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飞机降落在伦敦的Garwick机场，然后驱车穿过长长的公路，驶往市区的时候，沿途所见，许许多多新鲜、强烈的印象之中，最为深刻的（也可以算作伦敦，以及后来我去的英国其它地方，留在脑海里难忘的记忆），莫过于那令人赏心悦目的绿色草地，绿色公园，绿色田野，以及露出新绿的树木，和远处苍翠深绿的森林了。
车窗外面三月的伦敦，春意已经很浓了。再加上清冽的海风，时不时带来阵阵细雨，把这似乎是连绵不断的绿色地毯，洗涤得分外青葱。还有那随着海风而来，在市郊绿色草地上，翻飞觅食的白色海鸥，越发映衬出白的白得那样鲜明，绿的绿得那样浓烈。车子开得很快，当这些翱翔的海鸥，连绵的草地，从车窗急速掠去的时候，我想起雪莱的诗句：
有流水的陨星
还有滑行的绿色的世界
确实像滑行着的绿色世界，伦敦真绿。
记得在“文化革命”结束以后，好像不是很久，先是电台，后是电视台，开始了英语广播教学。因为是新鲜事，长期禁锢之后的开放，一时间，跟着学习的人很多。以致出售广播教材的书店，常常排起长龙阵，为买书还得托人走后门。于是，在公共汽车上记单词的，在公园长凳上念英语的，成了司空见惯的现象。可以经常听到“这是格林先生，那是格林太太”的英语朗读声。
当时我确实有些纳闷，为什么非是格林先生和格林太太？四十年代上中学时，我们使用的是提倡幽默的林语堂先生所编的英语课本。如果记忆不错的话，第一课的第一句，是“我的名字是约翰”。英国不是有个外号叫约翰牛么？我想，约翰啊，玛丽啊，伊丽莎白啊，好像是更典型的英国人常见的姓氏。我觉得作为姓氏用的Green，和很快在课文里要学到，作为绿色讲解的green，会给初学英语的人，带来不必要的混淆和疑问。
但是，此时此刻，我在设想，那些编写英语广播教材的老师，是不是因为伦敦的绿色，才在教科书里让格林先生格林太太出场呢？
是的，green，非常非常的绿，拿写过《重访康桥》的诗人徐志摩的名句来形容，简直可以说是浓得化不开的绿。我记得有叫作Green的街道，有叫作Green的店铺。在著名的海德公园与圣詹姆士公园之间，还有一个索性叫作Green的公园。而在这所有公园里，给你留下一个最深刻的印象，就是那大面积的平坦而又整洁的草地。好像这还不够似的，教堂的周围，银行或是机关沿街的窗台上，以及居民住宅门前的花圃里，也都是绿的树，绿的草，和绿的阔叶类植物。在沿着泰晤士河的岸边，有一连串似乎像猫眼石穿起的项链那样的绿岛，碧树掩映，芳草如茵。在每个绿岛里面，都会有一两座石雕艺术品，名人铜像，和类似承露盘那样的喷水池。但这些设施，通常都被绿色的枝叶遮掩或者笼罩，尤其对坐在汽车里急驰而过的人来说，是不大容易发现的，好像映在眼里的，只有一个在滑行着的绿色的世界。
也许是得天独厚的缘故，伦敦和英国其他大部分地方，除了落叶树木外，一年四季都是常绿的。大西洋暖流给整个纬度要比我国偏北的英伦三岛，创造了一个温湿潮润的气候环境。离开英国已经一个月了，而北京的草地，也才刚刚绽出一点新绿的气息。一个多月以前，我们乘火车离开伦敦北上，经约克郡、达林顿、到杜伦，尔后又折回到利兹，那似是丘陵，其实是略有起伏感的广阔平原上，牧场、草原、田野、丛林，都已经很绿很绿了。
