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们没有意识到，旷日持久的罢工，造成经济突然停摆的后果，是任何政府都负荷不了的。香港固然焦头烂额，但国民政府的日子，也不好过，光是每月发给十几万罢工工人的津贴，就是一笔沉重的开支。政府本来就囊空如洗，截留关余和接收粤海关又不成功，唯靠大宗的鸦片税捐，以及微薄的丝捐、印花税和火油捐，聊以度日。工人禁止英货入口，但实际的查禁范围，扩大到对内贸易。一些从广州油仓出货，运往内地销售的煤油，虽然持有政府发出的特税票，也被纠察队查扣。商人们叫苦连天。
有人对全面封锁政策提出怀疑，建议改为“单独对英”，遭到邓中夏的激烈反对，但事实证明，罢工委员会对海外实行全面封锁，其实也是封锁了广东自己。广东的粮食、燃料一向依靠进口，现在全线告急。
政府从7月1日起，向全市征收租捐半月，以援助罢工工人。开始商民们十分踊跃，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但日复一日，月复一月，罢工不知要罢到寅年卯月，市面日益萧条，百物腾贵，商家无法做生意，他们不像罢工工人，可以获得政府资助，他们不开门做生意，一家大小就要“吊煲”。
商人对罢工开始抱怨了，原来在广州茶楼、酒馆墙壁上张贴着“优待罢工工友到本楼饮茶”的标语，现在都扯了下来。“什么封锁？简直是借故勒索！”“罢工工人简直比杨、刘兵士还凶。”这类怨言，在茶楼食肆，窃窃私语。
经济封锁是一把双刃剑，经济一旦崩盘，无论广东还是香港，都不免要“一镬熟”。鲍罗廷认为“单独对英”不失为一个好主意，“把刀转一下，让刀尖只对准香港，对准英帝国主义。”换言之，各国的船和货都可以进来，就是英国船和货不能进。
从8月14日开始，罢工委员会实行“特许证”制，凡不是英国货英国船及经过香港者，可准其直来广州。特许证由罢委会、商务厅、公安局、外交部共同签发。新政策实施后，上海、暹罗、安南的商船，闻风而来，每天有四十多艘抵达广州。
罢委会将“特许证”视为对商界同胞的让步，“体恤商艰，无微不至”，但商人却批评“特许证”手续太繁，手续费太重，呼吁罢委会予以取消。“特许证”制实行了几个月，在商人的抵制之下，无疾而终。罢委会不得不和四大商会（广州总商会、商界联合会、市商会、商民协会）商定善后条例，提倡“工商联合”。
革命，令全城弥漫着一种如痴如醉的狂热气氛，让人联想起法国大革命和义和团。人类历史进程中，重复了无数次的欢乐、悲伤、愤怒与恐惧的残余，那些经历了漫长年代沉积下来的心理残迹，虽然神秘莫测、看不见摸不着，但却像活火山一样，在不同的时间、地点，一次次重新爆发。不是歌德创造了浮士德，而是浮士德创造了歌德。
在铺天盖地、日夜不息的舆论宣传攻势之下，民众已深信罢工就是公意的代表，有着无限的权力，必须无条件地支持与服从。多数人的意志是不容置疑、不容反对的最高准则。支持罢工就是革命，不支持罢工就是反革命。一个普通人，之所以能够挺胸昂首在大街上行走，是因为他服从了公意，迎合了公意。否则，他就是牛鬼蛇神，只能躲在阴沟角落，或被打倒，或夹起尾巴做人。
罢工委员会的权威，有如君临天下，十几万罢工工人，脑子里只有罢委会，不知道还有一个国民政府，或广东政府。罢委会可以处置一切与罢工相关之事，广东政府不得过问。罢委会自订法律，不仅罢工工人要遵守，各界民众也要遵守。
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的组织，与俄国工人苏维埃是相仿佛的。他的特点，即在于代表是依据产业选举出来，以人数为比例，每50人选举一个。是真能够表现有真实意义的“普遍民主主义”的精神……省港罢工委员会俨然有一个小小工人政府的规模……所以我们敢于说罢工委员会是将来中国工人政府之先声。
什么是“真实意义的‘普遍民主主义’的精神”？不是看人多人少，多数人能够随意剥夺少数人的各项权利，乃至生命权利，并不比君主专制更好。政治的好坏，关键在于运用权力的方式、程序和受制约的程度。如果权力不受约束，没有限制，那么，君主专制与多数人专制，在本质上并无区别。任何人握有不可让渡的权力，无论他以人民的名义，或以共和的名字，都将以群首为始，以暴君为终。诚如西哲格特尔所言：“任何一种不受限制、约束的权力，哪怕是人民主权，都可能导致最彻底的专制。”
