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是，为上百个英雄立传的司马迁，其本人的生年至今还有疑问。对他具体是哪一年出生的，有两种说法，一是司马迁生于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一是司马迁生于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这两说都是从史记自序中集解、索隐、正义这三家注中推算出来的。但司马迁生于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的说法，是较为准确的。可由下列事实推断出来：
（1）司马迁生于“景帝中元五年”，到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那时便十九岁了。汉书武帝纪说：元朔二年，将各郡国豪杰和财产三百万以上的人迁徙到茂陵一地，集中看管。住在河内轵县（今河南济源县）的郭解，财产达不到中产阶级水平，不够迁徙的资格，可是也被迁去了。那时司马迁还没有出游，而是在关中会见郭解的。《史记·游侠列传》说：“郭解进入关中后，关中的贤士和富豪，无论早先认识他或不认识他的，都被他的声名打动，争先恐后地和他交朋友……太史公说，我看见的郭解，他的身材和相貌不及中等资质的人，他的言语也不够丰采，可是，天下的人士，无论其是贤人，或是不肖的人，无论早先认识他或不认识他的，都仰慕他的声名……。”这正是一个十九岁将及成年人的心理。若是司马迁生于“建元六年”，则到元朔二年，时方九岁，九岁幼童去观察别人，是绝不能有这样的心理活动的。
（2）司马迁的交游，史记中所载的，有贾嘉、樊他广、冯遂及平原君朱建的儿子等人。贾嘉的年龄和司马迁差不多，其余的人，都比他要年长。而冯遂与樊他广两人，没有具体事实足以证明他们比司马迁年长多少，只有平原君朱建的儿子有事实可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说：孝文帝时，辟阳侯审食其因为与诸吕的关系，被淮南王杀死。当时文帝要替淮南王诛除仇人的羽翼，听说平原君朱建曾给辟阳侯出过计策，便派遣官吏去逮捕朱建。朱建闻知捕吏要到门口了，便想自杀。朱建的儿子劝阻说：“事未可知，何必提早自杀呢！”朱建说：“我一死，祸就绝了，不会株连到你的身上了！”就自杀了。文帝后来听到朱建自杀的消息，又怜惜起来，说“我无意要杀他。”于是召唤朱建的儿子来，拜为中大夫。淮南王杀辟阳侯审食其，是在文帝三年，为公元前177年。平原君朱建的儿子拜为中大夫，在此事之后。平原君当时年岁多大，史无明文记载，但要从他劝阻父亲自杀以及担任中大夫两件事看来，他的年龄至少要有十八九岁。平原君的儿子后来与司马迁相善，又曾出使匈奴因骂单于而死。史记中陆生、平原君和审食其的事情，司马迁就是从平原君朱建的儿子口中听说的。司马迁同一个前辈交往，又追忆历史掌故，则其年龄至少也要有十七八岁左右。如果司马迁生于“景帝中元五年”，到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他当年正好十八岁，在这个年龄段和朱建的儿子谈论往事正好合适。但从这一年（公元前128年）上溯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有四十九年的距离，因此平原君的儿子和司马迁谈论往事时，年已六十六七岁了，他还出使匈奴；一个六十多岁饱有经验的人作使节，在事实上还有可能。假若按司马迁生“建元六年”算，则他在八九岁时，和一个前辈交往，是不可能的，够不上的。询问历史掌故，更非八九岁幼童所能做到。这必须到将及成年，十八九岁时，才能结“忘年之交”，问前代之事。可是要等到建元六年出生的司马迁长到十八九岁，那平原君的儿子年已七十六七岁，一个八十余岁的老耄人，再出使雪地冰天的寒国匈奴，情理上是讲不通的。
这两件事实，足证司马迁是生于“景帝中元五年”，为公元前145年，而不可能生于“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的。
既然确定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45年，那么，这一年他的周围发生了什么事呢？
公元前145年，离现在已十分遥远，当时发生的事即使十分新鲜，震天动地，可也都是两千一百五十七年前的事了。对于一些事情的细枝末节，今天的人已经弄不太清楚。但我们知道，当时我们这个星球上有两个超级大国，一个是东方的汉帝国，一个是西方的罗马国。一般读者可能对罗马国更不熟悉，这是一个采取共和政体的城邦国家，最高领导人为执政官。它当时正忙着东征西讨，征服希腊半岛上的诸城邦国，罗马文明正在取代希腊文明。接着，罗马又毁灭了北非强国迦太基，成为地中海的霸主，西方历史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
