能成功地克服俄狄浦斯情结，所以它作为一种文化陷入青春早期无法自拔。不过，《意象》大体上继续刊载正式的文章，与维也纳讨论小组更为松散而庞杂的内容形成对比。伊西多·萨杰为杂志撰写了一系列论述诗人的文章，反映了他对病史的持久兴趣。欧内斯特·琼斯（Ernest Jones）写了一篇剖析盐的心理学，分为上下两部分的文章。西奥多·赖克（Theodore Reik）分析了幽默。卢·安德烈亚斯-莎乐美（Lou Andreas-Salomé）写了探讨“女性气质”的文章。这几年的一些研究成果值得我们深入考察。
在1912年《意象》的创刊号上，卡尔·亚伯拉罕（Carl Abraham）写了一篇文章，对阿蒙霍泰普四世（Amenhotep IV）作了精神分析，文章中，他把注意力放在阿蒙霍泰普四世的宗教活动上。他认为，这些活动可以看做是这位埃及国王成功地实现了针对父亲的敌对行为。
亚伯拉罕写到，和许多朝代一样，阿蒙霍泰普的家族也是在最初的强盛之后日渐衰败的。他的祖先是建立了伟大的埃及帝国的勇士。他的父亲阿蒙霍泰普三世却是一位孱弱无能的统治者，他的英勇表现在打猎方面。而作为直系继承人的最后一位子嗣，体弱多病的阿蒙霍泰普四世则是一位梦想家，他的历史很像弗洛伊德笔下的神经官能症患者。
阿蒙霍泰普四世的母亲泰杰（Teje）在才智、精力和容貌方面均胜过他的父亲。阿蒙霍泰普三世年老体衰时，是她在执掌政权；他去世以后，她是活跃的摄政王。亚伯拉罕认为，像许多类似的案例一样，阿蒙霍泰普四世的力比多显然固着在他的母亲身上，后来，母亲由受宠的妻子纳芙蒂蒂（Nefertiti）取代。阿蒙霍泰普四世从来没有纳过妾，这与习俗相悖，虽然纳芙蒂蒂只给他生了一个女儿。在流传下来的铭文和艺术品当中，他强调一夫一妻的爱情。阿蒙霍泰普三世去世以后，泰杰开始热衷于供奉阿顿（Aton），而不是传统的高级神灵阿蒙（Amon）。阿蒙霍泰普把母亲的这个转变推进了一步，干脆用新的唯一的神阿顿取代了他父亲信奉的神。在象征意义上，父亲被抛弃了，一个更为强大的形象代替了他。阿顿是阿蒙霍泰普四世创造的和平之神灵（没有被赋予人形），伴之以和平的精神风貌和自虐的人类贡品的升华。他被认为像太阳一样，把光芒照耀在拥护国王的人们身上。阿蒙霍泰普四世把自己的名字改为依恒阿顿（Ikhnaton，意思是使阿顿满意），称自己是太阳之子，这就像神经官能症患者常常幻想自己的父亲真的是出身名门。
亚伯拉罕接着写到，阿蒙霍泰普四世统治期间唯一的敌对行动是针对他的父亲的。他迫害信奉阿蒙的牧师，把阿蒙的名字从所有的碑文上刮掉，当然也包括写有他父亲名字的碑文。泰杰去世后，阿蒙霍泰普四世没有把她安葬在父亲旁边，而是安葬在他为自己准备的墓地里。实际上，阿蒙霍泰普四世废止了父亲支持过的多数传统，甚至把首都向北迁到了古老的下埃及。
亚伯拉罕最后得出结论：阿蒙霍泰普四世信奉一神（以取代一位父亲）教，即和平的爱之神（这位父亲与他本人的个性相同），这种宗教代表了成功的升华。他独独选中阿顿是别有意味的：太阳常常代表父亲（它是唯一的，不像星星那么布满天穹，它的温暖代表爱）。阿顿与阿多尼斯（Adonis）有关，阿多尼斯也像阿蒙霍泰普四世一样年轻，早逝，爱美胜过爱战争。和神经官能症患者一样，阿蒙霍泰普四世也生活在一个梦想的世界，他对邪恶的现实视而不见，不肯接受自己必须保护帝国的事实。