对于人类社会来说，自由比民主更加重要。简而言之，民主是人人有说“是”的权利，公民有投票选举政府的权利，有参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事务的权利。自由是人人有说“不”的权利，可以投反对票，可以不合作，哪怕我只是少数派，但我的一些特定权利和自由，不会因此遭他人的侵犯。民主与自由，必须有宪政的保护，国家才能达致共和。没有宪政约束的权力，不是倒向暴君专制，就是倒向暴民专制。
对于年轻的共产党来说，省港大罢工是一次机会难得的政权彩排，为日后真正执掌政权，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经验与教训。
香港和海外报纸，攻击罢委会是“第二政府”，一些工人领袖怕国民政府不高兴，也有投鼠忌器的顾虑。其实在省港罢工中，中共已表现出非凡的政治操盘能力。进不了国民政府，就组织工人的政府，在一次群众集会上，邓中夏豪气干云地说：“敌人既然说我们是第二政府，这又有什么了不得呢？应该知道，我们工人阶级，是要有自己的政府的！” ③他的演说赢得了满堂喝彩。
邓中夏说，罢委会除了没有杀人的权力之外，一切权力都有了。现在他们打算把杀人权也夺过来。
在轰动一时的“林和记案件”中，工人逮捕了招收海员复工的“工贼”林和记，“群情激愤，皆曰可杀”，罢委会召集各工会代表共同会审，认为应判处死刑。广东检察厅以“尊重法律，保障人权”和“破坏罢工，罪不至死”为理由，向罢委会提出抗议。罢委会坚决回答：“天赋人权、个人主义之说已不适用于今日。”并以国民党一全大会宣言为依据提出：
该犯林和记承受香港帝国主义之命，招海员返工，直认不讳，证据确凿，即令现行法律在政府未明令修改以前，有神圣不可侵犯之地位，似该犯亦不应享受此项法律之权利，何则？该犯效忠于帝国主义之人也，卖国贼也，按国民党宣言，此辈不得享有此等权利者也。
只要大多数人认定此人是帝国主义走狗，他就不再享受法律的保护了；如何处置他，就已在法律管辖之外了。只要“群情激愤，皆曰可杀”，那他就是该杀的。罢委会指出：
敌国遣人以谋我，不论此人是否华籍或西籍，皆应以敌人视之。如实系情节重大，处以死刑，亦非常时期应有之非常手段也。
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如果发现工贼，由谁负责捉拿？罢委会开会讨论，付诸公决。有人主张由政府负责，“赞成的请举手”。只有几十人举手；另一部分人主张由纠察队负责，付表决时，有一百多人赞成。还有人主张人人都可以捉拿工贼，这个主张深得人心，70%的人举手赞成。最后决定人人都可以捉拿。
工人们的反应，其热烈程度，有如海沸波翻，裂岸决堤。坐车的、乘船的、步行的，全副武装的工人纠察队，瞬间布满了大街小巷、珠江河道，雄赳赳，气昂昂，四出搜查工贼、奸商，没收仇货。罢委会警告，一旦发现有艇家为英国船只和租界偷运人货，“须将全艇用火油烧之”。
有一次，纠察队在白鹅潭发现一艘悬挂英国国旗的快艇，企图驶向一艘英国轮船，立即展开围追堵截，开枪阻击。芳村、西濠口的纠察队，闻报增援包围。经过激烈驳火，快艇终于被迫靠岸，一名偷运劳工去香港的英籍船员被抓。
纠察队把那名船员拷在酷热的太阳下，像晒咸鱼一样，暴晒一通。工人们得意地说：“过去他们不把中国人当人，这回让他们也知道中国人的厉害。”然后，一名审判员和工人升堂，各工会派来的十几名会审委员监审，周围是纠察队员。那名英籍船员要求：“要审，可以让政府来审。”工人拍案而起，大声怒斥：“你要到哪里去？你犯的是破坏罢工罪，就得在这里审问！”
这可真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啊。
上海方面的罢工，一直坚持到8月中旬，由中日双方协商，内外棉纱厂罢工案单独和解，日方答应各厂酌加工资；不得无故开除工人；厂内日人不得携带武器；抚恤顾正红家属一万元；赔偿工人罢工期间损失10万元；处分日方肇事者等条件。8月23日，由上海总工会向日厂工人发出25日一律复工的通告。罢工结束后，在奉系及孙传芳的压迫下，上海总工会被封闭，工会组织瓦解无余。
