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公认的农业文明古国。
中国古代很早就实行了连种制和复种制，而欧洲直到近代还一直在采用休闲制，因而中国粮食单产在世界历史中一直处于高水平，周朝就己经达到“上农九人，中农八人”，即一个农民可以养活8人或9人。
董恺忱在《从世界看我国传统农业的历史成就》一文中指出：一、中国是世界上栽培作物起源中心之一；二、中国框形犁是世界上最发达的传统犁之一。它的特点是具有曲面壁和摆动性。西方近代犁吸收了中国犁的特点，成为近代农业革命的契机；三、我国是世界上有较高土地利用率的国家之一，和南欧中世纪长期实行休闲制不同，中国很早就实行连种制和复种制；四、在世界农业发展较早的国家中，我国是没有出现地力衰竭的几个仅有的国家之一，这主要得力于中国农民善于利用生产、生活上的废弃物给土地施肥；五、我国传统农业一度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主要表现在精耕细作农艺和较高的单产上。
日本学者熊代幸雄对古代农业播种量与收获量比值的研究，西欧“在以小麦为主食的英格兰，这一比值在中世纪略少于4倍，到了近代则提高到6至11倍之间”。在六世纪前期的华北（《齐民要术》所反映的时代），粟的比率倍数为20—40倍。“与欧洲相比高出10倍左右”。学者宁可也指出：“如果从播种量看，欧洲中世纪农业的粗放程度就更惊人了。当时一般收获量最低是播种量的一倍半两倍、一般是三四倍，最好的年成也不过六倍。至于我国，从云梦秦简的材料看，收获量至少为播种量的十倍到十几倍，而据《氾胜之书》、《齐民要术》记载则已达到几十倍至上百倍。”据《沈氏农书》等资料，直到明末清初嘉兴地区稻米产量最高为每公顷6700—8400公斤，而今天美国加州稻米产量仅为每公顷6500公斤。从总体上来估计，西欧中世纪收获量只有播种量的三四倍，而中国达到十几倍、几十倍。
中国兴修了许多大型水利工程，进一步提高了生产效率，相比之下，欧洲的大型水利灌溉就少得可怜了。但是，这一切都是历史，或者说已成历史，在现代，我们的农业生产率与美国相比也可以用“低得可怜”来形容了。
土壤我们通常认为是大自然固有的，而且是永不枯竭的，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土壤也和湖泊一样，如果过度捕捞，那么也会造成渔业资源枯竭，中国成语中有“涸泽而渔”之说，如今土地中大量使用化肥和各种无机肥料以及农户或者种植公司按照粮商巨头或者政府的要求进行单一种植，对土地而言，就是“涸泽而渔”。无机化肥和单一种植实则打乱了土壤和雨水、空气中的碳、磷、氮等物质的自然循环，土壤养分越来越匮乏，农业生产也就越来越依赖依赖化肥和农药，同样也就更依赖石油。当土壤峰值（peak soil）与石油峰值和价格峰值叠加在一起的时候，必然造成极其可怕的后果，世界贫困地区必然会出现大饥荒，新兴经济体也必然遭受沉重的打击。
水资源也是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数据，生产1吨谷物所需的水，小麦是150吨，大米是2659吨，玉米是450吨，大豆是2300吨，平均需要约1000吨。粮食竞争的结果必然是促进生产分工，其中的经济学道理就是：用1000吨水进行工业生产更合算还是进行农业生产更合算？人们显然会选择生产附加价值高的，如果农产品获益更多，那就生产农产品；如果工业产品获益更多，那就生产工业产品。所以说，一个国家内工业和农业也存在水争夺战。农业用水在水总消费量中的比率因经济发展而下降，亚洲大约是70%—80%，美国大约是40%，日本大约是60%。可见工业化程度越高，对水的占用比例越高。
在20世纪，水资源使用的增长速度是人口增长速度的两倍。尽管尚未出现全球性的水资源匮乏，但已经有28亿人口（约占全球人口的40%）已经处在水资源短缺的边缘；其中有12亿人生活在水资源面临枯竭的地区，因为所在地75%的河流已经断流。北非、西亚、中国和印度是最严重的。2011年8月，第21届“世界水周”论坛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开幕。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特别发布了名为《通过生态系统方法实现水和粮食安全》最新研究报告，该报告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国际水资源管理研究所以及其他19家国际组织的50位专家共同撰写。报告称，在中国华北平原、印度旁遮普省和美国西部等一些世界主要粮食产区，地下水水位正在迅速下降。报告警告说，目前有16亿人生活在水资源短缺的地区，如果照此发展，很快就会增长到20亿人。按照现在的人口增长速度，到2050年，世界人口将达90亿。
