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与伟人理论
查尔斯·B。斯特罗齐尔 丹尼尔·奥弗
在受弗洛伊德思想影响的学者当中，埃里克·埃里克森用最具创意的方式在精神分析学与历史之间搭建了桥梁。埃里克森早年是一位艺术家，他在20世纪20年代受到精神分析学的吸引，加入了安娜·弗洛伊德（Anna Freud）的精神分析。1933年，他作为维也纳精神分析协会的最后一批学员毕业。不久，埃里克森乘船前往美国，途中，他把自己论希特勒的文章给外交官兼历史学家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看，凯南帮他把文章翻译成英文。在美国，埃里克森很快就确立了作为儿童分析学家的声誉，还结识了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等名人。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末，埃里克森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并把其成果在第一部著作中结集出版：《儿童与社会》（Childhood and Society）（1950）。从那以后，埃里克森的兴趣总是既包括临床实践，也包括历史人物的研究。
埃里克·埃里克森的心理史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是难能可贵的。他写了三部长篇传记，分别解说了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圣雄甘地和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我们情不自禁地想把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名字添在后面，因为埃里克森剖析这位精神分析学开山鼻祖的研究文章散见各处，它们无疑足以构成一本专著（只是如果把这些论文汇总起来，其内容会显得庞乱杂凑）。埃里克森在多篇文章和多部著作的不同章节，探讨过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希特勒和高尔基（Maxim Gorky）等人，前不久，他还研究了拿撒勒的耶稣（Jesus of Nazareth）。这一系列著述令人肃然起敬，它们的着眼点是领袖问题，但范围却广及今天的心理史学涵盖的一切相关问题。
埃里克森的应用精神分析学著作的内容之庞杂有时令人不解，但这不应该掩盖纵贯他的著作的一条雄辩的领袖理论。首先，他认为，要理解领袖本人的心理，就要考察领袖在生命周期8个阶段的沉浮变化。埃里克森研究的领袖人物中没有女性。至少在理论上，从生物学的渐成发育角度来看，领袖人物既定的生平是按照心理与社会相协调的计划展开的。在生命的每个阶段经得起考验的人们，他们的“德行”高下也自然显现出来。在埃里克森著名的表格当中，发育过程被设计成对角线。他试图用它来阐释固着、抑制和退行的持久效果。
然而，这份表格也表达了一个根本观点，即成长和变化贯穿整个生命周期。没有什么是不可改变的。埃里克森对甘地中年危机的细致剖析也许最完整地阐述了他的这个概念。在南非，青年甘地在开展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用友好的被动反抗向当局施加压力，以实现社会和政治改革）的过程中，政治风格日趋成熟。但甘地从未采用过绝食手段，也从未与千百万渴望摆脱英国统治、取得政治独立和自由的印度人产生过共鸣。甘地最早介入反抗运动时怀着矛盾心理，而且运动的效果显然不佳。他选择的第一次印度民族行动是1918年，这一年，他领导了在阿默特巴德举行的小规模的纺织工人起义。他为这次运动倾注了宗教热忱，发出了道义谴责，他宣布，除非工人工资增长37%，否则他们将绝食抗议到底。甘地从一开始就怀疑这次行动的效力，他不得不承认资方的指控，即这次绝食与其说是正义的举动，不如说是勒索。最后，他勉强接受了纯粹为了挽回脸面的妥协条件。他对自己的惩罚远比工厂主实施的一切惩罚更为严苛：他很快就陷入内心的煎熬，后来发展到了精神崩溃。但是，甘地也像亚伯拉罕·林肯一样，善于从错误中汲取教训。在成长过程中这次严峻的危机当中，甘地找到了与追随者对话的适当口吻。他重新给非暴力下了定义。他发现自己有能力作出政治和道德承诺。他和英国人都不再是原来的样子了。
