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另一个老师董仲舒,是广川县(今河北枣强县东)人,乃西汉今文经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但董仲舒不怎么研究《尚书》,他一心扑向《公羊》《春秋》等古籍。从狭义来说,董仲舒只是“公羊学派”的领袖,但从广义来说,他的影响改变了整个今文经学。首先,他把阴阳五行作为经学的核心,将春秋战国以来的百家学说都纳入儒学一家,同时主张社会要更新、政治要改革。在他的引领和推动下,今文经学家对经书可以依政治需要而随意解释,以适应大汉帝国的政治需要,这么一来,今文经学就成为了西汉时的官方御用哲学。
景帝时,董仲舒已被看成是今文经学的代表,被选为博士。汉武帝登基后,于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革新政治,下令全国选拔贤良之士,优秀者可录用做官(这项改革措施前已述及),董仲舒再次中选。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汉武帝亲自考察他的学问,他一一答复汉武帝的提问。
他向武帝呈上对策三篇,史家称其为《天人三策》,他在《三策》中提出自己的哲学体系,即天人合一学说,这种学说的目的是要构建天地万物归于一元的统一世界,因而很适合汉朝的大一统政治,为汉武帝所采纳。
董仲舒的思想也有进步的成分,如其中的天人感应说,目的是要限制君权。董仲舒也提倡仁政,主张薄赋敛,让耕者有其田;又提出兴学校,让贤人从政,宣扬行善者得众。
董仲舒提出的三纲五常伦理学说,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以及“仁、义、礼、智、信”五项经常要遵循的道德准则,对后世影响很大,甚至成了维系两千年中国封建皇权社会的准绳。
当时,董仲舒的威望很高,被尊为群儒之首。他从公元前140年起就开始做官,历任江都相、中大夫和胶西相等职。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朝廷兴立太学,设立公羊春秋学,这是一门专门研究古籍《公羊》《春秋》等的学科,董仲舒的学说成了该学科的典范教义。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董仲舒辞掉官职回家,潜心于学问之中。据说三年之内,他强制自己的眼睛不离开书本,连窗外的花园也不偷看一眼,其治学的精诚一贯达到无人可比的程度。
司马迁出外游历之前,就仰慕董仲舒的大名,可能也和这位大儒见过面,聆听过他的教诲。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司马迁二十岁时,出外壮游,按照父亲和老师们的指示,采集各地的旧闻轶事,以便写作历史。他游历归来时,大约是公元前124年,也就是他二十二岁时。之后不久,就逢上董仲舒居家茂陵的时候,这样司马迁就可以正式拜董仲舒为师,常常向其求教了。这段时间,估算起来,正是司马迁二十五到二十九岁之时(公元前121年—前117年)。
司马迁主要是向董仲舒学习《春秋》和《公羊传》两书。
《春秋》是儒家经典之一,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编年体史书,记载了上自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下至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的历史。其写作特点是所谓“春秋笔法,微言大义”,但全书只有一万七千字,过于简略。后世学者为了丰富历史细节,还原历史真实,对《春秋》这部经典加了许多引申和解释,称之为“传”。到了汉代,为《春秋》作的传已有五种之多,它们是《左氏传》三十卷,《公羊传》《榖梁传》《夹氏传》和《邹氏传》各十一卷。汉代时,董仲舒是对《春秋》这部经典最精通的一个人,而在解释这部经典的各种“传”中,董仲舒最擅长、最精通的是《公羊传》。
《公羊传》又称《春秋公羊传》或《公羊春秋》,相传为齐国人公羊高所撰。公羊高是孔门弟子子夏的学生,他讲述《春秋》的微言大义,传至玄孙公羊寿。汉景帝时,公羊寿和他的学生齐国人胡母生最后著录成书,即今之《春秋公羊传》。该书专门阐释《春秋》的微言大义,它不用史实疏证经文,而是逐字逐句地解释《春秋》,以问答体逐层阐说大义。史料价值不高,但能使读者理解《春秋》的字义,对了解先秦时期的名物制度和礼仪制度有一定的参考作用。西汉时期解释《春秋》,以公羊学派最为盛行。
公羊学派的领袖董仲舒经常在家中讲学,弟子众多,很多人甚至无法见到他的面容,只能跟随他的弟子学习。那些号称董氏弟子的人,真正听过董仲舒讲授的人,少之又少。而司马迁师承董仲舒,却是多次听过董仲舒讲课的,这在《史记》中有所反映,如《太史公自序》记载司马迁与壶遂大夫问答,司马迁的答语中就有“我听见董仲舒先生说过”等语,这篇著名的问答如下:
壶遂是西汉著名天文学家,在朝廷任中大夫,是光禄勋的属官,秩一千石。某天,壶遂大夫问司马迁:“孔子为什么要写作《春秋》?”
司马迁答道:“我听见董生(董生是对董仲舒的尊称)说过:‘周道废弛时,孔子做了鲁国司寇,却遭到诸侯的迫害、大夫的阻挠。孔子知道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便坐下来著书,记述鲁国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作为天下功过是非的标准,贬斥诸侯,讨伐大夫,以达到探讨帝王事业的纯正目的。’孔子申述这件事的意义说:‘我想与其空发些议论,倒不如表现在行动中更为深刻明显。’也就是说,坐言不如起行。”
壶遂大夫把头接连摇了好几下,说道:“既然《春秋》是孔子针对当时的乱世而写作的,郎中(郎中是司马迁的官衔)您就该知道,时代在进步,今非昔比,新的理论不断淘汰旧的,您常常鼓吹《春秋》为不刊之论(刊,削去的意思,不刊之论指不能更改或磨灭的言论),道理何在呢?”
