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文绣、文姗住在一位法国律师的家中。平时不接见任何人。连文姗的丈夫都是经过可靠人的介绍，才能入内，这就免去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1931年8月28日下午，林綮、林廷琛受胡嗣瑗派遣，乘车按约定时间去接张士骏，然后同车去法国律师事务所。见面后文绣口气非常坚决地向溥仪提出了3个条件：一、彻底脱离，各不相扰；二、我日常使用的衣物已经开列了清单，应照此单全部付给；三、必须拨付赡养费50万元。并说明若能依此办理便可无事，否则只好法庭相见。文绣并拿出事先拟好的衣物清单递给溥仪的律师。淑妃一边流泪，一边诉说9年来在皇家饱受凌虐的悲惨境遇：第一、皇后不许她与溥仪接近，已断人生之乐，更无夫妻之情；第二、太监威势逼人，凡事均须仰其鼻息。某太监且谓：“皇上与汝且无恩情，汝惟有速死，皇上命汝死，汝不得不死”。在此种压迫之下，实觉难堪。说着淑妃还顺手从衣兜里掏出一把当票来。她说：皇上常常不管她，没有钱花只好典当衣物，这次聘请律师实出无奈。
溥仪一方为了皇家的所谓声誉，坚持“不许离异”条款，遭到文绣的断然拒绝。且在支付赡养金问题上，沟壑依旧，谈判几次都陷入僵局。与此同时，文绣的律师为了使文绣彻底脱离与溥仪的关系，故意作出诉讼的架势，制造舆论，迫溥仪就范。
8月29日，张士骏“知会”天津地方法院调解处，提出诉讼，法院当即签发了传票。向溥仪下达了调解处传票和副状，通知他务必于1931年9月2日下午2时在法院民事调解处施行调解。当时双方正处在商议和解阶段，胡嗣瑗听说此事很是生气，即命律师林綮前往张士骏处诘问，为什么一边调解还一边告状？为什么不守信用？而这，正是律师的本意，即以调解为名，行告状之实，催逼溥仪允许文绣离婚。所以当天上午林綮奉命质问张士骏时，张士骏并不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只说淑妃有自己决定的权利，当律师的不便干预。
果然，溥仪接到传票和“副状”，直急得像热锅上蚂蚁。对于文绣的控告，溥仪极端恐惧。妃子要与皇家兴讼，“九五”之尊，对簿公堂，成何体统？而且当时正是溥仪与日本人密切勾结，幻想得其助力，完成复辟帝业的关键时刻。溥仪不想节外生枝，要早早了断此事，便同意离异。双方从9月4日至10月2日，经过四次讨价还价，在供养费问题上几经反复，最后统一在5万5千元这个数目上。文绣在做了很大让步之后，只要求一次交付现金，并在短时间内办理手续。溥仪只好答应了。
10月22日，其时正值旧历9月13日，溥仪与文绣双方协议完全脱离关系。离婚协议书的签字仪式于当天下午1时许，在林廷琛的律师事务所举行。文绣、文姗及双方律师最后一次来到律师事务所。互相验明彼此所拟条款，文绣逐一签字，之后两边无语告别。
协议书中写入自8月25日以来近两个月时间里，双方律师反复磋商、调解的成果：
1.文绣自立此约之日起，即与清皇室主人脱离关系；
2.清皇室主人于本件签字之日，给文绣一次终身生活费5.5万元（付款另有收据）；
3.文绣于本件签字之日即将所有随身常用物件（另有清单）全部带走（付物时另有收据）；
4.履行2、3两条件之后，文绣即归北平母家独身念书安度，绝不再向清皇室主人有任何要求；
5.脱离之后文绣不得有损害名誉之事，双方亦不得有互相损害名誉之事；
6.文绣将天津地方法院调解处之声请撤回，此后双方均不得发生任何诉讼；
7.本件自签字之日起生效，共缮四份，双方律师各执一份。
至此，文绣才真正获得了自由。
在静园的溥仪接到有关协议后，长长出了一口气，为挽回体面，即令手下拟旨：“淑妃擅离行园，显违祖训，放归母家居住省愆。撤去原封位号，废为庶人。钦此。宣统二十三年九月十三日。”溥仪读过两遍，细细思量，觉得措辞未免过苛，于是提笔勾去“放归母家居住省愆”一句，才正式颁发。10月23日，就在同文绣签订离婚协议的第二天，他不惜花费重金，把这条煌煌“上谕”刊诸京津沪三地报纸报头旁边的头条广告栏内，向世人宣布，总算是买回了皇家的脸面。这场轰动全国的“皇帝”离婚案至此不无幽默地收场了。
溥仪和文绣离婚后，必情颇不平静，回顾淑妃在皇家的九年生活，似乎感到真有点儿对不住她，遂把责任加在婉容身上，求得心理上的平衡。为此他还专门写了一篇《龙凤分飞记》的文章，以记其事，对婉容多有责怪。
1931年11月10日，即他们宣告离婚后的第19天，溥仪在郑孝胥和郑垂父子以及日籍保镖工藤忠的策划、挟持下，离开静园，结束了在天津7年的寓公生活。他乘汽车偷渡白河，去到大沽口外，闯过守卫军粮城的中国哨兵，又登上大沽口外的日本商船“淡路丸”，潜往日本占领下的东北营口港，充当伪满洲帝国傀儡皇帝去了。所幸文绣先一步脱离了苦海，没有与溥仪一同背叛祖国和人民，从而也避免了坠入罪恶的深渊。
这桩离婚案了结之后，张士骏律师的亲友都为之松了一口气。谁知溥仪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衔恨在心。他在1934年坐了伪满“皇帝”后，立即派出亲信及日伪特务，多次到天津缉拿、行刺张士骏等3位律师。张士骏预先得知消息后，只得被迫迁往天津异国租界多年，才算幸免于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