不过，埃里克森的著作关注最多的是青春期和随之而来的身份认同危机。甚至有人说，埃里克森创立了身份认同危机以后，它几乎成了进入青春期的标志，少男少女到处展示和卖弄他们的危机，不管这危机有没有道理。但值得强调的是，埃里克森用详尽的案例分析说明了身份认同危机的准确意义，他选择的是历史人物。埃里克森最早引用的例子是马丁·路德，马丁始终是个极其有趣的人物。1505年，马丁在从大学回家的路上陷入了沉思，想着父亲为他选择的新娘和事业。突然，在雷电交加中，他听到了上帝要他从事圣职的召唤。他逃离家庭，加入了奥斯定会（Augustinian order）的牧师行列。在修道院，慈祥的长辈史陶皮兹神父耐心地倾听了马丁直抒胸臆的忏悔，指引他从批评的角度思考《圣经》，神父还似乎爱上了他。在认同延偿期，马丁的内心经历了许多次情感动荡。1517年，他在符腾堡教堂的门上贴出了自己的95篇论文。
埃里克森探讨身份认同危机的另一个案例不太著名，却同样引人入胜，他就是萧伯纳。20岁时，萧伯纳挣脱了压抑个性的家庭和美好的从商前景，离开爱尔兰，以逃避经商成功的危险。当一名成功的商人与他模糊的宏伟抱负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他到了英格兰，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每天写5页纸的文体浮夸的散文，写了5本没人肯出版的小说。他说，那是他的“学徒阶段”。埃里克森指出，萧伯纳抛弃了他不能接受的工作，却没有丢掉工作的习惯。萧伯纳本人也指出，父亲喝酒时，他在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他找到了一只坚定有力的锚：他抓住了父亲无能的象征。埃里克森在他最有文采的一段话中得出结论，说明了工作在一个人的身份形成过程中的地位：
人要想在社会上立足，就必须“免于冲突”，这就需要学会运用某种主要能力，要精于一种职业；亲身从事这种职业，从它提供的伙伴关系，从它的传统当中得到无穷的力量，得到回馈；最后得出一条关于生命发展的睿智道理，也是年老的无神论者急于以振聋发聩的口吻警示后人的话，因为这道理在年老的无神论者眼中，就像宗教一般神圣。
埃里克森在两部著作里详细阐释了他对希特勒的思考：即《儿童与社会》和《青年路德》。虽然现在有关希特勒的心理史学著作汗牛充栋，但埃里克森略略提及的题外话始终是中肯而见解独到的。青少年时期的希特勒内心苦闷，却又极富创造力。他有个朋友叫奥古斯特·库比切克（August Kubizek），希特勒经常跟库比切克一道在林茨的大街小巷溜达。希特勒满怀激情地谈论着艺术和文学，偶尔停下来，翻开随身携带着的一本黑皮小书，读几节诗给朋友听。不过，希特勒谈论最多的是建筑和他重建一座城市的梦想。“那座房子的位置不对，”他对库比席克说，“应该把它拆掉。”库比席克接着写道：
“街道需要修正，以便给人更紧凑的印象。那些可怕的、拥挤不堪的佃户街区要拆掉！视野要开阔，城堡必须一览无遗。”于是，希特勒一直在重建这座小镇……他完全沉浸在幻想的建设当中，浑然忘记了周围的现实。他每次想到一个点子，就像着了魔似的。对他来说，其他一切都不存在了。他忘记了时间、睡觉和饥饿……他每次从街上走过，总要被自己看到的街景触怒。他的脑子里通常总是同时考虑着五六项建设工程。有时候我不禁觉得，小镇所有的建筑像一幅巨幅的全景图在他脑子里排列起来，他觉得自己对已经建成的一切负有责任。
埃里克森引用了特雷弗-罗珀（Trevor-Roper）的叙述，他指出，希特勒在陷入困境、周围的世界轰然倒塌之际，脑子里思考的最后一项工程是为林茨设计一座新的歌剧院和美术馆。埃里克森得出结论：
这段描述说明，在一个15岁时就“觉得自己对已经建成的一切负有责任”的年轻人身上，毁灭与建设、自杀者的一无是处和独裁者的无所不能之间保持着一种奇妙的平衡。也就是说，他受压倒一切的意识和尚不成熟的人格主宰，这是意识形态的领袖共通的典型特征；他用来拯救自己的媒质是建筑，他以致命的痴迷投入其中。也许如果他当初被允许建设，就不会造成后来的毁灭。
