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文在世时，出于对他的尊重，共产党在处理两党关系时，有相当程度的克制，处处忍让。现在，巨人已经不在，中共要另起炉灶，不会有太多的顾忌了。
“二七惨案”后，中共的工运领袖，不少转移到上海去了。邓中夏也在上海，作为青年团中央常委，参与筹办上海大学和《劳工周刊》、《中国青年》的编辑工作。他为《中国青年》写稿，每晚从7点半一直写到深夜，一晚上能抽九包大仙女牌香烟，却只用过一根火柴，和纸烟大王李大钊不相上下，在当时的中共党人中，传为趣谈。
上海是中国产业工人的重镇，而广州则是革命中心，这两个城市，都是国共必争之地。在上海执行部担任宣传干事的吴开先（国民党人）回忆说：“北伐以前，（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有两种主要工作，一种是工运，一种是学生运动。”
工运斗得最厉害。当时，共产党的李立三、罗亦农都在上海，主持工运。他们所控制的单位，像商务印书馆、南洋烟草公司、英美烟草公司、联合烟草公司，都是大的单位，工人人数都在五六百以上。我们只能控制些两三百人的小厂，像世界书局、中华书局、大东烟草公司、华盛烟草公司等……大家斗争得很厉害。
而广州方面亦不遑多让。用邹鲁的话来说：“当时所有正式的工会，都在我们（国民党）的势力范围以内；其中最有力量的，就是机械工会。结果大家奋斗得非常厉害。所以那时广州的工会，无日无事，非格斗，即残杀。” 1925年7月广东省政府的一份布告，亦证明当时工人的械斗，已严重影响社会治安。
近日工会因纠纷小故，动辄怀挟枪剑，挑衅寻仇。其或枪杀人命，视同儿戏……本政府秉承党义，固应厉行保护工人利益之政纲，而同时职在保持治安，亦当有指导工人之责任。自后如有挟械斗杀等事，本政府惟有执行法纪，依律严究。
自“二七惨案”以后一度沉寂的工人运动，以1925年2月上海22家日本纱厂、四万余工人的大罢工为标志，大盘全面复苏。
最初围绕工运的两党“斗争”，倒不是互相攻击，而是抢地盘，拉山头，看谁的山头大，谁就能坐庄。广州有上百个各式各样的工会，其中最有势力的是机器工会，从陈炯明时代起，它就在工人中发挥作用了，而且一直受国民党的操控。有一位苏联顾问后来奇怪地说：“这里有一百三十多个各种工会，当地工会运动中心的一个很大错误是，不知怎么从他们视野中滑掉了机器工会，他们没有好好在加入机器工会的企业里做工作。机器工会至今是改良主义工会。” ③
中共以劳动组合书记部名义，准备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遭到上海33个由国民党领导的工人团体的杯葛；武汉、长沙、天津和北方铁路，均有工人团体反对，广东机器工会和广东总工会亦拒绝参加。大会最后改由上海工团联合会作发起人，这是国民党主持的工人团体。
广州虽然不是工业城市，但却是革命中心。1924年，省港两地的工会，多达两百多个，五万工人在会。由于政治空气比较自由，许多重要的工运领袖，也纷纷南下，希望藉着国共合作的良机，在广东另辟蹊径。因此，两次劳动大会，都选择在广州开。
1925年“五一劳动节”当天，十几万工人、农民、学生、军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集会游行。当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登台演讲时，全场红旗招展，呼声震天。“全世界工农兵大联合万岁！” “全世界革命万岁！” “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在雨云密布的广州上空，风雷激荡。场外的人即使听不清口号内容，但依稀可闻“打倒”与“万岁”，混合在一起，其势愈盛，上达苍穹，震人耳聋。这种大规模的群众集会、游行场面，在未来两年内，将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当晚，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和广东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在广州大学的大礼堂里，同时开幕。赤色职工国际、共产国际的代表，都出席了大会。与第一次大会比较，最大的特点是，无政府主义的工会已经销声匿迹了，流氓工会也被拒之门外，“大会中最主要成分，当然是共产党所领导的工会，其次是与国民党有关系的工会，自然还有不少无党派的工会，因此大会之进行，是异常顺利的，几乎未遇到若何意见上的冲突。” 实际上，只剩下国共两党在演对手戏。