而省港大罢工则在国共两党及国民政府的支持下，方兴未艾。中英双方立场强硬，港英当局两度召开“公民大会”，呼吁伦敦出兵攻打广州。而罢工工人则在广州安营扎寨，准备长期抗争。
邓中夏曾深刻指出，由于“省港罢工委员会本身的确有独立的政权性质”，它不仅“使广东方面全省工人组织起来，全省农民（94县之中有85县）也组织起来”，因此，省港大罢工，为1920年代的民众运动，创造了一个样板。不久之后，闹得天翻地覆的湖南农民运动，就是省港大罢工的升级版。“所以省港罢工的意义，的确不能以‘罢工’的意义来解释的，因为它超过了‘罢工’的意义以上了。”
人死了，党也分裂了
把国民党分成左、中、右派，是共产国际与苏联定下的策略，目的在于加速国民党的大分化、大改组。但以前孙文是国民党的精神领袖，无论左中右、老中青，对他都尊崇有加。因此，他成了维系党内团结的纽带。
孙文去世，纽带断裂了。平定杨、刘后，国民党内部与国共两党之间的斗争，以廖仲恺被刺案为转折点，迅速全面开花。
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在赴东堤中央党部开会时，突遭凶徒开枪行刺，身中四枪，随即倒在血泊之中。在送往百子路医科学院途中，廖仲恺已经断气了。凶徒被卫兵还击，负伤被捕，还没供出幕后主使便死了，只留下行刺用的大号左轮手枪，成为重要线索。
凶案发生后，胡汉民匆匆赶到许崇智处，商议应付办法。汪精卫也在场，他力主请鲍罗廷来。鲍罗廷来后，立即建议组织特别委员会，专责处理此事。当天下午，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召开紧急联席会议。
蒋介石情绪激动，誓言要“为廖党代表报仇”。鲍罗廷拟定了特别委员会的人选，包括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三人，鲍罗廷为最高顾问，授以政治、军事及警察一切全权，应付危机。中央政治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及国民政府，各派一委员，列席特别委员会会议。这个特别委员会，有一特别之处是，胡汉民被屏诸局外。
革命、反革命、真革命、假革命，这类早已把人耳朵磨出老茧的词汇，再次排山倒海而来，有如龙卷鱼虾并雨落。汪精卫慷慨激昂地说：“所谓障碍，即所指反革命、假革命、不革命等等分子，此等分子，在党内各处都有，而在军队中最多，其为障碍亦最甚。廖仲恺同志日日和这些反革命、假革命、不革命的分子奋斗，其死也亦即死于这些反革命、假革命、不革命者之手。”
然而，在这些铿锵词汇遮掩之下，却是残酷的权力肉搏。
蒋介石在第一次东征之前，仍然藉藉无闻，亦未有佩剑上殿，与闻党国大事的资格，但未及一年，却跻身特别委员会三委员之一，足见这颗政坛新星，凭着党军这一资本，上蹿速度之快，令人刮目相看。
廖仲恺之死，是继孙文去世之后，短短几个月内，国民党又一次陷于“得国常于丧，失国常于丧”的政治危机。各机关刚刚降下半旗，党内已经风声鹤唳了。大家都想借题发挥。汪精卫急于把胡汉民弄掉，以便独享孙文遗产；蒋介石则想把许崇智赶走，把军权从广东人手里夺过来；胡汉民想归罪于共产党，而鲍罗廷则希望对右派来一次大清洗。时任建国潮梅军军长的老同盟会员罗翼群回忆：
特别委员会名义上由汪、许、蒋三人负责，实则汪、蒋合作，许崇智不起作用。且廖案发生后，即有人指粤军将领中亦有人同谋刺廖，使许崇智不得不公开在《悼廖仲恺同志并告国人及本军同志》一文中表示引咎和负责追查。当时广州空气十分紧张，各方面群情疑骇，盼望政府尽速缉凶破案。
据邹鲁说，8月21日，鲍罗廷开了一份名单给特别委员会，指胡汉民、邓泽如、谢持、邹鲁等人，有重大嫌疑，请逮捕审查。“特别委员会看了这个名单，就问鲍罗廷说：‘毫无证据，怎样拿办？’他竟说：‘政治上只问政见同不同，不问证据有没有。’” 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