埃里克森的著作言之凿凿，多年来让批评者无言以对。可惜，糟糕不过的是，埃里克森被忽视了。比如，美国的《历史学周刊》（Historical Review）从未刊登过《青年路德》的书评。埃里克森是处于文化动荡中的一代人的思想和精神领袖，这种政治身份也会使人们的异议发生偏离，转向别处。然而，埃里克森的心理传记和心理逻辑理论存在一些问题，我们必须把这些问题指出来。他的论述总是芜蔓庞杂，令人困惑。乔尔·科维尔（Joel Kovel）说过，埃里克森的理论是一盘“身份认同沙拉”。埃里克森的理论含混不清的时候太多了。举例来说，在埃里克森的论述中，青春期的时限决定性地延伸到了中年。他在《青年路德》中写道：“我主要感兴趣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在30岁左右——对天赋聪颖而推迟了身份认同危机的人们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年龄——路德把对极权主义重新思考后得出的片断思想综合起来，他的神学第一次呈现出完整性。”此外，正如弗兰克·曼纽尔（Frank Manuel）指出的那样：“埃里克森的心理学不包括社会变革的理论，这一点与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没什么不同。他只假设每一代人都努力超越上一代，对上一代的工作有所创新，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产生俄狄浦斯式的矛盾心理。”情感的成长最能够通过危机实现，这一点也几乎不是不言自明的。要解释生命周期的标准意义，上述观点听起来很有道理。奥弗对此进行了详细的阐释。领袖的创造力也许是特殊的，它必须经受某种成长发育之火的洗礼。埃里克森说：“伟大就在于保留和继续巩固曾经身为儿童的大多数人已经失去的东西。”可是，耐人寻味的是，马丁·路德之所以伟大，可能是由于克服了、而不是遇到了身份认同危机。
埃里克森的领袖理论远比挖掘伟人内心冲突的心理传记更为深刻。在病态存在的地方，病态问题必须被正视。但是，领导、创造和启迪的能力有其独立于内心冲突之外的根源。
领导力的一个重要根源是领袖对象征符号的操控。举例来说，埃里克森在论述托马斯·杰斐逊的著作《新的同一性维度》（Dimensions of a New Identity）一书中，曾经详细叙述了身体象征和政治修辞之间的关系。埃里克森在题外话里解释说，杰斐逊对笔直身躯的持久兴趣让他着迷，在这里他讲了一则寓言：
到了该实行新政的时候。这是一个伟大而富有的国家，它经受过经济萧条的创伤。现在我可以看到，萧条似乎使自我奋斗的国家身份陷入瘫痪，人们对它的永恒产生了疑问。在最消沉的时期，一位领袖出现了。他自己无法站立，啊，因为他自腰部以下全瘫痪了。可是，在儿子或助手的扶持下，他似乎总是站得笔直；降临在他身上的灾难似乎丝毫不能影响他的情绪，他悦耳的声音响起来，扫除了一切情感的阴霾，他能鼓舞群众的斗志，让他们大步前进——跟在这个坐轮椅的人身后。现在，生活重又变得幸福起来。
杰斐逊的个头明显高过同时代的大多数人。他曾经形容这块天然大陆桥就“好像要弹升到天上”。杰斐逊说，英国人就像美国直肠里的东西，所以要除掉它。杰斐逊提出了一些象征美国的基本意象，它们也帮助塑造了这种象征。站得笔直就是要自豪、强大，像个美国人。埃里克森指出，重要的“是展示正面，把正面武装起来”。容易处理的是背后的“屎”，从印第安人到黑人再到美莱的越南人，都是背后的“屎”。
身体符号及其与政治修辞的联系实际上是埃里克森领袖理论的一个核心主题。例如，埃里克森解释了甘地与黑暗、性欲和罪孽展开激烈斗争的方式。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甘地虽然全神贯注于性、腌臜、种族和贫穷，却逐渐认识到，文明人只有学会理性地、饱含同情地区分什么是污染的不洁，什么是纯象征的不洁，才能克服自己由虚拟人种（pseudospecies）而生的骄傲。这种现代意义上的区分不再排斥印度种姓制度下谁也不愿接近的“贱民”——几个世纪以来，把一切污秽投射到贱民身上已经成了老规矩。但他还认识到，这种“洁净”一旦变成虔诚的强迫行为，就会像它的对立面一样肮脏；就连极其严苛的道德主义也可能像罪孽一般污秽。
