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统”，曾经是罩在民国头上的一道光环。中国数千年的政治，为宗法专制，求治之本，在于君明臣良，故人存而政举，人亡而政息。直到晚清，由于受西方列强影响，始有效法自强的立宪运动。辛亥革命后，确立“主权属于全体国民”的共和政制，公布“约法”，成立国会，制订宪法草案，人们终于看到了，中国向以代议、宪政、法治为立国之本的现代国家转型的一线曙光。
但其后发生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一系列变故，国会解散，战火重燃，制宪变成了一项烂尾工程。段祺瑞平定复辟后，自称“再造共和”，以旧国会已被解散，原有法统已不再存在为由，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重新召集国会。孙文乃于1917年率领国会议员和海军南下，在广州成立护法政府，以捍卫民国法统为号召。广东、广西、湖南、云南、贵州、江西等西南各省的地方军阀，起而响应，在南方开辟了一片天地。
孙文尝言：“君主专政之气在北，共和立宪之风在南”，对南方护法，国人有厚望焉。可惜，南方护法，并不以法律为武器，而是依靠金钱与武力。南方的军政府与非常国会，本身都不是合法程序的产物，军队也大都靠行贿拼凑起来，与雇佣无异。而武力北伐，更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客观上破坏了中华民国的统一。如果说共和立宪之风，北方甚至比南方还略胜一筹，至少还保留着共和立宪的框架。
孙文在1918年辞大元帅职时抱怨：“南与北如一丘之貉。虽号称护法之省，亦莫肯俯首于法律及民意之下。” 但不肯俯首于法律之下的，又岂止一二地方军阀？护法战争整整打了七年，历千辛万苦，枪林弹雨，造成地方元气荡然，人民财产损失、生命损失，直接与间接，不可胜算。然到头来，竟落了个“北方非法尚有法，南方护法而无法”的讥评。
在共和国家，任何个人与政党，都无权随意改变游戏规则，哪怕是以人民利益、国家利益之类的道德名义。修改游戏规则，须循合法程序，不能以一个更大的非法去纠正另一个非法，否则，民主的游戏就玩不下去了。
早在1921年孙文在广州组织军政府时，对护法已经心灰意冷，他曾坦言：“此次军政府回粤，其责任固在继续护法，但予观察现在大势，护法断断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他已决心放弃护法这面旗帜。
然而，护法——保护民主宪政——是南方政府合法性的唯一基础，一旦放弃，孙文怎么解释他的政府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呢？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革命”。革命具有至高无上的威权，可以打破一切常规。宪法政府是有限政府，而革命政府是无限政府。孙文需要的是一个无限政府。他向人们宣示，他已掌握了“革命真理”，他所从事的是“革命”。只有革命才能彻底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
后来从军阀变成革命者的冯玉祥有这样的评述：
有人骂孙中山先生，说“孙中山真是有点革命的癖，无论是到什么地方，就是要革命，若是他的儿子孙科做了大总统，他也要革命的。”在他人以为这是骂孙先生，其实孙先生的伟大正是在此，一个革命者，只要看见统治者不对，就得革命，无论他是亲戚也好，长官也好，站在民众的意义上，这些个人私情一概都顾不得。③
个人私情固然是顾不得的，国家法统也顾不得。纵观民国初年，国民党从宋教仁组党，到“二次革命”，到讨袁护国，到西南护法，始终在“宪政民主合法性”与“革命真理合法性”这二极之间摇摆，而最终倒向了后者。
国民党一全大会之后，“世界革命”、“阶级革命”、“国民革命”这些名词，便如风雨雷电，铺天盖地而来，瞬间从革命者的演讲台，深入到每个平头百姓的饭桌与床笫之间了。一位革命者振臂高呼：“革命！怎样一个好听的名词！怎样使我的热血沸腾着呵！”
以“革命者来”为号召的黄埔军校，开张之日，孙文训示学生：“你们决不是为升官发财而来的，你们的责任便是革命。现在，我把这个革命的责任，交给你们。” 军校不是政府办的，是国民党办的，是党的军校，一切建制章程，照抄苏联红军，连“支部建在连上”，也照葫芦画瓢，在军队中建立党代表制度。
孙文任命廖仲恺为国民党驻校党代表，按党代表制规定，校长或各行政长官的命令，没有同级党代表的副署，不能生效。因此，国民革命军是“党军”，而非“陈家军”、“李家军”，亦非“政府军”，更非“国军”。这是革命军与其他一切旧式军队最根本的不同。
革命造就了一个五光十色的舞台，活跃在舞台中心的革命者形象，是怎么样的呢？有人给他们勾画了一幅素描：
一个穿中山装的雄赳赳的青年，不可向迩地直率并且激烈，铁面无私地纠弹这个，打倒那个，苦口婆心地这里演说，那里致辞，席不暇暖地上午开会，下午游行，拿的薪水总是只够糊口，交游的人总是面有菜色，居住的房子总是只看见标语不看见墙壁，他们的行踪总是马策刀环游移不定。③
