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征军把惠州重重围住，蒋介石誓要攻克这个岭南雄郡。守将杨坤如是博罗县人，绿林出身，当年粤军援闽时，受陈炯明招抚，成为粤军的貔虎之将。4月，杨坤如向许崇智投降，改编为建国粤军第五军，仍驻惠州。但许崇智下台之后，杨坤如称兵复叛。
杨坤如已抱定与惠州共存亡的决心，将城墙外所有树木，统统砍光烧尽，辟出一片开阔地，城基下插满钢钉、拒马，城墙上灯火通明，光如白昼。守军准备了大量石灰包，城墙一旦崩塌，立即加固；又预存了大量炸药包，用来对付攻城军队。
东征军在惠州城外露宿，乘夜编架浮桥，在飞鹅岭侧小山架设七生五野战炮，在雷峰塔下架设攻城快炮，炮口对准了2400米外的惠州城北门。一位东征军的军人在日记中写道：“飞鹅岭附近，驻兵及万，人马杂乱，几无地容身，我们今天能亲身到阵地，一睹累击不能攻破的惠州坚城，实在高兴，把一切苦痛都忘了，只想为什么还没有攻破呢？”
10月13日，东征军开始发起攻击。大炮和机关枪，一齐怒吼，一刻不停地轰击扫射惠州城北门。猛烈的炮击，持续五个小时。天空被浓烟遮蔽，黯淡无光。城墙被炸开了几个缺口，下午2时，冲锋号吹响了。
由各军士兵自愿组成的冲锋队，每队百人，共计五队，开始向那片“死亡开阔地”，发起轮番冲击。这一场仗打得血肉横飞，尸横遍野，战争的残酷，令人触目惊心。后人凭想象描写战场厮杀的惨烈，终不如现场记录来得真实。在上引的东征日记中，对10月13日的战况，有如下的记载：
自攻城命令下达以后，东征军大炮机关枪声，密如连珠炮，不稍间断，城内敌军，因不敢抬头，以致所发出之枪炮，毫无目标，至12时，东征军的炮火愈激烈，毁去敌人阵地数处，下午2时，北门内无线电台，中一开花弹，火光通天，延烧至3时始熄；蒋总指挥旋下令冲锋，并每名给手榴弹二枚，以为陷敌之用。其登城方法，均用竹梯攀登。该冲锋队进至城基时，城高梯短，陈军麋集一隅，用机关枪向冲锋队扫射。计以炮队掩护，一连冲锋三次，死伤颇多，仍未得手。
时将入暮，刘团长见敌势甚雄，乃大声谓“有主义之兄弟们，不要怕，速从我来！难道我身为团长不怕死，你等反畏惧敌人吗？”当刘团长喊时，离城已经不远，敌人乃以机关枪十余挺，向城下有人声处密集射击，以致刘团长尧宸、谭副营长鹿鸣即于此时相继阵亡，杜冷两营长亦同时受伤，此外该团第一二两营官兵死伤者亦甚多，第七八团虽欲乘夜扒城，但陈军以瓦煲载火油棉衣燃着掷下，将城脚水草烧个光净，扒城军终不能逼近；无已，各团乃在原地停止射击，炮火亦行停放，本日战斗即告结束。
翌日，东征军继续用快炮轰击北门，每五分钟发射一轮，掩护敢死队第二次冲锋。离北门约500米处的山炮，不停发炮，炮声震撼大地，翻起漫天灰土。“新兵怕大炮，老兵怕机关枪”，在大炮狂轰之下，飞鹅岭西南的步枪、机关枪，也一起怒吼，压制着北门城楼的守军阵地。
敢死队的冲锋开始了，每组10人，扛着两丈长的云梯，最前面的队员手执红旗，后面的队员一手挽梯，一手持枪，英勇登城。第一批登上城楼的士兵，向敌人投掷手榴弹，白刃肉搏。一篇发自前线的报道写道：
4时许，城北陈军炮台被毁，陈军无所依据，渐形难支，益以城墙数处被炮弹洞穿，东征军先锋队手持红旗，从缺口拥入，用手榴弹尽毁城上掩护物，陈军不能抵御，纷纷弃械而逃，已而先锋队之持蓝旗者继进，将城门开放，各部队由是鱼贯入城。
所谓持蓝旗者，乃青天白日旗。惠州自宋朝以来，经历过28次攻防战争，未尝破城，有“固若金汤”之誉，这个神话，今日终告破灭。
10月15日，总指挥蒋介石、黄埔军校总教官兼教导第一团团长何应钦、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等人，陆续入城。在祝捷会上，蒋介石说：“孙总理一生的遗恨，被我们东征军洗刷了不少。我们革命军是为革命而死，为党而死，为主义而死，不但本身光荣，连大家都是光荣的。”
周恩来亦作演说：“今天有个特别纪念，就是廖党代表。他是惠州人，他自陈炯明叛变后，即以为惠州是很重要的，应以惠州为革命中心。我们现在把惠州攻下了，庶可慰廖先生在天之灵。”
