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斯特·布朗发表了《谁来养活中国？》一文后，引发了世界对中国粮食问题的关注，中国人对此反应强烈，认为布朗侮辱了中国，中国人可以自己养活自己。然而，当我们以理性的态度看待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布朗不是在危言耸听。
2008距离2011没几年，世界各国虽然在2008年受了一场惊吓，当时也的确做了很多调整，但是一来农业本身就是个长期产业，见效很慢；二来，好像在这几年中人们又好了伤疤忘了痛，发展中国家粮食产业没什么大变化。于是，在2010年最后一个月，粮食价格指数攀升至214.7点，超过了2008年6月创下的历史最高水平213.5点。依据路透社的数据，2010年，美国芝加哥市场小麦期货价格攀升47%，玉米价格的涨幅超过了50%，大豆价格也劲升34%。联合国粮农组织经济学家阿巴斯安因此警告说，如果世界粮食价格继续走高，那么只要再有几个月，就可能再次出现冲击全球的粮食危机。
在国际上，一般把资源安全线设在30%，即如果一个国家进口的资源超过30%那么就触到了安全底线，国际上此种资源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影响这个国家的安全。比如，2010年9月中日在钓鱼岛发生了撞船危机后，中国在短时间内先后出台了众多措施：其中一项就是切断稀土供应。这在中国采取的一些措施中是最有效的，也是具有战略威胁性质的手段，结果在国际上引发了稀土地震。众所周知，中国掌握着世界稀土资源的绝大部分，而稀土是现代工业、通信、计算机、航空航天等所有工业所必须的资源，用量不大，但不可或缺。因此，当中国宣布限制对日本稀土供应之后仅仅36小时，日本就宣布放人。
另外的例子还有石油——1996年以前，中国还是石油出口国之一，但在这一年，中国变成了石油净进口国，中国非常依赖海外石油，所以整个中国的国防战略和经济安全战略不得不据此调整——军事上扩大海军，在海外执行“珍珠链”战略，即从南中国海一直到波斯湾构筑一系列海外基地，目的就是要保持石油供应线的安全；另外，还不得不与中亚、俄罗斯谈判，修建石油管道，购买他们的石油。这些，就是因为中国石油早已超过了30%安全线。
那么，粮食呢？总体上，还没有达到30%需要进口的程度，但是，警灯早已亮起——如果美国切断中国的大豆，那么中国超市里的食用油就会飞涨！
招商引资成功地引狼入室之后，十二五规划就需要驱狼驱虎了。2011年春节刚过，CCTV就播报了中国将在农田水利方面投资数万亿，显然，十二五规划是要保住中国人的“铁饭碗”。食用油市场虽然早已江山易主，但中国从不缺乏夺取江山的翻身精神，所以，可以下一个定论：当中国意识到农产品被控制的危险性之后，必然要重新夺回控制权，因此，今后的5-10年必然是农产品贸易战、控制战最激烈的时期。食用油市场自然同样硝烟密布，国家一定会对国有和民营食用企业提供资金、政策、流通、贸易、技术全方位的支持——实际上，最近对家乐福、沃尔玛等跨国超市的不良行为进行曝光，以及对国内双汇、猪肉、奶粉等粮食产品频频“动手”已经说明，本土资本与国际资本的粮食战争已经打响。
我们自诩为传统农业大国，我们的文明也是典型的农业文明，但是我们的历史上几乎年年都会发生饥荒——据统计，自公元前18世纪以来的4000年间，中国历史中共计发生各种灾害有5500次之多，平均每半年即发生灾害一次。
如前所述，中国不缺乏粮食安全思想，早在《礼记·王制》就中提出了“耕三馀一”思想，即按粮食的年度计算，年末库存率（包括政府和民间库存）相当于半年的粮食消费量；“国家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范氏·计然》中也言曰：“五谷者，万民之命，国之重宝”；《齐民要术》序中说：“洪范八政，食为政首”；晁错在《论贵粟疏》提出“贵五谷而贱金玉”，“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但是，中国历史上又为何频现饥荒呢？