两年以后，路德维希·杰基尔（Ludwig Jekels）也在《意象》上发表了一篇心理传记文章。这篇文章论述的是拿破仑一世的生命转折点。杰基尔这篇文章的内容解释了拿破仑如何从科西嘉人一变而为法国人。拿破仑小时候痛恨法国征服者，他想出各种计策推翻他们的统治。他把比自己年长的爱国者泡利（Paoli）视为理想人物。泡利在法国占领前担任科西嘉岛的摄政王。1793年拿破仑回到科西嘉，当时法国国王已经失势，法国向英国宣战。这时，泡利由于与英国的关系而名誉扫地。就在这个时候，拿破仑一反常态谴责泡利叛国，他站在了泡利的对手萨利塞蒂（Saliceti）一边。因为民众仍然拥护泡利，拿破仑就把泡利的房子烧掉，离开了科西嘉。拿破仑为什么突然变换效忠的对象，对这个问题，杰基尔给出了与传统的政治解释不同的意见。他认为，纯粹的政治分析无法解释拿破仑改变效忠对象的速度之快和态度之坚决。
从这一点来看，杰基尔认为，拿破仑的爱国主义是他与母亲、与大地本身紧密相连的结果，因为对于拿破仑，大地是一个母性角色。所以，拿破仑的理想是热爱祖国的斯巴达女性（拿破仑的母亲是科西嘉岛的爱国者）。他坚持认为，现代人用性爱来代替爱国主义是错误的。一般来说，拿破仑生命中的女人常常是母亲的替代角色，她们比他年长，多是寡妇。谣传拿破仑的母亲曾与法国执政官马尔博（Marbeuf）有染，这位执政官是拿破仑一家的朋友。在家庭和政治这两个地方，外人都是征服者。杰基尔指出，通常说来，拿破仑痛恨女人，约瑟芬是个罕见的例外。他接受了约瑟芬的不忠，但他要求别的女人忠贞纯洁。拿破仑对父亲的心理十分矛盾。他特别认同查理曼大帝，查理曼大帝也建立了新的王朝，还打算征服西班牙和意大利。[杰基尔指出，拿破仑的父亲名叫“查理·玛丽”（Charles Marie）。]父亲死后，拿破仑在家中担当起父亲的角色，开始养家糊口，虽然他是二儿子。
杰基尔最后写到，拿破仑对母亲的固着性依恋和他对父亲的矛盾心理是很明显的。矛盾心理导致他的父亲形象有两个：一个是爱，一个是恨。泡利是一个，马尔博和法国国王是另一个。1793年法国国王被处决后，拿破仑更像个法国人了。父亲当年不让拿破仑接近母亲，却跟外国人共同占有母亲，这个父亲就不复存在了；现在，俄狄浦斯情结让拿破仑拥有了他的母亲。以前，在拿破仑眼里，法国的象征是马尔博（一个对手）；现在，这个象征是他的母亲。泡利是被理想化的父亲，他保护自己的母亲（科西嘉岛），不让她被陌生人夺走。可是，在路易被杀以后，拿破仑希望这些父亲形象统统消灭，特别是泡利竟然支持英国，而英国扮演了把陌生人带到母亲身边的角色。于是，拿破仑转而反对泡利，以此效仿背叛了泡利的他的父亲，他父亲当年就曾经为法国占领者工作过。从这时起，拿破仑不再对科西嘉岛有爱国热忱，而是情不自禁地想要拥有一系列母亲角色的替代（意大利、近东），情不自禁地要打败权威。于是，杰基尔巧妙地把拿破仑个人生活中发生的一件事与法国革命期间举足轻重、规模宏大的时局变化联系起来。毋庸置疑，杰基尔文章中的这种联系是武断的、肤浅的。
又过了6年多，在1920年，《意象》才又刊登了一篇心理史学论文。文章的作者是埃米尔·洛伦茨（Emil Lorenz），文章论述了政治神话。洛伦茨感兴趣的是政治的心理学或内在动力，以及在追逐权力的过程中理性与非理性动机是如何混合交织的。