第二次劳动大会闭幕不久，工人的情绪，高涨澎湃。早在2月间，沪西的日本纱厂工人，便在国共两党的组织下，发起了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在一片“摇班啦”（意即罢工）的呐喊声中，沪西、沪东22个厂3.5万工人，全部加入罢工。这场大摇班一直持续到5月结束，但工人们刚刚复工，又发生工人领袖顾正红被日本工头开枪打伤的事件。
悲愤的工人用人力车把顾正红送往医院。处于半昏迷状态的顾正红，还喃喃地说：“我不去东洋人的医院……”大队工人跟随车后护送，一路高喊：“东洋人打死人了！” “我们要报仇！”紧跟车后的群众愈来愈多，竟形成了一支几百人的示威队伍。
5月16日下午，顾正红因伤重不治，在医院去世。18日，顾正红遗体，由家属和工会代表运到苏州河北岸的潭子湾广场公祭。会场上挂满了挽联挽幛和各个工会的匾额。祭坛横额写着：“工人先锋”，上联是“先生虽死，精神不死！”下联是“凶手犹在，公理何在？”大批工人、学生、市民前去扶柩拜祭。
5月30日，三千多工人和学生浩浩荡荡开入公共租界，举行反帝大示威。南京路，这个公共租界的心脏地带，现在成了中国民众抗议帝国主义暴行的会场。东一簇，西一簇，到处是学生的演讲队。听众有的热烈拍手，有的和演讲队一齐高呼口号。
从老闸捕房出来的巡捕们拼命驱赶人群，棍棒齐下，但人们誓死不退。巡捕在这边赶，人们就往那边涌；这儿被强行驱散，那儿又重新集结起来。电车铃被淹没在口号声中，电车就像死蛇一样爬不动了。一切车马也都不能蠕动一步，交通断绝了，南京路瘫痪了。
就在这个时候，在巡捕房的甬道口，英国巡捕向示威群众开枪，十几名学生、工人当场毙命，许多人受伤，还有一些人则被抓进了巡捕房。马路上溅满鲜血。但示威的人群还未散去，巡捕房的人已经在用水龙头冲洗街上的血迹了。
惨案发生后，租界工部局立即调集万国义勇队和驻沪外国兵舰水兵，宣布戒严。在浙江路口、老闸捕房、新世界门口架设机关枪、炮车，如临大敌。万国义勇队荷枪实弹，列队而行，遇有形似学生的华人，即盘诘搜身，稍有违抗，便立即拘捕。工部局甚至禁止华人携带任何印刷品，禁止在街上驻足观望，禁止三人以上结合行走。
当时到广州参加第二次劳动大会的代表刚回到上海，正筹备成立上海总工会，把2月以来冒出的大大小小工会统一起来，现在，正好有一个发动工人的题材了。中共一方面在上海号召罢工、罢市、罢课，把反帝运动扩大到社会各阶层，一方面派邓中夏、黄平、杨殷等人奔赴香港，组织工人罢工，声援上海。当时在上海的中共党团人数不超过两百人，在纺织工人只有十几个党员。黄平是广东人，懂粤语和几门外语，在省港之间奔走联络，主要靠他。
5月31日，上海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各工会连夜召开联席大会，决定成立上海总工会。“于是光芒万丈的明星——上海总工会，便于当晚出现了。成立后，第一道命令，便是宣布6月1日上海总罢工。” 学界、商界与工界一致组成上海工商学联合委员会，作为总指挥机关。历史学家咸称，“五卅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建立以来，在没有国际代表直接参与的情况下，由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第一次独立领导的规模宏大的群众革命运动。”
当时广东正忙于平定杨、刘之役，未遑响应。至6月19日，平地一声雷，香港海员、电车和印刷行业，率先发难，发起罢工，各行各业，相继追随。仅15天内，就有25万人，加入了罢工行列。“奴隶们再也忍不住了，一声吆喝，大家抛了工具，拍拍手，端正了帽子，成群结队离开了他们生活所托的香港和沙面了。这就是历史上可资纪念的6月19日。” ③罢工工人纷纷乘坐火车、轮船，从前山、江门、三水河口，返回省城。