粮食安全的概念在现代，是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1974年11月在第一次世界粮食首脑会上提出的，即：保证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为了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足够粮食。并为此制定了安全标准，即世界粮食当年库存至少相当于次年消费量的17%—18%；1983年4月，联合国粮农组织对粮食安全概念进行了第二次界定：确保所有人在任何时候，既能买得到又能买得起他们所需要的基本食物；1996年11月，第二次世界粮食首脑会议对粮食安全概念作出了第三次表述：让所有的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像有充足的粮食，过上健康、富有朝气的生活；最近几年对粮食安全又有了最新的修正，其概念是：强调的“所有人都有获得粮食的能力”。无论怎样变化，其中的核心就是让人得到他们所需要的基本食物。中国古代之所以频现饥荒，就是因为违背了这一条。由此可见，即便是一个有着数千年历史的农业大国、以农业文明享誉世界的国度，粮食也是不安全的，而如果按照4000年中出现5500次种种灾难来衡量的话，中国甚至可以说是一个饥荒大国，粮食极度不安全。
1978年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从1950年至1977年，中国约有1/2的人口常年得不到鸡蛋，营养匮乏是普遍性的。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迅速，饥饿似乎远离了中国，但静水流深，粮食的深层正在迅速发生危险的改变——改革开放刚刚20多年，中国农民就陷入“大豆困境”，这是很让中国难堪的一件事——一方面中国有广阔的大豆市场，每年需要进口大量的大豆，但另一方面是大豆种植户很难从种植大豆中获益，其中的原因就是跨国公司已经掌握了中国大豆产业的几乎所有中间环节。这种情况就这样赫然出现了，就在中国这个农业大国的土地上，中国大豆被跨国粮商肆意操控。
实际上，在国际大粮商介入之前，我们自己的粮食政策也总是给市场制造动荡，粮食市场本应保持平稳，然而自改革开放以来粮食生产总是大幅波动，中国粮食产量几乎呈现周期性波动，时而大幅增产，时而大幅减产，增减幅度都都在100%-400%，可见波动之剧烈——注意，图标所示时间是从1979-2007年，跨国粮商虽然早有进入中国，但多数还在布局阶段，没有对中国粮食产量产生多少影响。那么，这样的剧烈波动是怎样出现的呢？这主要应归因于中国农业政策和地方财政对农业的影响。
从图中可以看出，中国粮食政策并非给市场营造了稳定环境，而是相反，成为市场波动的主因。1990年以来我国粮食库存消费比平均保持在30%以上，2000年更是高达72.3%，远远超过联合国粮农组织建议的17%～18%标准。其中原因就是中央的粮食政策核心思想是认为粮食产量越多越好、粮食储备越多越安全，于是鼓励农民多种粮。然而，当粮食出现丰收时又没有相关的政策保护粮价，结果是农民发现粮食丰收时粮食不能卖出好价格，这又成了消极信号，种粮情绪低落，于是粮食产量又开始下降；当粮食产量大幅下降后，中央及各地政府又开始担心粮食安全，于是再鼓励农民多种粮，如此又制造了另一个丰收。因而，这就形成了一个不良循环：丰收导致粮价低落，粮价低落导致产量下降，再次激励粮食生产，又获丰收，粮价再次下降。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中央粮食政策是与地方财政直接相联的——当粮食主产区丰收时，地方必须要拨出财政专款来收购粮食，由此粮食大量丰收必然给地方财政造成巨大负担；粮食短缺时，地方财政又不得不提高收购价格，还是给财政造成压力。如此，地方总是在想法设法减少财政压力，在粮食丰收时打压粮价或者“打白条”，于是又把农民种粮积极转变为消极，最终的结果就是粮食产量剧烈波动。可见，中央政策仅仅是停留在了有一个好的出发点上，而没有缜密的财政政策配合，所以一个好的出发点最后频频制造粮食产量波动，而最为令人感叹的是，这种情况竟然贯穿整个改革年代，从1979年一直持续到2011年（本书撰稿时），在长达30年里就一直这样波动着，似乎无人管理。
这还仅仅是粮食产量的情况，农业的其他方面似乎也处在“无人管理”的状况中。