罗马有个元老院，座中都是贵族豪英。但在新兴的汉帝国中可没有贵族，旧秦国的贵族被项羽通通消灭了，参加反秦起义的旧六国贵族如项梁、项羽、田横、田市、魏豹、范增等在争夺天下过程中或战死、或被杀、或自杀、或流亡，胜利者是一群市井中的平民，如屠狗的樊哙、卖布的灌婴、赶车的把式夏侯婴、当吹鼓手的周勃等，其中文化程度最高的也不过是萧何、曹参等小官吏，领导者是一个有点流氓习气的亭长小官——刘邦。当然，刘邦阵营中的张良是韩国的贵族，但他是个韩国派来的“借将”，在这一群粗人中，他可以说是鹤立鸡群，因此他不敢染指胜利果实，事成后就退隐，不与这般粗人一般见识。到公元前145年，汉帝国已经建立了六十年，按旧历计算，是届满了一甲子。而在这短短的六十年里，在这群风格不高的掌权的下里巴人中，权力斗争也非常激烈。最初是刘邦亲自掌权，将异姓王韩信、彭越、英布等一个个诛灭，建立起“非刘氏不封王”的制度。但刘邦死于公元前195年，名义上是他儿子惠帝继位，但实际权力在吕后手中，公元前188年，惠帝死，吕后正式临朝称制，她违背刘邦订立的制度，大封吕氏为王，并开始迫害刘氏的子孙，刘邦的八个儿子（刘盈、刘如意、刘友、刘恢、刘长、刘建、刘肥、刘恒），这期间死了六个，几乎都是被吕后迫害死的，只剩下刘恒和刘长。但吕后未能建立吕氏王朝，公元前180年七月，她也撒手归西了。这年九月，右丞相陈平、太尉周勃等大杀吕氏诸王，并诛灭其家族，迎接刘邦的儿子代王刘恒为皇帝，是为太宗孝文皇帝。
刘恒本不想作皇帝，权臣向他施压，他不得已登上帝位。他一直小心翼翼，害怕再惹起权力斗争，成为牺牲品，所以一直保持低调，施政温和，给民众较大自由空间，便于休养生息和形成和谐局面，从而产生了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文景之治”从公元前179年到公元前141年，即汉文帝和汉景帝统治时期。共三十九年，其中汉文帝在位二十三年，汉景帝在位十六年。
《史记》的《孝文本纪》记载了孝文帝即位后一系列德政：除收孥相坐律令（孥指妻子儿女，收孥指将全家老小都抓来治罪）、去妖言诽谤之罪、除肉刑，文帝亲自躬耕籍田，劝课农桑，轻徭薄赋。文帝在位期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将赋税由十五税一减为三十税一，并下令列侯归就封邑，以缓和租税输给之苦。同时，厉行节约，皇帝穿普通料子制作的衣服，宫内夫人都穿短裙，衣服不拖地，帷帐无纹绣，以示皇家的敦朴，为天下先。修建陵园，皆用瓦器，不用金银铜锡作装饰；因山而建，不起坟。灾害之年，松弛山泽的禁令，减少衣服和车马的费用，减少官吏的数目，开仓救济灾民。景帝在位时间较短，其政策也能紧扣当时的主要矛盾：继续恢复经济，整顿吏治，削弱藩王。
汉初的统治阶级信奉黄老哲学，所谓“黄老”，即黄帝和老子的哲学思想，以《黄帝内经》和《老子》两部经典为指导思想。黄老哲学的中心是无为，即无为而治。老子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这种思想否定政府对社会任何意义上的引导和管理，视行政命令、法律条文和道德教育都是无用之物，因为社会本身是一个自足的系统，来自于政府的管理因素一旦介入即会破坏其恒定。老子认为：“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老子哲学是主张真正无为的，即在可以有作为的情况下，也主动选择无为。
但汉初的无为，是客观条件不允许有作为，无为是唯一的被动的选择。如对待匈奴的入侵，汉初只能采取守势。刘邦当初不知道匈奴的战斗力，公元前200年，冒顿单于带匈奴军队侵入太原，达到晋阳，刘邦轻敌，亲自带领三十万兵马追击匈奴，结果被围平城七日，差一点全军覆灭。惠帝和吕后执政时，冒顿致书，欲结亲吕雉，廷臣计议，依然吸取平城之败的教训，不敢与匈奴作战。文帝时，曾打算亲征匈奴，被群臣劝止。当时经济还未恢复，国家财力尚弱，因此对匈奴不得不采取守势。
在对待分封的诸侯方面，如果诸侯的力量渐渐成长，像周朝一样，天子就名存实亡。所以削弱诸侯的势力（称作削藩）是强大中央政府的必要途径。但文帝时只能依靠这些诸侯，不能削藩。一方面当时诸侯与文帝基本上是兄弟、亲子侄的关系。汉代重孝，削藩之举，有伤孝道。汉文帝六年（公元前174年）十月，淮南王刘长谋反失败，绝食而死，民间作歌讥讽文帝说：“一尺布，尚可缝，兄弟二人不相容。”诛灭诸吕之后，刘恒的同父异母兄弟只剩下刘长一人，为什么还要兄弟相残呢？在这种压力下，文帝只好封淮南王的儿子于其父故地。另一方面，文帝初期，随高祖起兵的功臣悍将尚在，诛吕安刘，即由他们一手策划，朝廷中他们的势力尚强，若削藩，势必造成刘氏宗室力量的削弱，高祖的功臣悍将便无人可制约，就有可能随时危及刘恒的帝位。因此，即使贾谊在给文帝所上的《治安策》中痛陈封建诸侯之非，建议文帝对诸侯采取措施，文帝仍不采纳。
由于这种被迫的无为而治，战国时代的政治风气，又有所复苏，分封在各地的王族诸侯，纷纷养士自重，对中央政权构成了威胁，尾大不掉，景帝听取廷臣晁错之议，打算削藩，结果爆发了七国之乱。汉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正月，吴王刘濞与楚王刘戊、胶西王刘卬、胶东王刘雄渠、葘川王刘贤、济南王刘辟光、赵王刘遂、并且南结闽越、东越，北连匈奴，起兵反叛，史称“七国之乱”。景帝诛晁错，派遣袁盎谕告，不止。二月，太尉周亚夫大破吴楚军，吴王败走死去，楚王自杀，胶西等四王也都败死。七国之乱平定。
乱平后的第九年（公元前145年），司马迁降生，又过五年（公元前140年），文景之治结束，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汉帝国由收敛和隐忍转入进攻和扩张，领导这个新方针的是汉武帝，但司马迁出生那年，汉武帝还是一个太子，只有12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