尽管天气有点近似我国江南的梅雨季节，时阴时晴，时明时晦，但并无闷霉阴湿之感，相反，倒还清冽爽快。这样的天气，所造成的光度的多种变化，在极目所视的英格兰原野上，同是绿色，有时绿得那样苍翠，有时绿得那样青葱。在阳光下，会绿得那样浅淡，以致浅淡到发白的程度。可浓云密布、细雨飘洒之际，绿色原野就会变得愈远愈浓，浓到绿和黑都难分的程度。于是，我记起那些英国古典文学作品里精致的插图，那用纤细的笔触，密密勾勒出来的云朵下的牧场，藤萝缠着的古老橡树，肥硕的卷毛羊，和垂着大耳的牧羊狗，似乎印证地在眼前展现。这些并非名家的艺术作品，所以能够给读者留下久久不能磨灭的印象，正因为真实、准确、深刻地反映了生活的缘故吧？文学也好，艺术也好，大概只有植根于这个作者所属的时代、国家、民族、人民的土壤中，才能获得真正的生命。后来，我在国立画廊参观所收藏的古典名画，特别注意到法国、德国、荷兰的风景画大师和英国的康斯太布尔、波宁顿这些名家作品之间的风格上的迥然不同之处，我对美术不甚了解，但陪同参观的詹纳尔先生，一位对中国当代文学十分感兴趣，正在翻译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西游记》的热心肠的博士，却深谙此道。给我指出了这些画家作品是怎样表现出本土的特色，又是怎样在交流融汇之中，吸取他国他家之长，从而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流派、风格、特色。他虽然多次去过大陆（对英国人来说，海峡对岸就是大陆，连早餐也有英国式与大陆式的区别），这种切身感受，和我在旅行中见到原野景色而联想那些插图一样，体会自然要深刻些。
《红楼梦》五十四回，薛姨妈说了句话：“笑话不在好歹，只要对景就发笑。”这个论点大可以编进文学概论的。任何作品，要想博得读者共鸣，产生强烈的艺术效果，问题在于对景或者不对景，这个景恐怕也是文学这面镜子所反映的时代吧？因此，无论鼓吹者如何声泪俱下地为之呐喊，倘不对景，或不十分对景，读者是决不会买账的。假如只不过五成对景，偏要说成十成，乃至十二成，就有点像伦敦那种露天市场里推销处理品的商贩了。
对了，甚至这样的市场，也不难发现小块的、修整得干干净净的草坪，和那三月里伦敦到处可见的洋水仙。这种水仙品类和我国作为案头供养的漳州水仙不大相同，它随随便便地在草坪上生长着，比草也高不了许多，开着淡黄色的花，花朵略比我国水仙大点，但却没有我国水仙那种淡雅清幽的香味。不过，吸引我的倒是这洋水仙的挺拔肥硕的、剑鞘似的叶片，不但那昂然的姿态，还保留萌芽出土的锐气，而更由于它是从泥土里生长起来的缘故，绿得那样深浓，这和我国水仙在水盆里靠自身营养，抽出来的叶片颜色，就很不相同了。
这种花当然不是野生的，但好像也不是着意经营和我们对付盆栽水仙那样的悉心料理。所以那闪露着光泽的绿色，随着我们足迹所至，处处都能看到它在草丛中昂然挺立。
不论是洋水仙也好，不论是碧绿的春草也好，至于其它花草树木，好像都不例外受到人们的爱护，这一点我是深有感慨的。除了我在杜伦那古老教堂的大草坪上，看到一小块“禁止践踏”的牌子外，别的地方，甚至公园里的草坪，都不曾注意有这类禁令（当然，也许可能有，因为我去过的地方并不多），但攀折树木，采摘花卉，践踏草地者，倒从未碰上过。我还好奇地观察在草地上游人逗留后的地方，好像很少有果皮纸屑残存在那里。相反，在白金汉宫广场中心的大喷水池里，倒有一些漂浮的糖纸、空罐头之类。因此，我在思忖，还不能完全用文明程度来解释这个现象，似乎还应该把普通人对于美好事物的向往、追求，对于盎然生机的珍惜、爱护的心情包含在内。
