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尔斯·B。斯特罗齐尔 丹尼尔·奥弗
经过多年的酝酿，弗洛伊德本人在应用精神分析学领域勤于研究，涉及的范畴相当广泛。只有音乐没能引起他的兴趣。他有两部著作直接探讨了领袖问题：《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1921）和与威廉·布利特合著的《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心理分析》（Thomas Woodrow Wilson：A Psychological Study）（1966[1932]）。不过，广义地说，领袖问题是弗洛伊德始终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他对俄狄浦斯情结的理论分析浩繁深入，在某种意义上，它们阐述的正是家庭内部的领袖与追随者的心理过程。1910年，他研究了达·芬奇，把关注的焦点放在了这位艺术领域的领袖人物身上。《图腾和禁忌》（1913）提出，文明根源于原始社会里部落领袖的斗争。《文明及其不满》（1930）探讨了现代生活中的负罪感和抑郁的复杂的心理机制，这些情感往往会给群众运动推波助澜。最后，弗洛伊德写出了研究摩西的皇皇巨著《摩西与一神论》（1939），在生命晚期，他再次把目光转回到催生了西方文明的领袖角色上。
研究弗洛伊德的文献可谓浩如烟海，系统地参阅它们是徒劳的，而且多此一举。这些文献随处可得，受过教育的公众也都很熟悉它们。我们这里只打算从弗洛伊德的著作中，浏览和收集一些与本书的内容最切近的概论。只有假定本书的基本论点是读者普遍熟知的，我们的概述和分析才可以进行下去。如果换用别的方法，已然很长的篇幅更会膨胀到大而无当的地步。
关于领袖问题，对弗洛伊德著作可以作出的唯一最重要的概括也许是，家庭模式在他看来是居于核心地位的。在家庭当中，父亲决定了家庭内部领袖的心理世界；别的都是这个世界的延伸。拿弗洛伊德本人来说，这一点对他理解自己与父亲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私人意义。弗洛伊德的父亲雅各布在1897年去世。父亲的去世触动了弗洛伊德，他开始给自己作分析。在自我分析得出的许多精辟洞见中，最重要的莫过于他对父亲、继而延伸到一切权威人物的矛盾心理。如果把《梦的解析》（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当做自传来读，可以看出，弗洛伊德在个人体验中与领袖的多重含义展开了激烈的无意识斗争。
在《梦的解析》一书中，弗洛伊德描述的梦境主要涉及的是他对批评作出的回应是对的，他在权威人物面前的自负和果断，等等，这些梦境的主题具有惊人而鲜明的一致性。在艾尔玛（Irma）的梦里，弗洛伊德为自己构建了精巧的防御工事，因为他觉得他遭到了朋友奥托的批评。奥托在艾尔玛做梦当天向弗洛伊德报告，患者艾尔玛“有所好转，但还不太好”。弗洛伊德在梦里责怪了艾尔玛，因为她抗拒他的治疗；责怪了资深的同事M大夫，弗洛伊德阉割了他，他却肯定了弗洛伊德的诊断；梦里还责怪了奥托，因为问题其实是奥托造成的，奥托一时粗心，用一支不干净的注射器给艾尔玛打了一针。在解释图恩伯爵（Count Thun）的梦之前，弗洛伊德首先说明，这位奥地利政治家在火车站台上，随同皇帝大步流星从他身边走过，要去给大家讲话时，弗洛伊德感到受了冷落。图恩伯爵只摆了摆手让检票员走开，什么话也没说。弗洛伊德设想他当时也在那个站台，嘴里哼着歌剧中起义的曲调，他想起一部法国喜剧，剧中有位不幸降生于世的伟大绅士，这人恳求火车上的办事员给他一节带盥洗室的车厢（却没有成功）。弗洛伊德还梦到了革命，联想到了他在父母的房间里尿床的梦。父亲对这件事的回答是：“这孩子将来不会有出息。”弗洛伊德指出：“父亲的话一定对我的抱负造成了可怕的打击，因为这件事仍然反复出现在我的梦里，它总是跟我逐一列举自己的成就和功绩联系在一起，就好像我想说：‘你看，我确实没有出息。’”