这些人可能是共产党，可能是国民党，可能是青年党，也可能什么都不是。尽管用今天的眼光看，充满喜剧色彩，但在当时，“革命”一词，简直成了一道魔咒，普天之下，芸芸众生，只分成两种人，一种是革命的，一种是反革命的，没有中间道路可走，不革命就是反革命。蒋介石说：“古人云：‘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余更续数语曰：‘不为信徒，便为叛逆。’更进一言曰：‘不为同志，便为寇仇’。” 这种二分法的逻辑，在其后数十年的政治生活中，被发挥到了极致。
谁敢对革命发出一句非议与质疑，谁就是反革命，就要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叫他永世不能翻身。
一名广东大学的法科学生，被鲍罗廷指为“反革命”，要求学校当局开除其学籍。校长邹鲁问有什么反革命证据，鲍罗廷笑言：“使数人证其某种言论、某种行为便已足，或使人挑其打斗便有罪，何必真凭实据。”
青年学生们不断鼓动风潮，“踢开老师闹革命”。国民党中执会青年部下的一间平民学校，学生们打破一切规章制度，自编教科书，自由选择老师。整个教育界为之震动，教师们惶惶不可终日。不久，公医大学发生驱逐教员事件，引起满城争议。孙文不得不亲自到青年部，劝告各校学生代表：“学生应在教育章则中自由，不应该有择师的自由，否则无人敢任你们的师长了。” ③
老师们为了自保，唯一办法，就是证明自己也是革命的，那些想打倒他们的人，才是反革命。“反革命”这个时髦词汇，很快成了比偷讹拐骗、吸食鸦片还可恶的罪名，在人们头上飞来飞去，作为攻击他人的利器。据后人考证，“‘反革命’一词源自苏俄布尔什维克的谴责性语言。1920年代使用该词最早也最频的是中国共产党。”
维经斯基曾经向中共中央提出一个问题：“大家都知道什么是反革命吗？”
陈独秀毫不犹豫地回答：“我们大家都认为反对我们策略的人就是反革命。”
这令国民党深感苦恼。共产党人批评国民党，从没人说他们“反国”，但国民党一批评共产党，就是“反共”、“右派”、“反革命”。“自从共产党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动辄拿‘革命’和‘反革命’字样劫持中国国民党员，强使接受共产党所定的一切口号。一般党员为力避‘反革命’嫌疑计，不论何种问题，总要以最革命自居，而以‘反革命’为大戒。”
其实，这种现象，何止在国民党党内如此，即在共产党党内，又何尝不是。“革命”这个词一旦被赋予巨大的杀伤力之后，国共两党都在争夺对它的解释权，这也是贯穿整个大革命时代，国共斗争的重点之一。
中共人数虽少，但能量极大。加入国民党后，迅速把一池死水，搅起滔天大浪。从1924年春开始，《向导》周报频频发表文章，为国民党划分左、中、右三派，甚至划分“左、右、极左、极右及中央五派”。分化国民党，是苏联与共产国际定下的策略。鲍罗廷尝言，他到中国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加速国民党不可避免的分裂”。最终把国民党“这具僵尸”变成一个完全“处在我们（苏联）影响之下”，“驯服地接受我们的指示和共产国际的决议” ③的革命政党。
鲍罗廷一到广东，就开始在国民党内，物色左派，除了廖仲恺是无可争议的人选外，还曾经在汪精卫、胡汉民、戴季陶三人间，踌躇不决。据胡汉民说：
他们详加考虑之后，便各下一个考语，以定取舍。对兄弟的考语是“难相与”，对戴季陶的考语是“拿不定”，对汪精卫的考语是“有野心可利用”。经此一番评定之后，汪精卫便中选了。
中共在1924年5月召开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上，明确指示：“国民党的左派是孙中山一派和我们的同志——我们的同志其实是这派的基本队；因此所谓国民党左右派之争，其实是我们和国民党右派之争。” 作为配合共产国际分化、改造这具“僵尸”的策略，中共将全力支持和帮助左派，孤立和打击右派。在共产党的机关报上、在国民党的机关报上、在种种集会上，猛烈地批评右派，以求“化右为左”，巩固左翼。
如果中共没有加入国民党，只从党外给国民党划分左、中、右，显然没有多大意思，现在，钻到国民党肚子里，从内部进行划分阵营，其分化作用，就像冷水溅入热油锅，马上爆炸开来。
共产党不仅自己加入国民党，还大量介绍人入党，仅北京的共产党，在几个月内，就介绍了一千三百多人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内，几乎所有高位要津，都可以看到共产党人活跃的身影。在广州固不待言，在上海的执行部，农工委员会委员兼组织部秘书毛泽东、宣传部秘书恽代英、妇女部秘书陈比难，以及在执行部工作的沈泽民、王荷波、向警予、罗章龙、邓中夏等人，均为中共党员，几乎就是一个中共上海执行部。
国民党在上海原搞了一个工团联合会，作为工人运动的大本营，但很快被共产党挤到了舞台边缘。马超俊忿忿不平地说：
工团联合会成立后，原大有可为，惜上海华洋杂处，情形复杂，本党控制力量，尚未巩固，而中共重要分子毛泽东、恽代英、沈泽民、向警予等，又奉派在本党上海执行部担任要职，彼等利用职权，向工人群众进行渗透，并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由北京移至上海，不久此项组织即将上海工团联合会之领导地位，取而代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