司马迁认真反驳道:“大夫此言离《春秋》的意义差之甚远!《春秋》的主题永远不会失去意义。这本经典上则阐明三王之思想,下则辨明人事的规律,解释疑惑难明的事情的道理,判明是非,审定历史上可疑的案例,褒扬善良,贬斥邪恶,推崇贤人,抨击不肖,恢复已经灭亡国家的称号,延续已经断绝的世系,修补弊端,振兴已荒废的事业,这是最大的王道,乃万世尊奉的准则。称为不刊之论,难道不可以吗?”
旁边的博士、宿儒们听了,都拍手叫好,于是司马迁进一步发挥说:“孔子整理或编纂的先秦典籍有《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经典,每一部都是对从伏羲氏和轩辕黄帝以来的三千年华夏文化的总结,每一部都有不可替代的独特功能。《诗经》记载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牝,pin,雌性的鸟兽,牡,mu,雄性的鸟兽)、男女,所以长于教化;《书经》记录先王的事迹,所以长于政事;《礼经》规范人伦,所以长于实行;《乐经》是礼乐制度建立的依据,所以长于陶冶性情;《易经》谈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所以在说明变化方面见长;《春秋经》明辨是非,所以长于治理百姓。由此可见,《诗》可以用来表达思想,《书》可以用来指导政事,《礼》可以用来节制人,《乐》可以用来抒发平和的感情,《春秋》可以用来阐明仁义。如果要治理乱世使它归于太平,再没有比《春秋》更实用的了。《春秋》的文字虽然只有一万七千字,但它的要旨有几千条,万事万物的变化分合,都在《春秋》里面。”
听众一齐说道:“司马郎中说得有理,壶遂大夫应当服输了。”
“未必!大家也太性急了点吧?”壶遂大夫说,“其他经典我懂的不多,面对众位大儒,我不妄加评论,但《春秋》之道,太虚无缥缈,据我看来,并非今日王治之道,郎中您鼓吹《春秋》的思想是最大的王道,万世尊奉的准则,未免危言耸听吧?”
司马迁说:“这怎么是危言耸听呢?我以为凡人不可不知《春秋》。《春秋》一书所体现的礼义、伦理准则是天下之人须臾不可违背的为人、为政的准则。做国君的不可不懂《春秋》,否则面前有谗佞之徒却视而不见,奸贼之臣跟在后面也不会发觉;做臣子的不可以不懂《春秋》,否则就只会墨守成规而不懂因事制宜,遇到突发事件而不知变通处理。为人君父者不明白《春秋》大义,必定蒙受着首恶的罪名;为人臣子者不明白《春秋》大义,必定陷入篡弑君父的罪恶。《春秋》是礼仪的本原。礼仪是在未然之前加以禁止,法令是在已然之后加以实施。法令的作用容易看到,礼仪的奥妙难以了解。所以孔子才作《春秋》以解释礼仪。大夫怎么能贬斥《春秋》呢?怎么能说《春秋》之道非王治之道呢?”
他的慷慨陈词令在座的人感到吃惊。壶遂一向能言善辩,在司马迁面前,自然不肯拜下风。他又问司马迁说:
“臣还是有所不明,请郎中您详细解答。孔子时代,上无明君,下得不到任用,所以他才写作《春秋》,流传下一纸空文来判断礼仪,取代帝王的法令,这也是圣人的无奈。现在上有圣明的天子,下可以恪尽职守,万事顺遂,井然有序,听说郎中您在写《史记》,您在这本书中论述的东西,要说明什么呢?”
司马迁坚持说:“壶大夫言之无理。我听先人说过,‘尧舜至圣,《尚书》还要加以记载;汤武至隆,诗人还要加以歌颂。《春秋》采善贬恶,推崇三代的功德,褒扬周室的事迹,不仅仅是讽刺。’汉朝兴起以来,天子至明,频获符瑞,封禅泰山,四方朝拜的人,不胜枚举。臣下百官即使竭力颂扬圣德,还是不能尽如人意。如果士人贤能而不用,这是有国者的耻辱;如果主上圣明而其德行不流播,这是主管的官吏的罪过。如果我职掌太史,废弃英明的圣主的盛德不记载,埋没功臣贤士的业绩不追述,忘却先人的遗训,罪莫大焉。此外,我的《史记》只是讲述旧事,记录下来供后世参考而已,不是所谓创作,大夫用《春秋》相比,可谓谬以千里。”
司马迁一番话,说得壶遂无言以对。他这篇长篇答语,本意在于论《春秋》的意义,其内容是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一书的精华的化用,由此可见,司马迁是董仲舒的高足。
司马迁的第一个老师孔安国因坚持对古文进行严谨的训诂,不曲解原意以迎合当前的政治,因而被排挤出京师,被贬为临淮郡太守,临淮郡是汉武帝于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设置的,下辖二十九个县,政务很忙,后来孔安国积劳成疾,死在那里。
司马迁的第二个老师董仲舒死得更早,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就去世了。他一生著作丰富,共计有一百二十三篇,十余万字。留传至今的仅有《春秋繁露》和《天人三策》两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