中国的城市化运动30年来一直在蓬勃发展，但城市化导致了耕地面积大幅下降。工业化和城市化是发达国家的象征，这因而成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努力的方向。另外，全球人口的增长主要也是在发展中国家，再者，发展中国家在战后大多经历了相对稳定的发展和繁荣，社会进步明显，生活品质越来越向发达国家靠拢，这些都导致向农业提出了越来越多的要求：工业化要求农业提供原料、城市化要求农民让出土地、人口增长要求粮食也要增产、生活品质提高要求食品结构越来越高端，因此浪费了大量粮食，结果，发展中国家简单追求发达国家的标准却导致农业承受了越来越多的压力。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的持续，中国耕地面积已经连续12年下降，2008年与1996年时相比，耕地面积已经减少了1.2526亿亩，耕地数量越来越逼近18亿亩的政策“红线”。耕地质量方面也是如此，20世纪80年代我国耕地平均有机质含量为20.5克/公斤，目前全国耕地有机质含量平均已降到10克/公斤；耕地水资源情况也很让人担忧，现有的18.26亿亩耕地中约有一半（9.8亿亩）为无灌溉条件的干旱地。另外，中国水资源本来就分布不均衡，秦岭以北耕地面积占全国总耕地面积的63.7%，粮食产量约占全国的52.3%，但水资源量只占12.7%。至于全国农田灌溉情况，更是陈旧落后，大多还停留在上世纪50-70年代。
再说农业机械化方面。众所周知，但从粮食产量计算，美国1个农民可以养活50个国民，而中国1个农民只能养活5个国民，可见差距之大。其中的原因就是美国农业机械化程度非常高，大型农业机械很普遍，美国农民拥有私人农业飞机很常见，而中国农民所拥有的农业机械情况仍然很低。农机总动力从1990年的2.8亿千瓦提高到2008年的8.22亿千瓦、2008年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45%以上、2008年大中型机械保有量达到240万台左右，看起来也不错，这些年增幅不小，但仍然与美国相距甚远。
另外还有许多方面还是很落后，如亩产量、育种水平、新种子研制、化肥、运输、仓储、粮食加工、销售等等，所有的环节都很陈旧，总体上，中国农业只相当于20世纪80年代，与国际平均水平相差20年，与美国相比相差50年以上。但是，现在中国农民与美国农民却是在面对面地竞争，而不是与50年前的美国农民竞争。
在政府层面，更是缺乏现代农业管理。比如，中国的农业预测和预警能力都很弱，对内，政府的信息公开程度很低，甚至还保持着神秘的姿态。农业数据也不可信，这就给农民模糊不清甚至混乱的信息，所以只能依靠对市场价格的判断，结果形成了对价格的单纯反应，粮食产量因此剧烈波动。
信息公开程度低，实际上也容易造成社会恐慌，比如在粮食危机期间，人们对国家粮食储备情况一无所知，不仅对总储量不清楚，更不清楚储备的品种、数量、质量、以及遭遇危机时投放机制等等。这不仅让普通民众感到恐慌，而且也给粮食产业的各个企业、各个环节造成了不安，他们得不到政府可靠的信息，于是整体表现的无所适从。
说到根本，还是中国的粮食战略思想太过陈旧。比如，在粮食储备上，国际上一般认为17%～18%最为合理，而中国一味地认为越多越好，结果粮食储备明显过剩，如1990年以来我国粮食库存消费比均值高达32.6%，最高的2000年达到72.3%，2008年仍达到30%。粮食储备是需要巨大花费的，这样高的储备量，明显是非经济状态。
在粮食流通上，中国的运输能力也较低。中国现在粮食综合产量为5亿吨左右，其中商品粮约为1/3，加上进口粮食，那么粮食流通量每年在2亿吨左右；而中国粮食主产区和主销区之间不平衡，粮食主产区在北部和西部，经济中心和工业中心以及人口集中地多在南部和东部，因而粮食运输就是一个关键，很多农业区交通不发达，与铁路网衔接较差等，还有运输成本高，无论铁路运输还是公路运输，运输关节的费用大大高于国际平均值。
市场管理更低级，这又是一个问题。发达国家对粮食市场相当重视，因此市场准入门槛较高，而中国粮食市场的门槛很低。依据2004年《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粮食收购的门槛主要是两个条件：一是要有3万元以上的资金，二是要具备50吨以上的仓储条件。显然，这样的条件很容易满足，不要说企业，即便是个人也有不少能做到。结果就是，符合条件的企业过多，市场竞争一片混乱，处于过度竞争的状态中。