洛伦茨认为，国家的创立既是基于其公民共同的社会归属感，也是基于一种固定的、有一位领袖高高在上的等级关系。洛伦茨认为有两股力量在起作用，它们都是俄狄浦斯情结的体现：对身为领袖的父亲形象的矛盾心理和对哺育自己的“祖国母亲”的爱。为了说明这一点，洛伦茨引述了莉薇（Livy）对希腊神话故事中的布鲁图（Brutus）的描述，布鲁图意识到，神谕提到的“母亲”是指大地，于是他杀掉暴虐的统治者，取代了后者的位置，这样一来，统治者就变成了大地的儿子和丈夫。
在这里，很奇怪，洛伦茨为了阐释自己的论点，认真地研究起席勒的许多戏剧作品来。此类剧作的内容都是弑君、革命和积极斗争、争取自由。笼统地说，洛伦茨把自由斗士视为大地的儿子，儿子与暴君父亲斗争并取而代之。沃伦茨指出，自由斗士往往也是傻瓜的象征（Brutus，Tell，Don Carlos），就像童话故事里，英雄通常是一群人当中年龄最小或者最愚蠢的。洛伦茨认为，这跟孩子们假装无知的游戏有关。
洛伦茨接着又指出，所有的统治者、牧师和魔术师都是父亲的形象，大地是所有人的“母亲”，所以，大家都是兄弟姐妹。革命时代会出现母亲权势的回归。如果人们与大地的关系极为牢固，革命释放的力比多最终会转化成忠诚，或者具有其他的正面性质。但是，如果人们与大地的关系不够牢固，针对统治者/父亲的仇恨就会导向可怕的结局，比如法国革命的野蛮暴戾。洛伦茨还认为，刺客和革命者之所以怀疑一切、嫌恶女人，是由于他们对母亲过于依恋的缘故。
最后，洛伦茨把政治现实的发展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刚开始，生活俭朴的部落有几位男领袖，但女性也受到崇拜。随后产生定居文化，与大地/母亲和领袖/父亲之间的纽带是它的典型特征。最后，到了人口过多、土地可以买卖时，群众运动发生了。如此发展可以导向社会主义和新的无领袖的“女性”社会。
像洛伦茨这样对政治问题的深奥评论一段时间内没有再在《意象》上出现。接下来的几年，杂志回归到了较为熟悉和得心应手的主题，即用精神分析理论来解析具体的领袖。这样到了1921年。J。C。弗卢杰尔（J。C。Flügel）写了一篇剖析亨利八世的人格和生平的有趣论文。弗卢杰尔认为，亨利八世的婚姻问题是由三种强大而自相矛盾的欲望造成的，它们都始自俄狄浦斯情结：首先，他在恋爱时既需要又痛恨情敌；其次，他既渴望又排斥乱伦关系；第三，他要求自己的女人贞洁。亨利八世的俄狄浦斯情结尤为突出，因为他是国王的儿子，他看到父亲对美丽的妻子漠不关心；他母亲约克郡的亲戚们认为，作为统治者，她的孩子比都铎王朝的亨利七世更合法。亨利八世的感情转移到哥哥亚瑟身上，他娶了亚瑟的孀妻。亨利的父亲也曾考虑迎娶阿拉贡（Aragon）的凯瑟琳，这样一来，亨利、亨利的父亲和哥哥彼此之间都成了情敌。
亨利当上国王以后，在自我和性欲之间达到了平衡，他的自信和渴望人们的赞美都说明了这一点。可是，他性格中自私的一面在他第一次离婚后占了上风，当时他也是英国教会的领袖，他成了自己的父亲、主教和上帝。他对凯瑟琳的恐惧似乎是由衷的——她毕竟是他的妹妹，但他选了另一个妹妹当妻子（他与安妮·博林的妹妹玛丽有私情）。更何况安妮多年来不肯跟亨利发生性关系，吊足了他的胃口。他们一结婚，亨利几乎马上就厌倦她了。弗卢杰尔认为，亨利必须靠一些障碍才能保持他的兴趣，这是相当明显的俄狄浦斯式诉求。给安妮定罪的理由是亨利本人提出的：她与自己的亲哥哥乱伦（亨利曾经想乱伦），她要谋害他（亨利也曾想杀死自己的父亲和哥哥）。