弗洛伊德在作自我分析时意识到，他本人与家里的男性权威人物的竞争，深深地根植于他对母亲的力比多依恋，因此，这个结论也适用于每个人。他要说，被年轻的妈妈宠爱的儿子具有一种特殊的自信。小男孩对妈妈的爱与他跟父亲的竞争之间存在紧张关系，弗洛伊德用以俄狄浦斯·雷克斯的神话故事命名的情结抓住了这种紧张关系的本质。弗洛伊德第一次阐述俄狄浦斯情结时（见《梦的解析》），他用哈姆雷特的故事说明，过于强烈的矛盾心理会产生致命的后果（哈姆雷特“病恹恹的，愁容满面”）。哈姆雷特什么都可以做，除了一件事：他不能“报复那个人，那人杀害他的父亲，取代了父亲在母亲生活中的位置，那人向哈姆雷特表明，他童年时代被压抑的愿望实现了”。这里我们有一种感觉，害怕马咬的“小汉斯”、施列伯（Dr。Paul Schreber）以及“鼠人”等案例也给我们留下了类似的感觉，那就是：男孩受到母亲的吸引，是带有微妙的危险意味的，但是，家庭内部的矛盾心理、斗争和竞争的真正根源则在于孩子与父亲的关系。
因为父亲是大家真正的领袖，一个人由内在到外在、由心理向政治、从家庭向文化的微妙过渡是由父亲协调的。埃里克森的父亲在他出世前抛弃了他们母子，后来，埃里克森30多岁时，指定自己当了他的父亲（他取名埃里克·埃里克森，埃里克森的意思就是埃里克的儿子）。他谈到父亲时说：“一个人必须正视自己的童年，首先，他必须对他与父亲的冲突作出解释。”此外，领袖也曾经是孩子，他们“必须在成年以前，就成为自己的父亲，在某种意义上，成为父亲的父亲。这就造成了特殊的矛盾和特殊的任务。”如果说母亲调整的是自我的私人面——首先是爱和性，那么，人们只能基于他与父亲的关系而在公共世界里成为某种角色。对于这种观点，弗洛伊德有一种贴切的临床表述，就是小汉斯的例子。小汉斯患了恐惧症，不敢离开家（母亲），他害怕自己一旦摔倒，父亲/马就会咬他。除非汉斯能解决与父亲的冲突，否则，这个世界太危险，不能踏进去。
小汉斯后来转身变形，成了伍德罗·威尔逊。威尔逊对爸爸的矛盾心理让他备受煎熬，这种心理在他缔结《凡尔赛和约》（Treaty of Versailles）、规划欧洲版图时起了作用（在弗洛伊德和布利特看来，是灾难性的作用）。书中有些地方的表述十分不妥，人们有理由认为，这本书的真正作者是布利特，但同时，毫无疑问，书中表达的观点是弗洛伊德的。因此，威尔逊始终没有彻底克服他对父亲恼人的痛恨，这种情感被他深埋在心底，表面上，他带着强烈的感情把能言善辩、令人肃然起敬的父亲理想化了；但他把对父亲的恨用行为表达出来，先是在普林斯顿大学与迪安·韦斯特（Dean West）争斗，接着在凡尔赛与整个世界争斗。这时候，年龄的增长和疾病加剧了他的自大妄想和对父亲的矛盾心理。他代替上帝和死去的父亲，成了整个世界的耶稣。他表演的舞台发生了改变，可是戏剧角色的心理冲突始终一脉相承。弗洛伊德认为，威尔逊的行为是神经官能症患者的举动，原因恰恰是它把一个私密的家庭问题直接带到了公共事务当中，即儿子对父亲怀有矛盾心理。
在弗洛伊德看来，通常与父亲有关的家庭问题总是围绕着一些核心的冲突展开，这些冲突可以被明确地识别，它们形成了预测双方行为的基础。他认为，这些冲突的性质大多与欲望有关，是本能的，不可避免的。儿子对母亲的力比多依恋引发了与父亲的竞争，这种依恋在某种意义上经过了编码，因为父子之间的这种冲突发端很早，并且居于核心位置，它们必然会延伸到公共领域。要想解释林肯的行为，我们不能逃避自己的历史。弗洛伊德的世界从本质而言是个冲突的世界，心理正常是根植在心理病态当中的。隐藏在每个人身上的被摈弃的情感是普通的、可预测的家庭环境的病态产物。我们可以成长，超越自己的出身，可是这个过程极其艰难，我们遇到困难时总是屈服于退行（regression），弗洛伊德把它叫做被压抑者的退行（the return of the repressed）。
不能说弗洛伊德的模型令人鼓舞。他在《威尔逊》一书的内容简介里写道：