在市场价格形成上，中国也缺乏先进的机制，如一到耕种季节，化肥、农膜等主要农资价格大幅度上涨；一到收割季节，农机收割、运输等就上涨；在此后的粮食销售中，期货和主要粮食品种竞价都没有与国际标准程序和竞价相当的机制，更不要说期货交易以及粮食资本运作，更是相去甚远。
这些看起来是中国的“家务事”，做好做坏是中国自己的事，但是，不要忘记，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根本已经不存在“家务事”，全球所有国家的家务事都是全球经济的一部分。或者，直接地说，粮食环节的大事小事都与粮食主权密切相关——过去常说，外交无小事，今天粮食也无小事。
那么，哪些方面可能危及我们的“粮食主权”呢？
一，粮食战略思想处于劣势。在2007年粮食危机以前，中国的粮食战略基本停留在传统的“保证粮食供应，防止出现大饥荒”的水平上，并没有把粮食看成是核武器那样的战略武器。
二，制度竞争能力差。制度本身就是一种竞争，同样的公司，实行不同的制度，结果就是不同的，这在今天是所有商业公司都清楚的道理。同样，国家粮食制度也是一种比较，其优劣直接关系到粮食战略的输赢。这方面，欧美早已通过跨国粮商从战后就开始向外扩张、布局，而在同一时期欧美之外的国家几乎无一制定相当的粮食战略。在国内粮食制度上，欧美早就有成熟的国内制度，且这种制度是符合粮食战略的。比如大豆，美国就通过国内补贴制度为美国大豆赢得了国际市场的价格优势地位。尽管我们的农民是世界最勤劳的农民，我们的东北大豆也是世界最优质的大豆，但东北农民却怎么也不明白美国大豆何以能在中国把中国大豆打得几乎灭种。
三，企业竞争力太弱。目前，ADM、邦吉、嘉吉和路易达孚等四大跨国粮商垄断世界粮食交易量的80%，仅在2008年，ADM、邦吉、嘉吉、丰益国际四家企业的净利润分别达到18.02亿美元、10.64亿美元、39.51亿美元、15.31亿美元，共计约合人民币578亿元；与之相比，2007年我国粮油加工企业有11977个，现价工业总产值4880.7亿元，利润总额149.4亿元。约12000家企业利润总额只相当于四大粮商的1/4，这已经不是颜面问题，而是战略安危问题。
国内众多的粮食企业，不仅规模小、竞争力弱，而且还有一个显著弱点，那就是他们是一盘散沙，所以跨国企业在进入中国后能够按照其既定计划按部就班地进行布局，一家接一家的中国优质企业被收购，一个接一个的品牌沦为外国品牌的附庸。
四，中国的粮食对冲能力几乎没有。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粮食产量总体充足，并且有足够的粮食储备，这点从1996年至2007年的粮食出口中就可以看出来，即便在1999年至2003年粮食产量有所下降的时候，中国粮食出口依然在增长，可见粮食储备相当充足。在2011年前，中国又是连续7年丰收，也就拥有了数量可观的粮食储备，但是，我们可以从另一幅图中会看出另一个情况，中国在出口粮食的时候，大多都是在国际粮价下降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在低价贱买我们的粮食，而且是，国际粮价高的时候出口量少；国际粮价低的时候出口量多。1996年国际粮价高达268.6美元/吨，当年我国粮食出口量仅143万吨；2003年国际价格下降到174.2美元/吨时，我国粮食出口量却达到2221万吨；2007年国际粮价再次上涨到272.4美元/吨，我国出口量却又缩减为1032万吨；2008年国际粮价继续迅速上涨，而我国粮食出口量继续萎缩，当年粮食出口量不到500万吨。
如此低价大卖、高价少卖，显然违背了商业获利的基本原则。即便是在2007-2008年粮食危机期间，主要是因为粮食危机而大幅减少了出口，但国际上已经很清楚，这场危机的主因不是全球粮食大减产，而是投机炒作，那么众所周知，炒作都是短期操作，获利即退出，那么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按照国际炒家所希望的那样出牌呢？
所以，结论就是：中国的粮食矛盾重重，危机四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