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汉口的执行部，虽然只有短短一个月寿命，但已经被林祖涵、李立三、许白昊、林育南、项英、刘伯垂、于若愚、夏之栩等中共党人，牢牢掌握了。在刚成立的湖南省临时执行委员会里，就有何叔衡、夏曦、李维汉、李达、郭亮、夏明翰、李六如、邱维震等一大批中共党员。
中共强大的渗透力与组织能力，令许多国民党人感到吃不消，主张排共、反共，已不仅是少数“右派”了，而是形成一股主流意见。但奇怪的是，不管他们赞成或反对，但在言谈之中，却是一边痛骂共产党，一边又不自觉地模仿起共产党，把“左派”、“右派”、“左倾”、“右倾”这些词汇，挂在嘴边，简直像中了邪似的。对这种现象，蒋介石曾惊叹：自从共产党发明了左派、右派、新右派这些名词后，“任意加于本党同志之上。受之者如被符魇，立即瘫痪而退。”
最先跳起来的，是一批同盟会时代的老党人。1924年2、3月间，邓泽如、冯自由、刘成禺、谢英伯等五十余人，在广州聚会，草拟了一份《警告李大钊等不得利用跨党机会以攘窃国民党党统案》，正式挑起了“党统”之争。
讵料，警告书还没发出去，廖仲恺、李大钊、鲍罗廷已抢先一步，向孙文提出控告，指这批人不守党纪、挑拨国共恶感。鲍罗廷要求国民党中执会根据一全大会通过的章程，革除冯自由、谢英伯、刘禺生、徐清和四人党籍。孙文在帅府召开中执会特别会议，请这四人到场自辩，最后宣告无罪，以告诫了事。
尽管反共派开局不利，但也看出，孙文并不认真处分他们，此后各地“检举”、“弹劾”、“揭发”共产党的事件，层出不穷。6月1日，连孙文的儿子孙科，竟也领头以广州市党部执行委员名义，请中央党部制裁“共产党分子之不法行动”。当时的情势，从历史学家的记述中，可略窥端倪：
从1924年春开始，北京、上海、汉口不断出现国民党人检举共产党人“违纪”的事情，后来竟发展成几百人联合署名、共同向国民党中央提交反对共产党“跨党”案，到1924年8月，提案已达二十多件，署名党员达二千余人。
“党统”之争，愈演愈烈。而这恰恰是苏联与国产国际希望看到的，争论愈激烈，分化就愈严重、愈彻底。周佛海在回忆录中说：“鲍罗廷当时告诉我们的策略，最重要的就是把国民党分做左右两派，他把当时国民党中央党部当作左派的机关，把广州市党部，当作右派的机关，使这两级党部暗中互相排挤。” ③广州市党部有孙科、吴铁城、马超俊、黄季陆、伍智梅等人，黄季陆亦承认，广州市党部“一直被左派分子目为是当时的右派在大本营，亦即是反对共产党的一个策划的中心”。许多弹劾共产党的案子，都是在这里酝酿形成的。
5月，国民党监委谢持搞到了一份《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大会议决案及宣言》，内称：“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
这可是“铁证如山”啊！谢持如获至宝，立即约同张继、居正等人，从上海赶赴广州。张继是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加入国民党的介绍人，但现已转变为坚决的排共分子。6月9日，由监察委员会委员邓泽如、张继、谢持等提出弹劾共产党案。但一拿到中执委会第39次会议上，即受到廖仲恺的阻击，指出这也有漏洞，那也有错误，发还重新修改。一直折腾到7月，才正式提交中执会。
弹劾案称，对比“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决议及宣言”，可以认定，李大钊在国民党一全大会上，关于“我们加入本党，是一个一个加入的，不是把一个团体加入的”种种保证，实乃“不忠不德，险诈不信”，“欺蒙本党总理及全国代表”；强调由于共产党的党团作用、秘密行动，彼在暗，我在明，结果是共产党必利用在国民党内担任各级重要职务的机会，为共产党服务。因为，“以跨党之人，同时办理两党同一之事，而其人偏重于固有之党，其结果可以想见。” ③
6月25日。张继和谢持两位监委，一起登门拜访鲍罗廷。这位苏联顾问刚刚从东北回到广州，住在东山一幢幽静的小别墅里（俗称鲍公馆）。每天来这里向鲍罗廷请教党事的党政要人，像走马灯一样。据称，鲍公馆备有两份名单，待遇各有不同，一份为不必通报，可随时求见的客人，另一份则为须先行预约，始能见面的客人。汪精卫、陈公博、廖仲恺皆属前者。
张继和谢持郑重其事地说，我们是以中央监察委员资格和先生谈话。鲍罗廷说，我也以中国国民党训练员资格和你们说话。谈话由孙科担任翻译。
二监委说：“今天我们来谈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党团问题。”
鲍罗廷说：“这个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不要纠缠枝叶。”
二监委说，改组国民党是为了解决组织的大问题，根本在于“是否承认党中有党”。鲍罗廷干脆地回答：“党中分派，是不能免。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实际上不能作党的中心。当然党内发生小团体，有左派右派之分。”共产党是左派。
二监委再问：“先生认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内作党团活动，是合理的吗？”