傻瓜、空想家、痴心妄想者、神经病和疯子在人类历史的整个进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远不限于他们偶然降临人世、短暂逗留的一生。他们通常造成严重的破坏，不过，情况不总是如此。他们对自己所处的时代和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推动了重要的文化运动，发现了伟大的真理。他们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成就，一方面是由于他们的个性完好无损，也就是说，排除了变态的一面，他们是没有瑕疵的；另一方面恰恰是由于他们性格的病态、人格发展的偏颇、某些欲望的反常力量，以及对目标一心一意的盲目执著和忘情投入，这些品格赋予了他们力量，使他们能够克服全世界的阻力，拖着别人往前走。
在弗洛伊德看来，这种病态模型还决定了文化本身的神秘起源。在《图腾与禁忌》中，弗洛伊德认为，强大的父亲主宰着原始部落，排除年轻的男性，独占了拥有女性的权力。仇恨和嫉妒最终使其他男性联合起来，杀掉父亲。这种事要求大规模的压抑和补偿，弗洛伊德觉得它们正是宗教和文明的基础。弗洛伊德在《图腾与禁忌》的结论部分强调说，文明在人类物种发展史上的萌芽导致了人类神经对某些行为的抑制。弗洛伊德写道，文明人的神经抑制与原始人形成了鲜明对比，原始人是绝不抑制的，他们的“思想直接变成行动”。换句话说，历史事实出于各种原因，要求人类生出压抑和新的心理结构，所以是先有历史事实，然后才在这个过程中演化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文化和文明。不过，历史事件的残留物似乎从个体发展史的角度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每个人的经历中。弗洛伊德写道，这些欲望激活了人类固有的物种发展史的记忆，对个体而言，这些记忆变成了人类曾经用行动表达欲望的幻想。
卡尔·荣格（Carl Jung）在上述观点的基础上得出了最后结论。但是即便有了弗洛伊德的论断，如果不密切关注由人类群体共同历史而形成的尘封的无意识记忆，人们也不能理解一般处于家庭或者文明当中的个体。所以科胡特经常指出，弗洛伊德的模型是一个雅致而连贯的整体。它的根本观点是，欲望及病态是灵魂（die Seele）的“正常”组成部分。对个体适用的原理，对群体同样适用。个体发展史和物种发展史必须在逻辑和心理层面上相互关联。问题是怎样定义这种关联。父亲、总统和国王必须担任领袖，个体和群体要追随他，这种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类对久已遗忘的往事的内在信号作出的反应。也许我们是自由的，只是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自由。
在弗洛伊德的思想中，领袖的家庭模式还有一个特点，即它以男性为中心。弗洛伊德认为，家庭和政界、特别是广大的文化艺术和文明领域的领袖都是男性。弗洛伊德总是从男孩的角度认真分析俄狄浦斯情结的发生发展，他只是附带说明，男孩的类似冲突也发生在女孩身上。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的新入门讲演》只在第33讲系统地归纳了女性的问题，他认为女性是个“谜”。他认为，阴蒂是萎缩的阴茎，女性在心理上追求的目标是被动。然而，与男孩相反，女孩真正的困境是把力比多的激动从阴蒂转移到阴道，随着俄狄浦斯情结的发展，把母爱的对象换成父爱的对象。弗洛伊德认为，这一切复杂的任务深刻地影响了女孩超我的形成，“她们不能获得能够使之具有文化意义的力量和独立。”基本上，从弗洛伊德的观点来看，似乎因为女性的性心理发育更为复杂，所以她们更容易患神经病。认为女性不论在家庭还是政治上都不胜任领袖岗位，这在逻辑上算不得巨大进步。
弗洛伊德对领袖问题最重要的、其实也是唯一系统的探讨是1921年的专著《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弗洛伊德在这本书的第一段就开宗明义地表示，他打算用精神分析的临床实践得来的洞见考察群体现象。书中陈述了指导维也纳会议的假设：
在个体的精神生活中，他人无一例外地以榜样、对象、帮手、对手的身份参与其中，所以从最早的个体心理学开始，个体心理学这个概念在其引申广泛而又完全合理的意义上同时也是社会心理学。