埃里克森还谨慎地指出，甘地崇拜阴茎的男子气，他那不由自主的步态和充满阳刚活力的几近赤裸的身体，都纳入了他决定性的政治影响力当中。然而，他积极进取的男性形象与强大的母性关怀的形象轮流出现。旋转的车轮是修道院的核心象征，甘地爱护追随者，就像女人呵护自己的孩子一样。在禁欲期间，甘地也许否认他拥有上帝赐予的独具潜力的器官，但他在否认时，却把个人需求与印度虔信宗教的国家潮流融合起来。
创造性地操控身体符号，不必服务于心理史学意义上的健康目的。举例来说，路德说过：“我像成熟的屎块，世界像一扇巨大的肛门。也许它们很快就会彼此放行。”埃里克森与这种病态展开了正面交锋。
路德流于放纵的污秽下流表达了他的躁狂抑郁天性的需求。这种天性总是无情而偏执地诋毁外界某个指定的敌人，它必须保持这种状态，以免自己成为受害者或者被消灭。
路德把人类的意识提升到了新的高度，他也在自己的神学理论中留下持久的罪恶感。埃里克森写道，路德“提供了一种公共解释，借此解决了他的私人问题”。
埃里克森理论的核心观点是，领袖在个人奋斗的过程中表达了时代正在酝酿的问题。埃里克森在他也许最著名的一段文字中，描写了路德身上公德与私行之间的联系：
千千万万男孩面临过这些（与父亲斗争）问题，并用这样那样的方式解决了它们——正如亚海勃船长（Captain Ahab）所说，他们只是半心半意、心不在焉地生活着，世界因此变糟了。然而，偶尔有人会受到召唤（只有神学家声称知道受了谁的召唤，只有拙劣的心理学家声称知道受了什么召唤），把他个人的病患提升到宇宙的高度，并试着解决他无法独自解决的所有问题。
埃里克森在这里用了“群体的病患身份”这个概念，它是指西方基督教中人类与天父上帝之间的关系危机，这种危机可以直接类比于人们与世间的父亲、牧师和主教的斗争。埃里克森最后写道，路德干了他那个时代的脏活儿，后来我们都得到了张扬个性的好处。
在这个关键的契合点心理学和历史相遇，这里也是埃里克森的理论最经不起推敲的地方。普遍或者群体的病患身份这个概念不完全相当于历史学家们喜欢探讨的群体的历史经验。此外，埃里克森的著作有时候倾向于就这个观点含糊其辞。《青年路德》至少试图指出16世纪初私人场合的个人与公共问题之间的某些具体关系。可是，自《青年路德》以后，埃里克森一步步变得模糊、宏大，更富于哲理而缺乏历史性。在《甘地的真理》（Gandhi's Truth）一书中，圣雄表达了群体的哪些隐含的意义，这一点始终十分模糊。“群体”从带有具体诉求的南非印度人变成了展开独特而复杂的政治斗争的印度人，又变成了一切地点的一切人。它最后的意义尤其令人迷惑：
我来到阿赫梅达巴以后，越来越清楚地知道（因为我刚刚出席了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召开的裁军大会）：人类作为一种物种，再也不能对“人性”抱有幻想，他也不能对其他物种以及被人类称为“虚拟物种”的敌人的本性抱有幻想了——如果人类积极地发明和制造可以毁灭全球的武器，如果他想光靠超级武器内部所包含的超级制动装置来实现内心和外在的和平。甘地似乎是唯一一个认识到这个问题并作出了相反选择的人。
继甘地之后（1969），埃里克森转向了对托马斯·杰斐逊的研究（1979）。杰斐逊说出了新的美国身份的维度。但这意味着什么？“地球属于有生命的事物，”他引用杰斐逊的名言，也引用杰斐逊的评论，“上帝禁止我们活到20岁却从来不曾……反抗。”埃里克森对这句话的分析相当牵强：
20岁大概是人作为个体获得某种身份感所必需的发育时期，这种身份感必须足够牢固、足够明智，使人能够采取行动：它要有足够的阅历以便认可事实的权力和权力的事实；要有切合实际的理想主义，以便使婴儿期的理想附着于活生生的人和问题；要承诺对将来作出充分的反抗，以便把婴儿期的一些负罪感作为内化的累赘抛到脑后。
在《新的同一性维度》的其他章节，埃里克森通过论述美国移民的经历，详细阐释了杰斐逊的人要自我奋斗的理想。他解释了杰斐逊对第一代黑白混血女人萨莉·亨明斯（Sally Hemmings）的爱，认为亨明斯基本上是美国黑人和白人的典范；他用含糊的观点得出了杰斐逊和美国已经步入成年的结论：