西德作家伯尔，以写战败后德国的废墟文学而闻名。他的短篇小说《我的叔父弗雷德》，写了一个复员回来的士兵，在人们为面包、烟和煤发愁的时候，靠做鲜花生意，居然盈利的故事。人们所以去买一把鲜花，其实也是寄托着对生活的信心，对未来的希望呢！人们也许不会忘记，在十年浩劫中，养花莳草，是作为四旧属于扫荡之列的。然而这几年来，尤其那些搬进新居的人家，总在窗口、阳台放置几盆花草。远远望去，整个高层建筑物大有花团锦簇之势，似乎巨人在捧着鲜花，来迎接充满希望的生活，确是令人鼓舞。在伦敦，我没有机会看公寓房子阳台上的盆花，据说，在高层公寓里安家的，在经济收入上，要低于住楼上楼下两层楼房的人家。陪同我们的一位英国小姐说，英国人不喜欢住公寓，而愿意有自己的House（房子），就是希望门前或者屋后，有一小块可以种花莳草的空地。当然要达到这个目的，也不是很容易的。像这样的House，在伦敦的价格无从知道，在哈代的家乡，大概是三万英镑左右。所以这位曾在上海复旦留过学的英国小组，虽然已经住进了这样的House，但只是二分之一的主人，要想完全达到理想，大概还需要努力一个不短时期吧？可她在房子后面的空地上，种植的花和草，当然也有洋水仙，却已经绿盈盈的一片，而且似乎还打算锦上添花，使这个小小的花圃，变得更美呢！
不过，这种城市里的House，绿色面积终究有限。有一天，我们驱车由利兹去勃朗特姐妹故居的途中，公路两旁的坡地上，一幢幢独立的House，在花圃、草坪、树墙以及林木的围裹下，从我们车窗外闪掠过去，又是一个滑行着的绿色的世界。
所以，在一次酒会上，一位英国朋友问我对他国家的第一个印象是什么时，我回答他，莫过于这个绿色的世界了，显然，很合乎他的心意，他高兴地笑了。但是，我也见识到另一个滑行着的绿色的世界，那是在伦敦最热闹的牛津大街上。几个女孩子迎面走来，一下子把我的注意力，从橱窗吸引到她们这边了。她们穿着绿色的衣裙，绿色的长筒丝袜，当然，也是绿色的高跟鞋。更主要的是，是她们的的头发，都染成了绿颜色的，而且剪得和青草差不多长短，也像青草那样朝上长似的蓬乱地竖立着。大街上行人很多，但大家好像司空见惯，并不多看一眼。看来，我未免有点不见多怪了，于是，这绿色的世界，从我身边滑行过去了。
那位朋友听我讲了这段补充印象以后，也笑了起来，不过，这一次笑得有些节制。他解释说：这些青年人叫作Punk。至于Punk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叫Punk？是否为嬉皮士的新发展呢？这一切都不得而知，只好书此存疑了。
别的同志告诉我，好像许多英国人也对这些Punk青年看不惯。确实也是这样，有一次在列兹大学，吃完饭出来，恰巧碰到一个显然是大学生的小伙子，把头发染得通红通红。可能发根部是新长出的缘故，恢复了浅黄的本色，这样，他更像头上顶着一团火，如同雪莱那句诗，流火的陨星般从我们面前走过去。
对这位英国的赤发鬼刘唐，连陪同我们的主人，也都为之摇头。于是，在碧树绿草的校园里，这团火，成了万绿丛中一点红。不过，绿头发的Punk也好，红头发的Punk也好，虽然是那样煞风景，但也使我见到英国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
直到他走出好远，直到那团火消失了，我才好不容易回到这绿色的氛围，绿色的意境里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