接着，弗洛伊德详细剖析了勒庞（Gustave Le Bon）的《大众心理学》（Psychologie de Foules），区别了自己与当前研究同类问题最重要的思想家勒庞的不同。弗洛伊德对勒庞著作的最大兴趣在于后者对原始社会群体意识的看法。弗洛伊德认为，群体使差别沦为最小公分母，于是个体几乎像受到催眠一样迷失了自我。群体是冲动、易变、急躁的。弗洛伊德在《图腾与禁忌》中指出，群体“不能容忍欲望与欲望的实现之间有任何耽延。它有一种无所不能的感觉；个体如果处于群体当中，不可能的概念就消失了。”更进一步而言，群体从不怀疑它的正确性或者力量。它不能容忍差异，对权威表现为具有讽刺意味的顺从。它要求领袖强大甚至残暴，领袖要主宰和压迫群体。弗洛伊德认为：“群体是一群驯服的羔羊，它一天也不能没有主人。它如此渴望被驯服，以至于它本能地屈从于任何一个自己指定的主人。”弗洛伊德讨论了其他理论家对领袖问题的看法，比如麦克杜格尔（W。McDougall），后者于1920年出版了《群体心理》（Group Mind）一书。但他却发现，书中没有什么内容比勒庞的著作对他触动更大。
弗洛伊德认为，在一般意义上，群体行为的基本事实在于，自觉感情的强化和领悟力的抑制相互关联，它们对群体中的个体产生心理影响。群体行为的这两个层面都来自于把人们绑在一起的力比多纽带：“……群体由爱欲（Eros）、群体自我保存本能联结在一起，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由它联结起来的。”一个人失去在群体中的位置是可怕的，因为它威胁到他基本的力比多组织；因此，群体的恐惧与个体的焦虑可以直接类比。
个体的恐惧由可怕的危险或者情感纽带的断裂（力比多精神集中发泄、欲力贯注）诱发；神经症患者的恐惧或焦虑属于情感纽带断裂的情况。同样，群体出现恐慌是由于共同危险的加大或者把群体联结起来的情感纽带消失，情感纽带的消失类似于神经症患者的焦虑。
于是，问题就变成了怎样更为准确地定义把个体联结成群体的力比多纽带的性质。由此导向了弗洛伊德对自居作用、身份认同的探讨，就是“努力效仿被视为榜样的人，以此塑造一个人的自我”。身份认同既描述了与客体纽带的第一种形式，也描述了力比多客体关系的退行的替代。但是，它也代表了“与别人具有相同品质的全新认识，这个人不是性本能的对象”。正是在这个“全新”的意义上，身份认同充当了群体凝聚力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实际上也是在身份认同的一切意义上，爱的对象被作为理想纳入一个人的自我当中。在个体心理学中，我们可以在如同性恋、抑郁、催眠和正常的恋爱（恋爱对象被高度理想化）状态下产生的各种崩溃现象中，观察到这种发育过程中被纳入模式的力量。群体中存在着与领袖人物有关的自我理想的集合。“这种初级群体由几个人组成，他们把唯一和同一个客体放在自我理想的位置，进而在这个自我当中彼此认同。”
因此，群体的所有成员对领袖倾注了诚挚的情感，他们对领袖的依恋成了他们情感存亡的理由。这样，群体使原始部落恢复了生机，其心理是“最古老的人类心理”。群体退行重新创造了人类事务中最早的纽带。在物种发展史的意义上，个体把他自己的客体当做内心的声音（自我的理想）纳入一种结构，这代表了群体成员与被理想化的领袖之间原始关系的差异。然而，历史的进步似乎是以频繁的倒退为标志的。我们继续形成群体，继续创造理想化的领袖。
因此，用弗洛伊德的语言来说，领袖在人类社会不是一概受欢迎的。我们承受着被领导的痛苦，背负着他们的行为造成的后果。自我的理想在群体中的集合迫使人们退行，把外在的领袖理想化，这种理想化的形式和意义既原始又古老。弗洛伊德从来没有探讨过领袖在这个泛化过程中的具体作用。在很大程度上，领袖似乎是出于群体的需求被创造的，它几乎是群体活动一个偶然的副产品。此外，领袖权力巨大，群体对领袖的心理纽带让领袖有权利满足他本人的各种不容置辩的需求。考虑到这个观点是弗洛伊德在希特勒崛起前10多年提出的，它实在是了不起的洞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