省港大罢工爆发了。
罢工委员会君临天下
6月23日，烈日当空。广州各界10万人在东较场集会，声援上海反帝运动和省港大罢工，会后举行反帝示威大游行。当队伍经过沙基时，对岸沙面租界的英、法军队，突然隔河开枪扫射。当场死亡52人，重伤170多人，街道血流成渠。游行队伍秩序大乱，群众争相走避，互相推撞、践踏、堕水者，不计其数。
自鸦片战争以来就郁积于人们内心的怒火，一时喷射而出，再也无法抑制，就像被点燃的火药库，开始猛烈地爆炸燃烧了。加伦的一篇笔记中写道：“广州市民群情激昂，怒火万丈，此时，政府稍有不慎，号召不当，数以十万计的愤怒群众就会以排山倒海之势将沙面活活吞没。”
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紧急商议，决定向领团、使团和各有关国家政府提出抗议；断绝与英、法、葡国的经济关系（即所谓经济绝交）；断绝与沙面的利益与关系，要求交还沙面和赔偿损失；制定防守广州与黄埔的军事计划；不承认一切不平等条约；由全国总工会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作为省港大罢工的指导机构。
7月3日，省港罢工委员会正式成立了。中共党员苏兆征任委员长，邓中夏、廖仲恺受聘为顾问。
这是中共最早的一次政权训练。委员会机构类似政府，作为最高议事机关的工人代表大会，具有绝对无上的权限；在罢工委员会里，财政委员会主财政；法制局主立法；会审处和拘留所（即法庭与监狱）主司法；审计局主审计；工商检验货物处、工商审查仇货委员会主工商管理；筑路委员会主市政建设；工人纠察队主维持治安，身兼警察与军队二职。六部四院，规制俨然。
7月的阳光，照耀着这座沸腾的城市。十几万罢工工人，一下子涌到广州，摩肩接踵，满街满巷。报纸每天头版都是关于他们的消息；街头巷尾、茶楼饭馆、车站码头、城郊四乡，到处是成群结队的工友、旗帜、横幅、标语；从早到晚听到的全是游行集会时的“万岁”声。市民们给他们起了个绰号叫“万岁友”。
尽管罢工工人生活十分艰苦，晚上睡在水泥地上，直到冬天，还是两人合盖一张又薄又短的棉被，每天到罢工医院求诊的工友，络绎不绝，大排长龙，大部分是因为睡在水泥地上而得了脚气病。但他们情绪高昂，毫无怨言，对罢工委员会绝对服从。一想到能够把香港搅成“死港”、“臭港”，使堂堂大英帝国恼火丢脸，让平日欺压他们的资本家蒙受损失，工人们就觉得疏肝爽神。
政府杯葛一切与英国有关的商业活动。所有通往沙面的街道，一律搭起竹棚、加封条封路，严禁出入；工人纠察队封锁了珠江口，东起深圳，西至前山，所有港口，一律由纠察队把守，省港澳交通完全断绝。外国人在广东的一切商业活动，几陷于完全停顿，粤海关7月份的收入，与去年同期相比，下跌三分之二。至此，省港罢工实际上分为两大部，一部为罢工运动，一部为抵制运动。
邓中夏以《香港帝国主义损失一万万余元了！》为题，慷慨陈词，激励罢工工人。他嘱咐《工人之路》的编辑：“以后，每天把英帝国主义损失的钱数，用大号字登在报上，让每个罢工工人都知道。”《工人之路》的文章自豪地宣称：
香港已受大创，行将一蹶不振不可收拾……英国在中国之威名，震动已有两世纪之久，今一旦尽被1925年丧尽无余矣。
省港大罢工并非一般的经济罢工，而是肩负起“反对帝国主义、求得民族解放”这样一个宏大的政治任务。廖仲恺在最后一次向工人发表演讲时说：“这次省港大罢工，不是经济罢工，是政治罢工，是为国家政治上经济上谋独立的运动。罢工如果失败，是全民族全国家的失败；如果罢工胜利，是全民族全国家的胜利。” 这显示出，罢工领导者急于一步登天，对一次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期许过高，赋予了一个它不可能达到的目标。结果，罢工便无限期地拖延下去了。邓中夏说：“我们这次全国一致的政治斗争，敢于与‘雄视一世’、‘骄横一时’的帝国主义相周旋，相角逐。自然我们大家都知道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是要经过旷日持久才能解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