我们可以总结说，如果不是由于精神状况，杰斐逊不可能成为如此伟大（同时可悲地对此具有意识）的人物，即杰斐逊与过去几代人共同拥有暴虐的道德心，而他青年时代理想形象的化身则是一些真正的成年人和能干的人，他的道德心在非常重要的层面通过这些理想形象达成了平衡。我相信，这就是我们今天重新对他展开研究的最大意义所在。
埃里克森对拿撒勒的耶稣的研究则散漫地包括了从伽利略到弗洛伊德和甘地——至此他只发表了一篇很短的论文——文章对生命终极意义的关注不亚于对历史上耶稣的真实身份的关注。实际上，哲学家埃里克森（我们很想说布道者埃里克森）和历史学家埃里克森之间的张力使这篇论文的内容超出了理性的范畴。神学范畴的形式批评家们重在指认耶稣最早的、最“真实”的名言。一方面，埃里克森以冗长的篇幅讨论了这些形式批评家们的著作。另一方面，他根据形式批评家们的判断，深入研究了耶稣的每一句名言和每个寓言故事，随后却又突然转入幻想，这幻想既容易导向弗洛伊德，也容易导向犹太人的大流散或者美国的拓荒者：
现在我们要研究大流散这个独特的时空结构——它对一个国家的存在可能是个相当模糊的概念。我们也许会简短地重新思考一下拓荒者建立的空间感。拓荒是美国历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事实，作为整体的格式塔（gestalt），拓荒者逐步向西北方推进，一直到达太平洋岸边。然而，到现在为止，拓荒仍是许多人的终生计划和冒险的主题，当然，它也是记忆的主题——更何况媒体的习惯性报道了。顺便说一句，我们不要忽视美国的移民结构，就像今天的以色列——它长期以来都在表达新的归家者“成功抵达”的热切心情，不管他们当初为什么要离开自己出发的地方。“拓荒者”显然在“新政”的含蓄意象以及“新的拓荒者”这句直白的口号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今的美国人对战争的认识也是这样（或者特别有意义的是，一直是这样），它总是假设军队是远征力量，要被派去在外国的前线作战，而不是等待可能的敌人发起侵略。个人的命运感依赖于这种共同的时空结构，它可以由最简单的自卫心理构成，比如谁可以为我做什么——如果他做了，我可以为他做什么。这种习惯性的期待和全新的全面核战争威胁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这种情况被极其缓慢地纳入了个体的存在感以及心理社会和国家身份当中。他们要求、实际上是在等待建立新形象，这番改变不亚于整个世界的形象启示录般的重新定位，它的基础是接受不可否认的技术进步的事实，还有新的道德调整方式可供运用。
也许上述观点条条都很有趣，可是它们的联系过于松散，整体读来几乎不知所云。埃里克森在他最优秀的著作中，喜欢用旁白来加强叙述的张力。这里，他似乎通篇都在旁白。
不过，这里的问题也许更基本，它反映了一种精神的游离：埃里克森离开心理史学，进入了宗教界。下面的内容读起来就很像布道：
现在，为了对照，（我）要举几个例子说明拿撒勒的耶稣早期名言的风格和逻辑，这些例子具有生而为人意义上的“我”的多个层面。我这样做是因为我抱持同样的信仰，即“公元前”1000多年和耶稣本人短暂的生平所出现的质朴格言，探讨的都是人类的意识，现在，这些意识以新的方式从个体和普遍性的角度得到表达。也就是说，更有觉悟的“我”与更加普遍的“我们”发生关联，以研究同一种人类。
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曾经用豪猪和狐狸的古老寓言来比喻托尔斯泰的生平和思想的内在力量。故事里，狐狸知道许多事情，而豪猪只知道一件最要紧的事。狐狸型的伟人可以包括孔子、莎士比亚、杰斐逊等；豪猪型的伟人则可以包括基督、但丁、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林肯等。托尔斯泰说伯林是一只狐狸，但这只狐狸总希望、并且总认为自己应当是一只豪猪。我们可以说，当埃里克森成功地把自己身上豪猪的成分包裹起来时，他是独具创意的。然而，像比他更早的弗洛伊德一样，埃里克森在生命进入90多岁时，偶尔也有败给豪猪的时候。啊，现在，他干脆变成了豪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