蒋介石向广州中央党部、国民政府报捷：“惠州夙称天险，有宋以来，从未能破；今为我革命军一鼓攻克，虽由将士奋勇用命，亦我先大元帅在天之灵，有以佑之。”每个士兵犒赏银洋一元，猪肉四两，全体官兵狂欢庆祝。
10月17日，东征军乘胜东进，一路势如破竹。各地农民自愿给军队做向导、挑夫、探子。11月3日，东征军开入汕头，东江各地，遂完全肃清。
李济琛纵队由紫金回师，张发奎的独立旅扩编为第四军第十二师，经广州南进，配合南征军，平定阳江、化州、罗定、高州等地；1926年1月，南征军以张发奎师为第一纵队，从雷州外罗港出发，大举渡海，在琼州铺前港抢滩登陆。各团轻装疾进，仅用一天时间，就廓清琼崖全境；李福林的第五军，也收复了香山县城。
广东全境，已在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覆盖之下。
经过历年战乱的洗礼，四战之地的东江，已是满目疮痍，十室九空。国民党紧随着东征军的步伐，纷纷挂起党部招牌，填补着东江各地的空白点。但真正能起作用的党部，却寥寥无几。许多党部实际上只是一个空壳子，惠阳县党部成立后，几个执行委员“类多资产子弟，性好闲，直少年绅士也，不明了党义，及组织法，平日对党务尤为松懈”。惠州的党部有三个分区部，都没有办公地址，执行委员互不认识，“执行委员有事时，找不到，党员成分十之八九系退伍军人及劣绅无赖，入党时既不填表，自无明白党义，非藉党行势，则藉党为护符”。
这种情形，在东江比比皆是。
鼙鼓未息，党争又起。共产党与国民党的矛盾，在蒋介石嫡系第一军中，非常尖锐。第一军驻潮汕的军官中，有两成是共产党员。以中共和左派为骨干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与以国民党右派为骨干的孙文主义学会，针锋相对，互相攻击，势成水火。
1925年12月，蒋介石在潮州行营召开第一军各政治部职员、各级党代表会议，调和党争。除了各打五十大板外，规定共产党可以跨党加入国民党，国民党也可以跨党加入共产党。
但在实际中，这只是空谈快意，国民党要“混入”共产党，戛戛乎难矣。
中共的两大抓手，对内，在于左右斗争；对外，在于工农运动。周恩来担任东江行政委员，指导惠、潮、梅各属的工作。仅两个月内，林林总总的工会和农会组织，遍地开花。惠属行业工会多达30多个，会员7900人；农会19个，会员2.54万人。几乎每天都有工会、农会成立的“盛大庆典”举行，游行集会成了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会场上，捆绑土豪、劣绅、工贼、走狗、奸细示众，成了必不可少的节目；舞狮的锣鼓声、鞭炮声、口号声，终日不绝于耳，沸反盈天。
成立农会后，农民都拿起了武器，组织自卫军，与地主、民团开战。在东征军未来之前，地主杀农民；东征军来了，农民杀地主。以牙还牙，以血还血。支持地主的军队，捕到农运领袖后，就用最残忍的方法处死。海丰县农会执行委员万维新等六人被军队抓到后，“先将其眼挖出，继断其耳，复断其手，又再剖其腹”，以泄其恨。军队的长官恶狠狠地宣称，要剿农会的十八代。
而农民对地主也决不心慈手软，四出“拘拿反革命”，查抄逆产。白花区的一名与农会为敌的豪绅，被农民设伏捕获，召开群众大会斗争后当场枪毙，并在尸体上插上“这就是恶霸的下场”的标签，曝尸三日。农村阶级矛盾一旦激化，公仇私怨，一起爆发。当年共青团陆丰县特别支部有一份报告称：“农民因急于报复私仇，任意拿人勒索，县农会无实力不能指挥，反动派因此愈趋于团结。”
这是一个混乱无序的年代，激进、狂热、凶悍、杀气腾腾的对抗方式，在城乡蔓延开来。人们往往觉得，无缘无故的暴力是不好的，但有正当理由的暴力，则不仅可以接受，而且是必须的。革命就是一个正当的理由，而反革命也是一个理由。
在东征军所到之处，往往城里是革命的天下，城外是反革命的天下。惠州府县二城，城里驻扎学生军和军队，如堵如常，但城外各乡则匪盗横行，“三五成群，掳人勒索，勒收行水，遍地皆然，因是行人戒途，商旅裹足”。③甚至有些地方，革命政府成立后，“当年军阀杨坤如盘踞惠州时的各种苛捐杂税没有废除，他们照样收”，以致农民又起来抗捐抗税。东征军总政治部留守处的一位共青团员，对现实更有直率的批评：