他的第二任妻子简·西摩（Jane Seymour）也是一位亲戚，亨利在她哥哥家里见到了她。她可能不是处女，亨利对她的过去充耳不闻。简婚后很快死去。亨利接下来与克利夫斯的安妮（Anne of Cleves）缔结了政治婚姻，当亨利不再需要新教的联盟时，他们的婚姻走到了尽头。他的下一任妻子凯瑟琳·霍华德（Katherine Howard）因不忠被斩首，这一指控无疑是有根据的；亨利不肯正视她过去的性史，他在不得不面对真相时经历了一场个人危机。最后，因为亨利八世有着俄狄浦斯式欲望，两次丧偶的凯瑟琳·帕尔（Katherine Parr）简直成了他完美的婚配对象：她曾与简·西摩的哥哥订婚（所以也是他的“妹妹”），她名义上还是他哥哥的妻子。历史记录似乎说明，弗卢杰尔对亨利八世的猜测是可信的。
第二年，威廉·博文（William Boven）发表了研究亚历山大大帝的文章，文章回到了早期的套路，是带有较多夸张成分的猜测。博文的目的是解释亚历山大的夸大狂根源，他认为亚历山大征服亚洲，本质上是他征服父亲的补偿。
亚历山大与母亲奥林匹亚丝（Olympias）关系紧密，据说她曾参与某种色情膜拜仪式的魔术表演。谣传她跟奇怪的动物交合。她恨自己的丈夫菲利普（Philip），菲利普独断专行，又到处留情。亚历山大是前程远大的儿子，他聪明、勇敢、有才华。他积极地与父亲竞争，他是勇士，比父亲出色，为此他感到骄傲。
菲利普又娶了一位妻子。亚历山大的继承人地位受到了威胁，他和母亲奥林匹娅遭到流放。后来，亚历山大重返故土，在父亲被暗杀前重新获得父亲的恩宠。亚历山大精力充沛地执掌了政权，他首先杀了可能觊觎王位的人，接着踏上了雄心勃勃的征服之旅。
博文认为，亚历山大实际上是在替母亲向父亲复仇。他指出，亚历山大以对女性仁慈宽厚著称。另一方面，他一时冲动杀了一位赞美菲利普的老朋友（再次“杀掉父亲”）。随着夸大狂症状的加深，亚历山大自称是宙斯的儿子，这显然是对菲利普的背弃，可能也是由于奥林匹娅的膜拜行为。最后，亚历山大把自己放在与大力士赫拉克勒斯（Heracles）和哲学家狄奥尼索斯（Dionysius）齐身等列的位置，只居于宙斯一人之下。他希望母亲也在诸神中占有一席之地。而亚历山大最终战胜父亲菲利普，取得胜利，则是对亚洲的征服，他把亚洲等同于他的父亲。
也是在《意象》出版发行的这前10年，一些作者在其他刊物发表了研究领袖的精神分析文章，还有大部头的著作。这个时期，应用精神分析学著作普遍硕果累累，即维也纳小组会议关闭后，20世纪20年代末其研究结果广泛传播前。比如，俾斯麦于1863年做过一个梦，汉斯·萨克斯（Hans Sachs）写了一篇短文分析了这个梦。1913年，萨克斯在德国的“国际精神分析研讨会”上发表了这篇文章。俾斯麦在日志里写道，在梦里，他骑马走在阿尔卑斯山的一条小径上，小径越走越窄，它的两侧一边是悬崖，一边是峡谷。最后，他走投无路了，既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也不能翻身下马。俾斯麦很生气，他拔出鞭子抽打右侧的悬崖，呼唤上帝帮助自己。这时候，鞭子突然变得无比长，悬崖像拉开的窗帘一样哗啦啦向后退去，一条路赫然呈现在眼前，放眼望去，一派漫山遍野都是普鲁士军队的波希米亚景象。梦醒以后，俾斯麦立刻就想把这个梦告诉国王。