水资源匮乏不仅表现在淡水湖泊和地下水水位下降，而且表现在水资源受污染严重。
水资源匮乏的后果可能甚于粮食危机，因为粮食危机相对来说是粮价高涨，只要有足够的购买力，还可以购买到，而且粮食危机相对短暂。但水资源匮乏就不同了，这是一个几十年甚至数百年的问题，淡水资源的恢复绝非一朝一夕，环境污染的治理同样也需要漫长的时间。再者，水资源匮乏往往会引起种种自然灾难，比如干旱，或者极端天气，如冬季特别寒冷，夏季燥热，或者干旱与洪涝突然逆转（2011年中国就曾爆发这种情况）等等诸多自然变化，因为水蒸气是自然循环的重要因素，它的任何改变都会引起其他变化。
中国水资源的情况实在不容乐观，据中国科学院资料，中国从降雨等获得的水资源是6100立方千米，仅占地球淡水总量的0.017%，与之对比的数字是，中国国土面积约为世界7%、人口约占20%。中国总供水量的约80%是地表水，约20%是地下水。结果，随着中国工业化程度越来越高，黄河已经断流多年，黄河下游只能靠抽取地下水维持；而地下水也普遍需要越打越深。中国水需求总量的近70%是农业用水，但最近30年来，工业用水和城市用水分别增加了1.5倍和3.7倍。美国《纽约时报》（2011年6月1日）说：“华北正在枯竭。徘徊不去的干旱正肆虐农田，戈壁沙漠逐渐南移，被称为中华文明摇篮的黄河污染严重，大城市的快速增长—人口分别为2200万的北京和1200万的天津—已吸干需数千年时间才能补给回来的地下水源……”浩大的南水北调工程耗资约620亿美元，相当于两个三峡工程。“东线工程的监管人员已发现，从长江输送到天津的饮用水被严重污染，必须修建426座污水处理厂。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水污染防控已占到东线工程投资总额的44%。”“在一个屡遭干旱和洪涝循环灾害的国家，治水向来是中国统治者的重要使命。”“城市规划者欲将北京打造成为一个遍布高尔夫球场、游泳池和滑雪场的城市——西方设定的模式。”
农业成本增加也是近年来越来越严重的问题。石油价格的一路飘红不但导致全球性能源紧张，而且还导致农业成本的上升，因为石油是化肥生产的原料。因而，石油价格的上涨带动了化肥价格的上涨，而化肥价格的上涨、汽油价格的上涨结果就是农业成本的上升。同时，由于农业在社会经济中的基础地位，许多国家都对农产品价格有较为严格的控制，这就使得农业变成了无利可图的产业，农民们要么转产其他利润相对较高的农作物，或者干脆放弃土地。以中国为例，尽管中国目前由于连续4年粮食丰收，因此总体上并不担心今年的世界性粮食危机，但中国农业的成本却是令人担忧的：2007年1公顷水稻的种植成本为1050美元，而2008年的成本已经大幅上升到了1350美元，而且收割、存储、运输的价格也在增加，但国家却严格控制粮食的批发价格，这就意味着种植谷物和大米是一个赔钱的买卖。
就农业生产的基本单元——农民个体来说，粮食价格的风吹草动都能影响他们的收入，而一旦遭遇粮食危机，虽然市场上粮食价格暴涨，但实际上农民的田间交易价格却是在下降，因为田间收购价格掌握在粮食巨头手中，并不是由农民直接拿到市场上出售。这样，当粮食价格出现低价的时候，农民的收入会更低；粮食价格上涨的时候，基本与他们无关，因此，实际上农民长期处于低收入状态或者亏损的边缘，一旦粮商大幅降低收购价格，农民如果不想离开土地，那就只有负债继续耕种。而粮食巨头们如果想要得到农民手中的土地，那就会让农民陷入这样的恶性循环中：亏损出售-负债经营-再亏损出售-再背负更多的债务-破产。
粮食危机导致扩大种植面积，扩大种植面积必然扩大灌溉水量，结果淡水资源更加紧缺，水利发电也因此受到影响，这反过来又提高了煤炭和石油的需求，而美国则能控制石油价格。中国在2011年爆发了大干旱，导致鄱阳湖水量骤减，只有往年的10%，这逼迫三大大坝不得不减少发电量为下游供水。另外，由此引起来的生态问题可能会长久难以恢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