自革命军肃清陈逆余党之后，惠州已归革命政府统治之下，工人则集中力量以助革命进行而谋民族解放。不料陈逆虽去其政治黑暗依然如故……横征暴敛黑幕重重，较之陈逆，诚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惹起人民之反感，当时员恐惠州人民怀疑革命，政府不为革命助力，遂将惠州政治状况公开运动……
军阀时代，广东由上而下地混乱；革命时代，广东由下而上地混乱。前者是群鹫争食的春秋战国，而后者则已演变成简单的二元对抗社会，斗争的性质，乃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黄埔军校一副最令人震撼的对联，成为这个铁血时代的宣言：“杀尽敌人方罢手，完成革命始回头”。须知当时广东革命政府的敌人，少说也有上千万。革命与反革命，地主与贫苦农民，工人与官僚资本家，军阀与革命党，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非你杀我，即我杀你。四乡八镇，一片腥风血雨。
暗潮汹涌的“无人地带”
1926年元旦前后，东征胜利，右派远遁，真正是朗然红日出东方。国民党左派，进入全盛时代。国民党二全大会即将召开，权力将重新洗牌。对这次大会，中共有很高的许期，早在1925年5月，中央局已经召开研究二全大会的专门会议，对中共的策略，作了全面部署，重点在于继续打击右派势力，扩大左派势力，争取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里的中共人数达到七人。
会议要求国民党的二全大会，一定要争取在广州开，不能移到别处。为此，中共中央在5月成立广东区临时委员会，职权等同中央驻粤全权代表，可以就近便宜行事。而临委成员，也是广东区委成员。两个招牌，一套人马。谭平山、张国焘、高语罕、恽代英、毛泽东、林祖涵、吴玉章、杨匏安、韩麟符、夏曦、于树德，齐集广州，组成党团干事会，摆出了最强的阵容。他们几乎每天都要开会，不是在文明路75号的广东区委、东山寺贝通津50号毛泽东家里，就是在鲍罗廷公馆、东皋大道1号的广东省农民协会。
二全大会的筹备工作，由中共担纲，发号施令，操券而取。二全大会上的各种重要议题，都要先在党团干事会上讨论。二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中共以3 ∶ 2的优势，左右大局，经他们确认的代表，中共党员和国民党左派168人，国民党右派只有45人，其余65人态度中立。比例悬殊，对中共绝对有利。
但鲍罗廷却给陈独秀泼了一盆冷水。他反对中共增加进入国民党中执会的人数。为了不吓跑中间派和不无谓地刺激右派，中执会里的中共人数，至多四人。他不希望给国民党人一个印象，好像孙文一走，中共马上就“乘雷欲上天”。中共现在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忍辱负重，为将来不可避免的斗争，作政治和军事上的准备。
鲍罗廷对自己操控国民党左派，极具把握，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他不怕镇不住汪精卫、蒋介石，反而是怕中共太积极了，会搞乱他的档摊。
9月28日，共产国际给中共发来了指示，劈头一条，就是“共产党不应当要求一定由自己的党员担任国家和军队的一切领导职位”；“它应当竭力广泛吸引不是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员参加负责工作”。
陈独秀非常泄气。但迫于国际的压力，10月份，中共作出决定，除必要时共产党人不再进入国民党领导岗位。
不仅如此，维经斯基还突然要求中共与西山会议派的人士接触，名为“瓦解西山派”，实为缓和关系。12月24日，陈独秀、张国焘、瞿秋白，与和西山派过从甚密的孙科、叶楚伧、邵元冲，在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举行会谈。