萨克斯分析道，这个梦有一层意思是手淫的幻想：左手握着鞭子，暗示一件被禁止的事情；而且，鞭子还变得无穷的长。还有一个层面的意思，他认为俾斯麦把自己比做摩西。像摩西一样，俾斯麦也想解放一个不懂感恩的民族。圣经故事里，摩西击打岩石，泉水喷涌而出，这个故事带有性的意味：摩西忤逆上帝的意愿，他找到泉水，却受到了惩罚。俾斯麦想把这个梦告诉国王，这就好比向别人吹嘘自己的性征服或者请求惩罚——不过他是受保护的，因为这个梦带有明显的政治信号。
早期的弗洛伊德学派十分迷恋拿破仑。欧内斯特·琼斯于1913在《变态心理学刊》（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上论述了路易·波拿巴的故事。琼斯指出，路易·波拿巴这个人物值得研究，因为他对哥哥拿破仑·波拿巴的倒台起了作用。拿破仑打算彻底而全面地控制荷兰，他在1806年让路易当了荷兰国王。拿破仑想实行封锁反对英国，封锁可能让荷兰付出巨大的牺牲。这时候，路易采取了独立的亲荷兰立场。后来，拿破仑把荷兰并入了大法国，但是直到拿破仑最后被推翻，兄弟二人之间长期存在着隔阂。
琼斯认为，路易平庸无能的政治举措是心理投射的结果，它反映了路易的私生活以及他与哥哥的关系。路易是拿破仑最喜欢的弟弟，拿破仑亲自教育他。路易年纪很小时就开始追随拿破仑左右。路易20岁时得过一场性病，病愈后他性格大变，此后，他就成了一个整天郁郁寡欢、牢骚满腹的疑病症患者，经常离开领袖岗位去做水疗。拿破仑对路易的态度其实是理性的、前后一致的——开始是高估，后来渐渐厌烦。可是，路易却觉得哥哥像一般的家长，忽而溺爱，忽而又对他吹毛求疵。
路易对拿破仑的同性吸引力是路易主要的内心冲突。路易的气质明显地偏于柔弱，他用勇敢的性行为来克服这一点。拿破仑让路易娶了约瑟芬的女儿。这场婚姻很失败。拿破仑宠爱路易的大儿子，谣传这个儿子是拿破仑的，路易很嫉妒。拿破仑与约瑟芬离婚时，路易也提出要离婚。琼斯认为，路易的决定说明了他与拿破仑认同的心理。拿破仑终于有了自己的儿子时，路易极其痛苦。
琼斯认为，路易的嫉妒心和有人迫害他的错觉来自他被压抑的同性欲望。在这种情况下，当初的爱变成了恨，这时他以为，他所爱的对象反过来也恨他。路易对拿破仑的感情在爱恨之间徘徊，这跟他本人的病症是吻合的，他的同性恋倾向影响了他的行为。例如，路易曾经怀疑妻子与拿破仑发生过性关系（可能没有这回事），可是，几年以后，他却又宣称，拿破仑从未背叛过约瑟芬，我们都知道事实并非如此。琼斯得出结论：路易沉湎于自己跟拿破仑的私人关系，使他不能胜任领袖岗位。
一般来说，从1912年前后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应用精神分析学著作的日渐丰富似乎体现为量的增加，在方法论或理论研究方面没有长足的进步。大致而言，当时的解析现在读来显得牵强呆板，似乎也没有引入新的视角。精神分析理论和应用精神分析类著作要由弗洛伊德来打开新局面，后来，关于领袖的心理史学和心理传记研究才能在20世纪前10年创造性的发端之后，再次向前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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