鲍罗廷回答：“国民党已死，国民党已不成党。只可说有国民党员，不能说有国民党。”他做了一个有力的手势，“加入新分子，像共产党，组织党团，可引起旧党员的竞争心，则党还有复活的希望。”
二监委说：“你用的方法，欲令让国民党复活，其实足以让国民党死亡！使多数小团体在同一范围内相倾轧相竞争，就是致死之道。”
鲍罗廷说：“诚然，可能会致国民党死命，但不希望出现这样的结果。最好左右两派相争，产生一个中央派，作党的中心。”
二监委纠正说：“国民党与共产党只能说是两党，不能说是两派。”
鲍罗廷说：“中国国民党的宗旨最适用，在中国可以应用一百年。假如国民党改为共产党，我也不赞成，只有提皮包离开广州。”
二监委问：“诚如先生所言，在中国实行共产主义，尚须待至一百年之后，共产党既然全体加入国民党，实行国民党革命主义，又何必另挂共产党招牌？”
鲍罗廷回答：“国民党中央干部，还未能组织完好，不能指挥全体党员，又未能对全国最有关系的问题，时时有所主张，所以共产党不能取消自己的组织。国民党依多数决议，可自由驱逐共产党员出党，但不希望这样。”
由于党内纷争激烈，孙文心烦意乱，一气之下，7月11日成立了一个中央政治委员会，掌管重大决策和人事任免权。孙文自任主席，聘鲍罗廷为高等顾问，派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谭平山（后由瞿秋白代）、伍朝枢、邵元冲为委员。这些委员，基本上，都是赞成容共的，至少在目前是中立的。在中执会、监委会之外，另设一个政治委员会，机构上叠床架屋，其用意则彰彰明甚，孙文希望绕过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事。
8月，国民党中执会在广州召开全体会议。因邓泽如、张继、谢持提出了弹劾案，共产党问题，成为重要议题。
排共派不敢公然反对容共政策，便围绕着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党团活动做文章。会议吵吵闹闹开了几天，胡汉民仍持调和态度，他说：“综核现在党内纠纷情形，其实有三派，甲，认为共产派合作有害；乙，认为共产派合作有益；丙，认为共产派跨党无害，但有秘密党团作用则有害。如果能使这个秘密公开，则党团作用自可消除。”他提请大家注意，“共产党和共产党员不同，共产党员为共产党守秘密是当然的。只有本党直接与第三国际从联络方面来协商，彼此才不致误会，无所容其秘密了。”
孙文大发脾气，宣布要开除冯自由出党。他警告说：“如果在全会以后还有同志说不了解我的主义，再无端挑起是非，我们就将采取对冯自由一样的方法来对待他们。” 张继见孙文生气时，两眼发红，久久不退，内心不觉怆然，再也不敢争辩了。
会议通过了《关于要国民党内之共产派问题的决议案》、《关于国民党与国际革命运动之联络问题的决议案》。该议案决定，成立一个国际联络部，和共产国际直接搭线，以解纠纷。鲍罗廷非常欣赏这个提议，还亲自为它取名为“国际联络委员会”。
然而，这个联络部却成了镜子里的猪八戒，里外不是人。国民党认为，连堂堂中央执行委员会都解决不了的纠纷，一个“联络部”，又怎么解决得了？而共产党却觉得好像一个晴天霹雳，从此国民党有了直接干预中共内部事务的渠道。
陈独秀怒不可遏，这是中共还要不要独立与权力的严重问题。陈独秀马上召集中央开会，作出决定，拒绝接受国民党中央全会的决议，坚决抵制鲍罗廷的妥协政策。
国共两党的对立，不仅没有缓和，而且更趋严重、尖锐。陈独秀给维经斯基写信，痛责“鲍罗廷同志上了孙中山等人的圈套”。“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绝对不同意这个（建立联络部）的建议”。孙文的中立态度，目的在于把共产党置于国民党领导之下，或至少使中国共产党对它开放。但由于中共的强烈抵制，这个联络委员会，最后无疾而终。
国民党自称是“唯一的革命政党”，党权高于一切，革命专政就是一党专政。这时的党，岂止建在连上，也建在学校上，建在市上，建在国上。孙文致力于用三民主义去“统一全国人民思想”，等到全国民众都信奉一个主义时，统一中国可矣。他说：“用这个主义去统一全国人民的心理。到了全国人民的心理都被本党统一了，本党自然可以统一全国。”
从1913年中华革命党成立时，以打指模、宣誓形式，确立“革命党必须在唯一领袖之下，绝对服从”为党纪，到国民党改组后，“一切权力属于党”、“用主义去统一全国人民心理”，可以清楚看到，国民党的治国理念，已经从宋教仁时代的英美式政党政治，向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转变。“党治”、“党化”之类的名词，遂在各种报章杂志、大会小会上，万口一谈，大轰大嗡，震耳欲聋。黄埔校军是“党军”，中山大学被称为“党化大学”，广州市甚至有“党市”之称，而这些称号，在当时都代表着无上的光荣。
学者李剑农慨叹：
此后政治中所争的将由“法”的问题变为“党”的问题了；从前是约法无上，此后为党权无上；从前谈法理，此后将谈党纪；从前谈“护法”，此后将谈“护党”；从前争“法统”，此后将争“党统”了。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